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復興，有兩種啟蒙

十年前，劉軍寧先生的文章，引發「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嗎」的大討論。本文應《南方周末》的約稿而寫。但因觸及對宗教復興的討論，未獲審查。十年後，讓我們繼續發問，中國需要一場宗教改革嗎？

人性的張揚一直被意識形態化

劉軍寧先生在學術上是我的啟蒙者和恩師。但這場「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的討論中，我站在比秋風更保守的一側。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好像逐漸形成了時代的粗淺共識。但具體的分歧卻一直難以得到深入討論。十年前劉先生寫作《保守主義》，知識界議論紛紛，好像他錯把杭州當汴州。現在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樣。朱學勤先生很早之前，區別了英國與法國兩種革命，但自由、民主、啟蒙，契約這些觀念，在英美和歐陸的不同走向之間，也一直難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場堅定的辨析。

劉先生說，「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後半句在政治學和憲政轉型的範圍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在一切世俗的共同體中，在一切涉及強制性權力的場合，個體都必須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呼喚「個體為尊」，就是呼喚一種守望個人權利的、強權最小化的人類共同體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轉變如此艱難，因此文化（文藝），就成了人捍衛和張揚個體尊嚴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個人價值在中國的被發現，也是先從審美開始的，這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也很相似。於是文藝中的人性張揚，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識形態化了。政治上的「個體為尊」越困難，審美上的「個體為尊」就越泛濫，也越意識形態化，甚至走向撒嬌化。就像奧威爾在《1984》中說，「每一次做愛，都是對專制的一次反抗」。這時，文藝的復興就被過度的神聖化了，審美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會提出「以美學代替宗教」。崔衛平也舉布羅茨基的例子，標榜這種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審美的價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後就被偽宗教化。最後人們不得不把他們的精神世界交給那些任性的詩人和畫家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卻傲慢的宣稱，「藝術就是我的信仰」。於是我們對人性的考量，變得既熱情又單一。道德的價值不斷被藐視，甚至被怨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圖景被拋棄。

為了反抗專制，人類幾乎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後幾百年來，我們好像一直在啟蒙，其實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當馬丁·路德·金說，「我有一個夢想」，那個夢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審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國走到這樣一個關頭，當知識分子們呼喚「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式的文藝復興，看起來是青春少年的熱情，其實仍然是一份降書。克爾凱郭爾說人生有三種境界，「審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這一呼喚卻公開的宣稱，個體之上沒有人類，文化之上沒有信仰。

不錯，原子式的個體本位，的確最大化地消磨了國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時消磨了歷史的意義。歷史沒有意義，道德也就沒有意義。荒謬的是在一個相對主義的世界，人卻要把自己絕對起來。個體的絕對化，意味著無善無惡、「天地不仁」。這就是各種權威主義之所以對自由主義不滿的原因。儘管在世俗的層面，個人與國家如此針鋒相對，此消彼長。你可以在國家面前堅持「個體為尊」，但當你把國家換成「天地之間」時，你會發現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其實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一個人可以在萬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絕對性，一個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建立它的絕對性呢？自由主義政治學之所以宣稱個體必須是一個起點，因為它同時謙卑的宣稱，終點必須不歸政治管。但當「個體」的價值超越政治範疇，被拔高為道德的、文化的和靈魂世界的一個起點時。我們終究要回到高更的問題：人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面對人類的制度困境，如果審美中的人性張揚成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個民族經過這麼多的災難和輾轉，最後的夢想也不過如此。那麼莊子的話聽上去就是真正的諷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新教改革與信仰復興

秋風的文章澄清了對中世紀的一些誤解。1163年，哥特式建築的典範、巴黎聖母院開始修建，此後激發了哥特式教堂的建築熱情。僅在法國，一百年間就有超過500座哥特式大教堂被建造。建築師運用當時一切技法和材料，拚命增加教堂的高度，使教堂好像削尖了腦袋，一種把人帶到上帝的榮耀面前的渴望，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就連雕像也盡量拉長，脖子、胳膊和腿，似乎都要直衝天國。同時大學開始興起，人的理性與信仰的結合，那種對真理的純全的熱愛也一樣達到歷史的最高點。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頂，是中世紀文化與信仰遺產的一個最形象的例子。它不是人類價值世界的投降書，而是一份真正的復興宣言。

