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踐，究竟是舉賢納才還是陰險狡詐？

最近陳老師在研究《史記》與《資治通鑒》中越王勾踐形象的比較。

《史記》與《資治通鑒》均為我國史學巨著，二書內容方面均系統記載了耳熟能詳的一個個歷史人物，其中勾踐即是眾多史學人物中備受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史記》及《資治通鑒》兩書中，作者均不吝筆墨的對勾踐人物形象予以了描述，從勾踐復國滅吳的歷史大事記著眼，凸顯了勾踐禮賢下士、忍辱負重、發憤圖強的人物形象個性，為當時留下了一個楷模式的勾踐形象。

從《資治通鑒》、《史記》中針對越王勾踐這一人物形象的描寫來講，雖然司馬遷、司馬光二人都曾對勾踐人物給予了史料描述，但是二人出發點卻存在不同，司馬遷著重通過勾踐這一人物跌宕起伏的興旺變化及內心世界分析，還原了一個血肉飽滿的勾踐形象；而司馬光則側重從讀史明鑒角度，希望通過對勾踐這一人物的史實為出發點，探討其可鑒之處，所以二人不同寫作出發點也相應造成了勾踐形象描寫層面的差異性。

《史記》與《資治通鑒》都描述了勾踐聚賢納才形象

從越王勾踐的史學形象來講，其原本並非是一個知人善用、聚賢納才的君主，而是在經歷了會稽山兵敗之後，方才領會到賢良之臣諫言的價值，因此後續的治國過程中，遭遇敵動風波時即徵詢麾下謀臣建議。譬如，應文種之意向吳國求和，暫緩滅國之危；《資治通鑒》中即描繪了此君臣共謀之景：「執其手而與之謀」，體現了勾踐對士大夫文種意見的虛心接受；除此之外，為了實現征伐吳國的願景，勾踐還做了眾多準備，也屢屢接受謀臣范蠡諫言，如《資治通鑒》中對勾踐同范蠡二人謀劃攻吳最佳時機的描寫：「吳，何時攻之，為宜？」，蠡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言下之意即伐吳時機已到，可予實施，勾踐遵循文種之意，飼時而動，詢范蠡之略，強勢出擊，最終實現了復國雪恥之願景。

且《資治通鑒》中針對越王勾踐選賢任能情景的描寫，直白的藉以一語蔽之：「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揭示了勾踐為復國伐吳，而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心境。但初歸故地七年，勾踐兵力並不強盛，因此求問眾人後，得出了靜待時機，等吳妄自尊大時一舉攻克；而後伍子胥被吳王處死，勾踐攻吳之心又起，詢問范蠡遭否；而多次詢問下臣，被拒絕後，耐心等待，在匯聚眾臣意見後一舉攻克吳國，也凸顯了勾踐對於賢能意見的接納，為自身復仇提供了機會，刻畫了勾踐的虛心形象。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則描繪了則予以描寫了勾踐得吳王夫差赦免歸國之後，禮遇賢良、厚待賓客的情景，「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同時也對勾踐欲任用范蠡治國政，但范蠡對勾踐舉薦了文種：「兵甲之事，種不如蠡，填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最終在文種、范蠡合力輔助下共謀大業，此過程中，越王勾踐體現出了一種屈尊降貴、禮賢下士的良好形象。另外，《史記》中還描繪了攻伐吳國階段，勾踐善於聽取諫言、知人善任的形象，虛心向楚國大夫包胥徵詢伐吳獲勝所需條件，並向多位謀士問詢伐吳計策的情景，通告全國範圍徵詢能人意見；而范蠡借陰陽直到闡述了制敵之策，眾多謀略、權術要求下，勾踐逐一應允，最後在夫差主盟黃池會時機，圍攻吳國、夫差自殺，勾踐一雪前恥，此即體現了勾踐在任賢納良方面的素養。

《史記》凸顯了勾踐的陰險狡詐形象

2. 從《史記》與《資治通鑒》中對勾踐人物形象描寫的另一大差別，便是勾踐陰險狡詐形象描寫上存在的差異。很多人都曉得勾踐的忍辱負重，復國雪恥之事，但卻對其稱霸諸侯國後暴露出的政治狡詐、權謀形象缺乏了解。而這也是《資治通鑒》中未曾提及的內容，在《資治通鑒》中僅描繪了勾踐招賢禮才、富強越國的人物形象，卻未對伐吳不可缺少的謀士范蠡、文種結局進行深入描述。

在《史記》、《資治通鑒》中，均肯定了文種、范蠡對勾踐復仇雪恥的輔助作用，文種勸制過早伐吳，數次獻計勾踐，為勾踐贏得了十年生聚的機會，竭力幫勾踐雪了兵敗恥辱，但復仇大業完成後，勾踐卻聽信讒言，逼文種自殺，政治家面目全然凸顯。《史記·范蠡傳》中，曾描述范蠡身退後寫給文種的信：「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子何不去」。由此不難看出，范蠡出走非淡泊名利，而是為躲避災禍，而後文種稱病還鄉，卻被勾踐賜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文種勵志輔佐勾踐，最終卻落得兔死狗烹的結局，直觀證實了范蠡的選擇正確性，也體現了勾踐的陰狠毒辣，雖了解文種的赤誠忠心，但出於功高蓋主顧忌，因此不容於他。所以《史記》描述的勾踐，即存在著君王賢德面，也有暴虐殘忍面，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直觀體現，符合了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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