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80後基層女法醫：從未對孩子隱瞞我的職業

國際在線消息（記者 沈湜）：法醫者，為生者權，為死者言，是行走在生與死的邊緣，與亡魂交流的行者，也有人說他們是「生與死之間的語言翻譯者，冰冷而溫暖的亡魂代言人」，但是他們卻以強大的職業信念與專業素養讓「法醫」這個稱謂代表著光明正義，充滿著溫度。

張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一名擁有11年工作經驗的80後基層女法醫。她說：「我對法醫最初的認識源於一部名為《鑒證實錄》的港劇。」

張田進行工作前的準備。

張田從小就有一個醫生夢，她說：「小時候對醫生，尤其是軍醫特別感興趣，直到看到了《鑒證實錄》這部港劇，才意識到還有這樣一種職業，既和醫生有關，又這麼刺激，符合我的個性。」1999年，北京並沒有招收法醫的本科院校，高考報志願時張田毅然選擇了兩千公里外的華西醫科大學。起初張田的父母十分反對女兒的這個決定。最後，張田妥協，但仍將第二志願填報了法醫專業。分數出來後，張田和第一志願失之交臂，「分數出來的時候，我以為會落榜，沒想到的是，我竟然被第二志願錄取了！」張田所就讀的法醫專業有40多人，女生只有10人。畢業時，大多數同學選擇做醫生，而張田回到北京，成為北京市警察局房山分局的一名基層法醫。

張田進行工作前準備，檢查的時候需要帶兩幅手套，一層塑料手套，一層橡膠手套。戴手套不僅是保護自己同時也是保護證物。

張田和同事一起將待檢物從庫中取出。

張田和同事進行工作前準備，一般一次屍檢需要四個人同時進行，兩個操作員，一個人進行拍照，一個人記錄。

或許在外人眼中，每一次解剖都該是驚心動魄，張田說：「其實我們法醫和醫院病理科很像，可能是民眾覺得我們更神秘吧。」

法醫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情況就是很難查出死亡原因，張田的表情變得認真嚴肅起來，「這個時候法醫就需要逐一地排除致死原因，必要時還會請教專家進行會診推論。身為法醫，不論是自殺還是他殺，我們都需要給死亡一個結論」。

張田準備屍檢所需的工具。心血針，屍表檢驗時都會用心血針抽取心血。

張田在基層法醫的崗位上摸爬滾打已經有11個年頭，協助破案百餘起。接觸的案子多了，也並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 2011年，一名來京打工的貴州男子因肝病惡化自殺。外地來京人員非正常死亡，必須經過法醫鑒定，開具死亡證明。張田排除他殺後，在開具死亡證明時，死者的妻子卻付不起200元的屍體存放費用，「她是一個非常瘦小的女人，除了死者欠下的1000多元的醫藥費，還有兩個孩子」，死者妻子無法安葬亡夫的焦急與對以後生活的擔憂，張田都看在眼裡。為此，她緊急請示了領導，為這個已經破碎的家庭申請減免這筆費用，「因為他們（死者家屬和孩子）總要開始新生活」，張田的語氣里有著不容置疑的責任感。

屍檢時所用的工具。

工作結束後，張田進行記錄。

在這11年的法醫生涯中，只有一例是自己無法進行下去的檢驗，「那是我身為母親的軟肋」，張田的聲音變得輕而低。「大約是5、6年前的一個夏天，非正常死亡現場」，張田輕輕地說：「死者是一個1歲多的孩子，我到達現場的時候，看到他正躺在父親做的一口小棺材裡」。根據死者的母親陳述，事發時她去院外的廁所方便，順手把孩子放在廁所門口。本以為孩子不會亂走，沒想到，就這一會兒的功夫，孩子自己爬到廁所旁的水渠，跌落下去，溺亡。

為了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張田和同事把孩子的屍體帶回分局檢驗。看著小小的屍體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特別安詳，就好像睡著了一樣。因為當時我的孩子也才3歲，那種揪心的悲傷難以抑制」，張田抽了抽有點發紅的鼻子，「我把解剖刀舉起來，又放下。我不忍心動他，下不去手」，直到最後，她也無法進行屍體檢驗，後來的工作是由張田的同事代為完成的。

經歷了這起嬰幼兒意外死亡的事件後，張田發現自己在工作中的軟肋就是作為母親的憐憫與心軟，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自我心理建設，「我反覆提醒自己，在檢驗工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法醫，不是一個母親」，當再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時，她逼著自己，硬頂著將屍檢完成，查出真實死因，這樣才能告慰死者，也往往是死者家屬最大的心愿。

張田嫻熟地把CT片卡在燈箱上，查看每一處影像。

法醫不僅僅是跟屍體打交道。遇到鬥毆糾紛等情況時，也需要法醫驗傷來給量刑提供依據。「說的通俗一點，我們做驗傷時是只管看不管治，我們會告訴一些傷者需要注意的情況，一旦有情況出現要及時就醫。」張田說。張田每年要接待3000多例驗傷或者傷殘鑒定。

如今張田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兒子9歲、小兒子1歲多，而對於自己的職業，她從未對孩子有過隱瞞。在孩子眼中，母親的法醫職業無比神聖和重要。

張田陪兒子練琴。

9歲的大兒子剛通過了鋼琴考級，張田希望他長大後能去學醫，最後繼承自己的衣缽。

網路劇《法醫秦明》的熱播，將一直以來頗為特殊的職業群體「法醫」帶到了公眾面前，可現實生活中的法醫並沒有那麼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