歐洲的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出於對中世紀矯枉過正的傲慢與偏見，盲目的反宗教立場，使文藝復興中有多少奔放的腦漿，法國大革命中就有多少迸裂的血漿。當拜倫和雪萊在不道德的個人生活和無邊的精神世界中唯我獨尊，詩人式的獨裁者在極權主義政治中與國家崇拜的合為一體，不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894年，康德這樣斷言，「每經過一次革命，啟蒙的種子都發出更茁壯的幼芽」。1830年，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義》中謳歌大革命與啟蒙運動的血肉相連：「頃刻之間，理性、正義的觀念樹立了權威。從此一切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自從太陽懸在天空、行星圍繞太陽轉動以來，從來也沒有想像到人的存在以他的頭腦，亦即以他的思想為中心」。這就是文藝復興式的「天地之間，個體為尊」，人被拔高到宇宙的中心，人卻希望國家是謙卑的。人把自己當作神一樣去膜拜，人卻反抗對領袖和國家的膜拜。人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完整的，從此再不願意向著世界破碎自己，順服在比個體更高的價值之下；人卻要求政治國家向著自己破碎，接受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受啟蒙運動以來的影響，我們的社會理想和文化理想，不是一直掙扎在這之間的矛盾境地嗎？

劉先生說西方近代文明主要來自文藝復興的激發，這話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確。因為近代的啟蒙與復興，通常被稱為三「R」運動，即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羅馬法復興。這三大運動，都同樣面對一個足夠糟糕的羅馬教會對人的精神和靈魂世界的壓迫。它們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這個世界的基本圖景，也帶來了兩種啟蒙和復興的道路。但一直以來，中國知識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關切其中的一種。新教改革的意義，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學，怎樣以信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迄今為止還是被知識界高度忽視。近30年來，我們的理解水平幾乎停留於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韋伯講出了清教徒的信仰與市場體制的關係，但他對加爾文主義或改革宗神學的理解流於粗淺，甚至懷有怨恨。在他那裡，已開始將價值世界和事實世界截然分開，這種分離使韋伯痛苦，並因此強調個人價值決斷的重要性。在這種價值決斷裡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時他摒棄價值立場的「學術信仰化」的宗教學進路，也暗合了知識界將信仰看為知識客體的自由派立場。而在無神論的背景下，我們對加爾文這位影響人類歷史的巨人的理解，也幾乎僅僅受到茨威格《異端的權利》一書的左右。

這兩本書都很薄，加起來不到300頁，卻影響了大部分知識分子對近代文明的理解模式，就是高舉文藝復興，貶低宗教改革；高舉理性，貶低信仰；高舉詩人，貶低牧師。但在最近一百多年的人類精神史上，說「個人不是孤島，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的約翰·鄧恩是一位牧師；說「我有一個夢想，所有人同席而坐，親如手足，自由響徹每一個地方」的金博士是一位牧師；懺悔自己「他們先來抓共產黨，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他們接著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的馬丁·尼莫拉是一位牧師；力阻法西斯的狂輪，參與刺殺希特勒的朋霍費爾也是一位牧師；說「愛，直到受傷」的德蘭嬤嬤是一位修女，在非洲謙卑屈膝，行醫50餘年的學者史懷哲，則是一位神學家和平信徒。他們和一切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活出了他們所說的話。在20世紀人類的政治罪孽和人性墮落面前，築起那道最堅固的人類價值的守望線的力量從哪裡來？不是來自幾百年前的文藝復興，而是來自幾百年前的新教改革。

