科大衛：每個人的歷史都是一座博物館

缺少文獻，是否能做歷史研究？走進田野，如何觀察研究對象？面向未來，歷史人類學又有怎樣的前景？

2017年4月22日上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舉辦「民間記憶、地方文獻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同時舉行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榮譽講座講授科大衛先生作主題演講，題目為「田野與文獻：從區域史到世界史」。這次演講由華東師大歷史系主任王東教授主持。

科大衛教授正在演講，舉起手機拍照者為劉志偉教授。（吳錚強 攝）

民間文獻與田野考察

科大衛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一門綜合文獻解讀與田野考察的學問。這裡所說的「田野」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政府文書、專業書籍、鄉村廟宇，都可看作「田野」。對於歷史學者而言，主要依靠的材料是文獻，而文獻並不是專為學者而製作的，研究者在分析時，需要了解文獻產生的背景、時人觀感和文獻保存的歷史。文獻本身是層層篩選的結果，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能脫離「田野」去看待文獻，何況有時候研究者甚至很難找到足夠的文獻資料，但這並不意味著研究無法進展，這時需要採用新的觀念去看待文獻。

長期以來，研究者過於注重國家層面的文獻資料，忽視民間文獻。這幾年情況有所好轉，無論是學者還是圖書館，都有意識地搜集民間文獻。隨著技術的發展，觀念的改變，很多珍貴的民間文獻得以發掘，如家書、族譜、地方檔案等，這讓歷史學者很興奮，但興奮之餘也需要有些反思。對於文獻而言，要考慮到歷史學者對文獻的影響，這有點像考古發掘。考古學家把文物挖掘出來後，為了減少對現場的影響，會做詳細的考古調查報告。歷史學者也應如此，搜集了這麼多地方文書，每一份都是獨立的文獻，文獻之間缺少連貫性，這會讓研究變得很零碎，研究者還是需要從整體去把握文獻。

像人類學家那樣做口述歷史

沒有文字材料並非無法研究，即便有文字，寫下的東西也未必成真，就好像教師給學生上課，課上沒講的並不代表沒有傳授，學生筆記上沒有寫的內容，並不意味不需要學習。在這一點上，科大衛希望歷史學者向人類學者借鑒經驗。口述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如今口述歷史在史學界提的比較多，不過對此需要反思。很多訪談者去做口述工作，提個錄音機，請受訪者來口述中心接受採訪。他們總是希望口述者能夠像歷史學者一樣去表達，訪談者只要筆錄即可，這並不是做真正的研究，畢竟受訪者大多沒有受到專業的史學訓練，如何判斷口述的真實性呢？

講到這裡，科大衛舉了個例子。有一次，他去給一位老先生做訪問，開始訪談前，老人家總會先跑到書房，拿出一本書，他告訴科大衛這是學者給他做的記錄，他怕一會做訪談記不住，得核對一下，這樣的訪談自然難以採信。人類學家則不同，他們不做口述歷史，他們直接到研究對象所生活的區域，差不多一有時間就聊天，當然也不是漫談，研究者的學術關切也會有些影響，不過相對來說比較自然，因為並不是帶著找資料的目的進入研究，而是希望能了解一個人、一個群體的思想世界，這其實就是在做「田野」。

科大衛說，他十分仰慕人類學家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er），給他編文集的編輯稱讚蓋爾納，認為他既可以把象牙塔里的學者看作一個族群，到了田野中，也可以把研究的對象看作是學者，在他看來，在田野里的一些小故事，背後說不定有大的學問。人類學者比較關心如何去思考問題，而不是搜集資料。

鄭振滿、趙世瑜等教授在講座現場。澎湃新聞 圖

小故事裡的大學問

面對「他者」的文化，研究者未必就懂很多。科大衛認為，應該學會傾聽研究對象的聲音，要看對方怎麼看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問題，研究者要思考自己能否和對方形成一個對話，進入對方的思維世界中去。他舉了幾個小故事，來佐證這一觀點。

在科大衛看來，人們主要通過聯想相關事物來將不同的記憶碎片拼合起來。比如在鄉村的刻印本里記載村民唱歌，會發現裡面的歌詞很有意思。有四季變化、家庭狀況、道德觀點等，甚至會唱到公雞、魚。這些都是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比較容易聯想記憶，雖然有些零碎，但很鮮活。他們可能對歷史書上寫的大事件並不感興趣，而對生命中的重要節點，如結婚、生孩子、長輩過世等，會記得比較清楚。

