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死刑：最後的呼吸，最後的瞬間

在俄亥俄州盧卡斯維爾的南俄亥俄監獄內的觀察室，對面就是行刑室。查爾斯·E·庫爾森就是在這個觀察室內目睹兩名男子被處決。Caroline Groussai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阿肯色州瓦納——他們通常沉默地進來，也幾乎總是那樣離開。

在一個對犯罪、刑罰，以及政府是否該取人性命的問題上產生重大分歧的國家，死刑處在一個至關重要而又存在衝突的位置。然而，對於這樣一個耗時漫長而又十分公開的法律程序，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見證了這個國家的行刑室內發生了什麼。

這些見證人傾聽一名死刑犯最後所說的話，看到一個人最後的呼吸。然後他們散去——通常消失在夜色里。在回顧他們觀看某人死亡那幾分鐘內的情緒時，每個人的反應各不相同。

最新被處決的犯人是萊德爾·李(Ledell Lee)，他上周四晚死於阿肯色州東南部的卡明斯監獄(Cummins Unit)。至本周五早上，該州希望能處死另外三名男子。

在單獨接受電話採訪時，五個曾經目擊行刑過程的人——有些是在幾年前，其中一人是在最近萊德爾·李被處決時——回想了自己當時看到的景象，思考這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

訪談內容經過了刪減與編輯。

查爾斯·E·庫爾森(Charles E. Coulson)

作為俄亥俄州萊克縣檢察官，觀看了兩次行刑。

這兩次，我都是被家屬要求到場。受害者權益維護者會在前一天晚上找地方坐下來，你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他們會一步步地講述將會發生什麼。他們會畫示意圖，讓你看行刑室在什麼地方，被告會在哪兒，被告的家人待在什麼地方。

你是隔著玻璃觀看，然後程序就開始了。

他們有機會講自己的遺言，我當時覺得有些厭惡，因為對造成了如此大痛苦與磨難的人來說，這些是十分自私自利、自命不凡的聲明。

我們就在那裡等著信號；有一次，是以監獄長碰碰自己的眼鏡為信號。你的目光注視著鐘錶，但你主要是在看被告，看他是否還有呼吸。現場非常安靜、有禮。

這兩個都是惡人，對他們的處決一點也不會讓我感到困擾。我認為他們罪有應得。不太去考慮。這事已經過去了。而且應該如此。我真的不太想這事。

蓋爾·加迪(Gayle Gaddis)

被謀殺的休斯頓警察蓋伊·P·加迪(Guy P. Gaddis)的母親

蓋爾·加迪在她位於德克薩斯州皮爾蘭的家裡，上方是她的兒子蓋伊·P·加迪的紀念牌匾，後者是一名警察，在1994年被謀殺。Michael Stravat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想確定這件事真的有了了結，這是我過去的原因。

在行刑之前，我們待在一個沒有鐘錶的房間。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在他們確保他沒有得到緩刑時，我們在那裡等著，似乎等了有幾個小時。我們只覺得難受極了。

然後監獄長進來說，「好消息：沒有緩刑，他會上路」，或諸如此類的話。

我走進房間，看到他被綁在輪床上。然我就看不下去了。他們給了我一把椅子，我把它轉向了另一邊。我的一個兒子在拿肘部撞玻璃。另一個問他為什麼那樣。他說，「我想讓他看著我。」

他的名字叫埃德加·塔馬約(Edgar Tamayo)，他不願看、說話或做任何事。我當時期待他能說聲「對不起」，但他連看也不願看我們。

珍妮弗·加西亞(Jennifer Garcia)

菲尼克斯助理聯邦辯護律師，目睹過一場處決過程

上周五，珍妮弗·加西亞在菲尼克斯的聯邦公設辯護律師辦公室，旁邊的牆上掛著一位前死刑犯人的畫作。Deanna Alejandra Den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是我的委託人，名叫理查德·斯托克利(Richard Stokley)，在2012年12月被處死。

我們的委託人往往沒什麼人可以依靠，也沒人為他們抗爭。一旦我們接手一個案件，通常就會一直跟著，直到最後。

我們之所以去看，是因為他請求我們去。如果他需要安慰，會看到我們中有人對他微笑。

等到了那裡，走進觀察室的時候，我感覺非常累，而且情緒有點激動，不過我知道，為了他，我必須冷靜下來，我必須確保他能好好走完這個過程。

行刑過程本身非常不真實。我甚至無法形容，看著人們小心翼翼地為殺死你的委託人做準備，有多麼不可思議。斯托克利的情況是，他們在他身上找不到一條可以進行靜脈注射的血管。我們在那裡坐了好久，看著他們從他的手開始，試遍全身，試圖找到一根可以扎針的靜脈。我一直在努力保持鎮靜，因為我不想讓他看我，不想讓他看到我在難過或哭泣。但看著有人對你的委託人做那樣的事，自己卻又無能為力，真是不好過。

馬里內·格利紹維奇(Marine Glisovic)

阿肯色州小石城KATV電視台記者，上周四萊德爾·李行刑過程的媒體見證人

上周六，阿肯色州小石城電視台記者馬里內·格利紹維奇在KATV電視台的新聞演播室內。Jacob Sla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走進去，所有的椅子都在你的左側。布置得幾乎像一個迷你電影院。我們走到前排，因為那裡有三個座位是留給我們的。四扇玻璃窗前掛著黑色的窗帘。

他們拉開窗帘，犯人已經躺在裡面，兩隻胳膊上都插著針管。他在我們面前平躺著，整個過程都直視著上方。窗帘拉開的時候，他們把我們所在的觀察室的燈熄滅了，所以唯一亮著的地方就是行刑室。

行刑過程中，現場很安靜。沒有人說話。場面十分平淡，也都沒什麼情緒。你甚至可以說像在觀看某人被催眠。

然後我們坐一個半小時車回家。我進入小石城，在車站停下，鑽進我的車。直到那天晚上到達朋友家裡，跳出記者思維，我才猛然意識到那是個人。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描述它對我的衝擊。

卡羅爾·L·皮克特牧師(The Rev. Carroll L. Pickett)

在德克薩斯州擔任監獄牧師期間，他目睹了95次處決

卡羅爾·L·皮克特牧師在他位於德克薩斯州克爾維爾的家裡。Ilana Panich-Lins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一次，我們連著三個晚上都有處決。他們早上過來，我們連著三個晚上進行三場處決。讓人們承受這樣的事是很可怕的。

我曾經看到一名記者昏倒。他身高近2米。我當時是在行刑室里，但那裡有一面鏡子，我可以看到他在後排就那麼暈了過去。大家不能帶他出去，因為法律規定在處決程序結束前不能開門。

這是人們意識不到的後果之一。家屬的身體會出現狀況。見證人會出現狀況。我身邊一些整天和他們待在一起的警衛也會出現不適。監獄長作出調整，使我每天都會和同一批人一起工作，這些人最終也出現了人們所說的精神崩潰，我覺得這糟透了——看到一些很棒的上尉和中尉離開這個體系，就因為他們無法執行處決。它會影響所有人，不是以這種方式，就是以那種方式。

作者：ALAN BLINDER, MANNY FERNANDEZ

翻譯：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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