德國的悲劇之一，就是啟蒙運動勝過了宗教改革。所以霍克海姆和阿爾多諾說，「啟蒙就是集權主義」。反之，在新教傳統勝過啟蒙傳統的地方，如英國、荷蘭、北歐和後來的美國，也許那裡的作家都不夠浪漫，但那裡的政治家也都不夠專制。無論是法治傳統，還是自由憲政，主要不是從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的中心如義大利、法國和普魯士產生的，主要是從新教改革的幾個中心產生的。一是英格蘭的威斯敏斯特（西敏寺），這裡誕生出基督教史上最偉大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條》，也誕生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憲政體制「威斯敏斯特模式」。一是荷蘭，近代的聯邦主義和議會政治的發源地之一，也是清教徒的中心，「多特會議」奠定了改革宗神學的五大要點。一是蘇格蘭，新教史上最偉大的長老會傳統，和人類近代以來最偉大的道德哲學都在這裡，這一切使蘇格蘭啟蒙運動一直立足在宗教信仰與道德價值的保守之上，不像歐陸那樣，立足於青春叛逆式的反宗教、反道德的人性張揚的廢墟。

人在萬物中的位置

秋風論述了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歐陸啟蒙運動的迥異。需要補充的是，在歐陸的啟蒙運動內部，同樣也有兩種啟蒙與復興的差異。軍寧先生引用帕斯卡爾的「人是會思想的蘆葦」，來支持文藝復興之後的個體至尊。這恰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帕斯卡爾是當時天主教內傾向新教立場的法國冉森派的主要發言人。不久前我在巴黎特別參觀了他隱修其間的波·羅雅爾修道院的廢墟。他的《思想錄》中，有一句更著名的話，「沒有上帝，人的墮落就沒有意義」。笛卡爾和帕斯卡爾，是啟蒙時代的兩位巨人，看起來他們都高舉人的思想與理性，但他們恰恰代表了兩種啟蒙、兩種復興的迥異。

笛卡爾被稱為近代哲學和理性主義的奠基人。當年奧古斯丁掙扎於個人生命的深淵，最終從希臘哲學向著基督信仰歸正，找到了人類智慧的真正歸屬，就是在恩典中領受上帝的啟示和生命。但中世紀後，天主教會的神學傾向，開始過多的依靠自然神學來解釋上帝，高舉人類理性或普遍啟示。從阿奎那開始，教會開始向著希臘文化掉頭，而笛卡爾則開創了一個向著希臘狂奔而去的異教化的啟蒙運動。最終將「上帝」變成一個抽象的、唯理主義的和泛道德化的概念，變成一個徹底希臘化的、柏拉圖式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一元論的世界觀，就是一個完整的「天父的世界」，從笛卡爾開始斷裂了。從此信仰與理性、價值與事實的斷裂的二元主義世界觀，拆毀了基督信仰。從笛卡爾到康德，啟蒙運動一路走上「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一點點剝去，上帝的特殊啟示被一點點輕視。所以啟蒙運動和人文主義一開始都立足於基督信仰，最終卻演變成反宗教的浪漫主義狂飆。當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來論證上帝存在的時候，天地之間，人的絕對存在從此依據人自身而確立。因人的自負，恩典被取消了。就如加爾文所說，人怎樣輕看自己的罪，也就怎樣輕看了十字架。於是那一位「T AM WHO I AM」的、自我啟示的和道成肉身的上帝，就被拉下了寶座。儘管笛卡爾仍自稱為天主教徒，但他的「我思故我在」，對歐洲而言，猶如亞當吃下了第二棵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但帕斯卡爾恰恰針鋒相對，反對這種自給自足的傲慢。冉森派的主要神學立場，就是回歸奧古斯丁的傳統，唯獨仰望神的恩典。帕斯卡爾說，「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賦的理性為指導，唯獨基督徒受到約束，要在他之外去尋求耶穌基督留下的救贖之道」。於是他在那個目中無神的時代，說出這句既溫暖又令人傷感的話，人的尊嚴的確在乎他的思想，但「人不過是一根脆弱的蘆葦」。這個著名的比喻來自聖經《以賽亞書》。「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在帕斯卡爾看來，沒有對宇宙中至高無上的真理的敬畏和順服，就沒有尊嚴可言，也就無所謂道德。沒有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救恩，一根蘆葦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此他說，唯有基督信仰才能帶來這種人的尊嚴和地位的確據，「因為上帝不肯在其他的宗教中顯出這樣的標誌（十字架）來」。