若干年前，科大衛去考察台灣宜蘭縣原住民中的噶馬蘭人。由於語言不通，訪問時請當地的牧師推薦適合訪問的研究對象，牧師每次都會推薦三位老人，一位已經過世，一位在醫院裡，另一位是健談的老太太。顯然，最後只能採訪最後那位老婆婆。她之前接待過不少學者，這讓科大衛比較困惑，他希望能找尋到一些和別人不同的研究線索。帶著好奇心，他走進老人家中，和他們家人一起吃飯。有意思的是，他發現老人並不和晚輩共飯，晚輩告訴科大衛，因為老人不會用筷子。這讓科大衛很感興趣，後來發現是因為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為了達到所謂「文明開化」的效果，教育原住民使用筷子，年輕人學得很快，而老輩仍保留著用手吃飯的習慣。如果不是家人親口所說，研究者很難想像一雙筷子居然能分化一個家庭的文化。

禮儀文化也是科大衛長期關注的領域。他發現在很多地方，禮儀文化雖然隨著歷史發展有所改變，但還是保留了不少以前的傳統。這些禮儀常在宗教場合上出現，因為儀式需要由特別的人來執行。有意思的是，有時候即便是在同一場合，禮儀之間也會有些差異，甚至截然相反。科大衛舉了香港新界的例子。他看到當地人一方面請道士做法事，但對他們所說的話並不了解。有一次他們掛出張天師的像，上面畫的是張天師坐在老虎上，問那些村民，他們說是武松打虎。另一方面，他們會祭拜自己本土的神。兩種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如何交集在一起的，這就很耐人尋味。

小故事裡有大學問，在科大衛看來，每個人的歷史都是一個博物館，對於研究者而言，當他們走進這些博物館參觀時，是否感受到更豐富的圖景，走出之後有沒有從材料中挖掘出新的問題，這個值得青年學者思考。畢竟材料是讀不完的，怎麼利用材料，提出問題，才更為關鍵。

聽講座的老師和學生。澎湃新聞 圖

展望未來的歷史人類學

作為長期耕耘在歷史人類學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科大衛在該領域有著突出的貢獻，其所帶領的學術團隊與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山西大學等高校有著密切的合作，以區域社會研究享譽學界。科大衛一直關注著歷史人類學的發展動態，在講座中，他回顧了學界已有的一些研究，並對未來的學科發展進行了展望。

科大衛認為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受益於學界的一些思想資源，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宋明理學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可以了解自宋以降的觀念變化，比如從朱熹後開始出現的拜祖先傳統。當然他們的研究也有不足，以往的的研究多在思想史領域進行開拓，注重文本中的觀念，這只是一方面。思想上所浮現的東西，需要在社會的積澱中成為一種傳統，而這也存在著時空變化的差異。比如朱熹的理學思想，在珠江三角洲可能就體現得不太明顯。二是宗教中的儀式研究，尤其是道教。在實際的田野考察中會發現，鄉村保留下了一些古老的廟宇儀式、祭神傳統，它們因時而變，從中可以反映出社會的變化。道教材料並不好讀，需要借鑒有關研究才能懂得宗教儀式的運作機制。三是制度史研究。研究地方社會的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輩學者在這一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在他們的影響下，學界開始關注制度在地方社會的運作，社會史也得以蓬勃發展。此外，中國的歷史人類學還借鑒了弗里德曼、華德英等人類學家的成果，對宗族、族譜進行理論和實踐研究。學界的這些思想資源，為歷史人類學的實踐提供了很多啟發。

具體到區域研究，並非要求每個地方都要做地方史，而是要以區域的眼光去看待。科大衛認為，地方社會研究的基本單位是區域，應該要做到不同區域之間的比較，最終要回到「中國社會是怎麼形成」的問題。那麼接下來的研究該怎麼做？科大衛在講座中提供了他的參考意見。一是關注家庭的歷史。家庭是一種親密的人際關係，在傳統社會的大家庭格局下，人們可以共同居住，享有共同的家庭財富，但具體到一個家庭內部是如何居住，如何使用財富，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缺乏。二是關注商業的歷史。很少有人會去研究清朝的會計，這些會計處理賬簿會面臨怎樣的狀況，他們所記錄的數據對於當時的社會系統而言有沒有意義，這些內容值得思考。三是做好口述材料的及時整理。口述的一個問題在於，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當事人或離世，或因年紀而不便口述，這都是令人遺憾的事。目前是做1950年代口述材料的好機會，需要有研究者去保留、記錄這代人的歷史材料。

演講尾聲，科大衛就歷史人類學與世界史研究的關係做了闡述。他認為，中國的歷史人類學應該做立足於中國史研究的世界史。這要求學者既要有本土學術傳統的繼承，也要有開放的世界學術眼光。科大衛認為，這種世界史應該是有創造性的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材料整理。歷史學中簡單的數目字研究，容易讓史料淹沒在各種圖表之中，形成一種假象，這在研究中需要避免。（文/俞詩逸）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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