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談閱讀：與時代保持距離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

洪子誠談閱讀：與時代保持距離感

文 | 劉明暉

（財新實習記者）

2017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攜新書《文學的閱讀》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到場一同展開對談。

該書為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系列的最新一本。關於該叢書，學者袁行霈曾作序道：「『大家小書』，是一個很俏皮的名稱。此所謂『大家』，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二、書是寫給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讀物。所謂『小書』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顯得小一些罷了。若論學術性則不但不輕，有些倒是相當重。」

洪子誠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多年，著有《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我的閱讀史》。此次新書收錄了《我的閱讀史》中的部分文章，並增加了不少新篇目，內容既包括對小說的閱讀，例如關於巴金、契訶夫、《鼠疫》的閱讀經驗；也包括對新詩的閱讀，例如品評北島、牛漢、商禽、張棗、許世旭、紀弦、梁秉鈞等人的詩歌。

《文學的閱讀》

洪子誠 著

北京出版社

2017-5

你應該邊走邊看

洪子誠認為：「個人閱讀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閱讀條件和品位會發生改變，即使是讀同一本書，生活境遇和個體情緒的變化也會引發不同的感悟。正如在《我的巴金閱讀史》中，他將自己對巴金作品的體悟分為三個階段：遭遇式-引導式-職業式。上世紀50年代初，洪子誠初讀巴金的《家》，深受震撼與感動；到1958年底，因參加批判巴金作品的討論小組，而集中閱讀巴金的作品；再到80年代，因文學研究的需要重讀巴金後，對其文人英雄的角色定位。不同的閱讀經驗，不僅體現出洪子誠個人生活的變化，也反映出社會歷史的某些剖面。

作為中文系教授，洪子誠認為，閱讀不僅是職業需求，更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分享了最近的讀書心得，談到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大島寺信輔的半生》時說：「大島寺的一個特點是，他想了解人生，但是他不凝視街頭的行人，而是從書中了解他們的愛情、正誤與虛榮心。而我對社會生活有種畏懼感，跟外界接觸比較少，比他更封閉。所以書本跟文學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想像空間。」

但同時他也對此有所反思。他認為，書本雖然能給予人心靈慰藉，但如果長期生活在書本中，缺少勇氣和慾望，人很容易越來越封閉，與社會生活相隔絕。正如法國作家紀德的詩：「在書本中讀到海灘上的沙土是輕柔的，這對我是不夠的；我願我赤裸的雙足印在上面……任何未經感覺的認識對我都是無用的。」因此，洪子誠認為，書本的重要性在於教會我們觀看世界的熱情和方法，啟發我們對自己及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產生興趣。「你應該邊走邊看，但你不應在任何地點停留下來。讓重要性在你自己的目光中，而並非在你所看到的事物上。」

4月23日，洪子誠與戴錦華針對《文學的閱讀》展開對談。

近年來，電子閱讀發展迅猛。亞馬遜2017全民閱讀報告顯示，電子書閱讀的普及率呈上升趨勢，青年受訪者過去一年的閱讀中電子書內容佔比超過一半。面對這種趨勢，戴錦華提出了對紙質圖書發展前景的疑問。對此，洪子誠引用了德國作家黑塞在50年代講過的一句話作為回答：「我們跟書建立的關係，不僅是跟內容的關係，而且是跟特定的書本的關係。」他在新書中提到，上世紀80年代初，他第一次讀加繆的《鼠疫》，用的是顧方濟和徐志仁翻譯、上海譯文社1980年出版的單行本。當時讀完，感動落淚。但後來再讀其他版本時，卻完全找不回當時80年代的感覺。在洪子誠看來，人跟書的關係是很奇妙的，因為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會和書本發生很多聯繫。特定的版本、特定的紙張、以及留下的劃痕和批註，都會讓書充滿個性化的印記，成為最獨特的一本。

不為「代」所囿

戴錦華從學者的角度提出，洪子誠奠定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方法，「使作為外部研究的文學機構進入到文學內部研究的視野當中來，成為闡釋文本、人物、文學基本特徵的重要討論方式。」相較於修辭、象徵等文學內部研究，洪子誠更加關注歷史背景、文學制度等社會因素對文學作品的影響。例如，在新書《讀：「倖存者」的證言》一文中，他強調了《鼠疫》不論是內在的邏輯，還是敘述的形態，都突出了「歷史見證」的特徵。他將《鼠疫》與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作對比，認為二者都是「歷史創傷的證言」，只是在作家（敘述者）的自我意識和敘述關注點等方面有所不同。

雖然洪子誠的學術研究重視文學與時代背景的關係，但他本身與時代則始終保持著距離。學者趙園評價洪子誠的學術具有不為「代」所囿的品質，他堅硬的性情使其能夠與所生活的時代保持距離感。對此，洪子誠認為這並非出於對人生理念的主觀堅持，他更願意將其表述為個人性格的原因。「我一直很想積極地表現自己，和大家打成一片，但似乎總不成功。這是我苦惱了很久的事情。」這種性格導致他與事物之間始終存在著不自覺的距離感，從而展現出猶豫、懷疑的態度。他一度想努力改變這種性格，卻在學術工作中發現這種距離感是必要的，才開始有意識地和時代保持距離。

作者洪子誠

戴錦華指出這正是她尊敬洪子誠的原因。「有多少人在那個時代（60、70年代）是弄潮兒，但是他們今天把自己描述為對抗那個時代主流的『先知先覺』。洪老師始終沒有這樣。他告訴我們，他想進入，想跟上，但是他做不到，他不能。在這樣的自我描述中，在洪老師的學術研究中，我學習如何面對歷史，如何面對歷史中的我們自己。」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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