文藝復興式的反抗，太過藐視一切超乎理性之上的神聖價值，把每個人的意志擺在他自己的寶座上。接下來把國家的意志擺在國家的寶座上，就成了一個停不下來的夢魘。而宗教改革和羅馬法復興，卻以更謙卑的態度，來認識人在萬物中的位置。新教改革同樣以最尖銳的立場，反抗天主教會的腐敗和對思想的禁錮，但它的回答是，讓我們擺脫那個轄制性的教會體制，回到起初的信、望、愛，回到最初的平安喜樂和敬虔的生活吧，讓每個人在個體生命中與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相遇吧。西方近代以來文化復興的真正源頭就在這裡。既不是以君王、國家或政黨這樣的「想像的烏托邦」為本位，但也不以虛假的個人主義的至尊至大為源頭。

幸運的是，西方的信仰和道德傳統在新教改革之後得到了保守和更新，並為這個因「非道德化」的人性張揚而帶來的慾望的世代，一直苦苦的守望著。人的真正復興要回答三個問題，人與真理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萬物的關係。自由主義也好，文藝復興也罷，缺乏對這三個問題的完整回答。文藝復興是對人與真理的關係的徹底顛覆，自由主義是顛覆之後對人與人的關係的「群己權界」式的修補。只有新教的世界觀給出了一種完整的回答，即加爾文主義或叫改革宗神學的五大要點：第一是人的全然敗壞，第二是上帝無條件的揀選，第三是基督特定的救贖，第四是聖靈有效的呼召，第五是信仰者永蒙保守，經過世界的苦難，「盼望不至於羞恥」。

這五大要點的中心，就是承認人的罪性，並在個人生命和人類歷史中敬畏上帝的主權，順服在愛與公義之下。新教徒相信人性中深藏著以自我為宇宙中心的傾向，真正的惡不是具體的罪行，而是對真理的冒充。這就是《聖經》所講的原罪，或政治學上所說的「幽黯意識」。從中可以看到，文藝復興和歐陸理性主義所宣稱的個體為尊，與自由主義政治學的「權力導致腐敗」的人性預設恰恰是矛盾的。新教徒也相信上帝創造和護理這個世界，這世上有苦難，但這世上也有真理。真理就是至高的善和犧牲的愛。真理本身保證了萬事的結局一定是以善勝惡，而不是「為惡所勝」。真理要沒有這個本事，真理就不叫真理了。人的全部尊嚴和價值，就建立在這樣牢不可破的對超驗價值的信仰上，這才是帕斯卡爾那句話的真正含義。他相信真理是一項恩典，靠著這恩典人就可以站立，就可以宣稱「縱使這世界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在新教徒看來，復興不是創新，而是恢復。人因著十字架上的代贖，恢復了人與真理的和平，從而能夠恢復人與人的平等。人因著對人之上的價值的敬畏，從而領受了在萬物中昂首站立，「修理看守」的使命。這就是人在萬物中的位置。偏低一點，人就變得比萬物更卑賤，但偏高一點，人就變成了自己的偶像。

人的尊嚴和價值，永遠不可能憑著各種以人為本的革命、文化與運動，而得到真正的復興。人要是找不到敬虔的理由，人就找不回真正的尊嚴。崔衛平的文章，把文藝復興的呼喚與反對「拜物教」勾連起來，這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人若堅持認為「天地之間、個體為尊」，人就仍然活在「拜物教」當中，不拜物質，就拜精神，拜的都是自己。你仍然無法擺脫價值相對主義的噩夢，我的慾望和你一樣光芒萬丈，你無法解釋你的精神慾念的正當性，就比別人的物質慾念更高尚、更值得擁有。

復興還是歸正，啟示還是啟蒙

有過兩種啟蒙運動，一種是建立在對信仰和道德的傳承之上的、蘇格蘭的啟蒙運動，一種是反宗教的、先在審美上砸爛一切舊世界、後在政治上砸爛一切舊世界的啟蒙運動。一種以人的謙卑和對神聖價值的敬畏為出發點，一種以對人的意志的偶像崇拜為出發點。也有過兩種人文主義，一種是有神論的人文主義，以荷蘭的伊拉斯謨為代表，他整理出版希臘文的新約，反對經院哲學對人的捆綁，主張恢復個人與上帝的活潑的生命關係。對後來的馬丁·路德產生了極大影響。另一種是我們熟悉的無神論的人文主義，每個人都活得像自己的上帝，因此到最後「他人就是地獄」（薩特）。也有過兩種社會契約論，一種是「聖約」下的契約，是以對超驗價值的敬畏為前提的人間秩序。一種是商業合同的延續，僅僅把民主視為多元利益的妥協，這種契約論或憲法觀本身就默許了背約的正當性。今天的中國，也有兩種自由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的，因為對世俗政治及其哲學背景的絕望，像顧准那樣「從徹底的理想主義到徹底的經驗主義」。一種是超驗主義的，相信「天賦人權」的背後有終極的神聖價值，那才是一切正當性的來源。今天的中國也有兩種文化保守主義，一是保守本土價值的保守主義，一是保守人類普世價值的保守主義。用劉軍寧先生的話說，就是更新文化，「讓普世價值在本土傳統中紮下根來」。這是一種值得讚許的中庸之道，也是我所理解的他呼喚文藝復興的本初意義。但「文藝復興」一詞，卻不足以涵蓋他的基本訴求。

不錯，新文化運動的確是一場夭折的文藝復興，高舉普遍意義上的人的結果，是高舉出某一些人。僅有德先生和賽先生，不能帶來複興。真正的復興，是三個「R」，一個都不能少。沒有宗教信仰與道德根基的復興，沒有一種敬畏神聖價值和宇宙秩序的法治精神的復興（而不是立法崇拜和立法復興），個體與人性的張揚，只會成為一個單向度的、可怕的詞。沒有敬畏感的多元主義，任何一元都可以弱肉強食、成王敗寇。今天，肉體與眼目的慾望充斥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整個社會。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個體尊嚴的啟蒙，尚不能在政體上得到回應，就繼續無限高舉人的價值，而看不到神聖性在一切事物上開始撤離之後所產生的惡果。以「經濟」一詞為例，這個詞最初源於「聖經」中的希臘文，意思是一個按著善的價值進行管理的團契，也就是神的家。英文的「經濟」一詞最初出現於修道院的團契生活中。它的核心原則就是彼此相愛。而「啟蒙」幾百年後，今天的「經濟」變成了只和價錢有關，和價值無關。法律的權利話語也是如此，無限上升為我們認識人與人關係的最強勢的話語。當我們在一家餐館坐下來，我們就立刻坐實了「消費者與經營者」的關係，我們的思維方式被這種關係徹底洗腦，人與人最初的愛的關係，開始被一個以人為本的話語體系徹底閹割。

今天，有兩種啟蒙和復興擺在我們眼前，一種是繼續以人為本的老路，一種是向著神聖的價值歸正，謙卑的領受啟示，而不是傲慢的自我啟蒙。重新找回對生命、道德和秩序的敬畏。以人為本的個人主義，是一種最徹底的實證主義，使我們無法看清人在一部憲法中的位置，也無法看清人在一場婚姻中的價值。人無法和永恆建立起生命的關係，人就沒有終極意義上的平等、自由和尊嚴。當一個只能活70歲的人山盟海盟，說我永遠愛你，就像一座只有70年土地使用權的房屋，法律說它的所有權永遠都是你的。這兩個「永遠」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的愛人就像我們的國家一樣，哄我們到死？人的尊嚴和人的復興，必須要能回答這個問題。真正的文藝復興是幫助我們建立這種關係，而不是砍斷這種關係。否則就世界而言，我們被釜底抽薪；就我們而言，世界也被釜底抽薪。

2007-1-23於成都大學

END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詩篇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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