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國榷》勘誤一則兼論「七大恨」真本問題

文史 04-03

一、《國榷》及其史料來源

《國榷》是明史學和先清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編年史。作者談遷（ 1594—1657），初名以訓，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明亡後常署名「江左遺民」，浙江海寧縣人。《國榷》全書近五百萬字，現本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本文所用中華書局 1958 年版是海寧張宗祥先生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抄本相互校補而成[1]3。

《國榷》史料來源主要為列朝實錄、崇禎邸報、諸家著述百餘種[1]3，經過談遷前後三十年不斷訂正而來。另外，談遷寫作《國榷》的過程中除了早期在家鄉餘杭及江南、南京地區搜求史料外，還在第一次手稿被盜後，於 1653—1656受雇於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赴京收集史料，並著有《北游錄》。這段經歷也是《國榷》史料的重要來源[2]74。

吳晗先生曾評論：「建州史料，萬曆以後最關要緊，《國榷》於萬曆後尤詳。」[1]4然而作者發現《國榷》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條張儒紳齎夷太祖七大恨夷文至北京一事有所錯誤，茲略考證。

二、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條勘誤

《國榷》：「（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1618）甲寅，努爾哈赤遣頭目章台等送漢人張儒紳、張棟、楊希舜進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無故殺其祖父、背盟護北關、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稱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締好赴貢罷兵。初東廠太監廬受領司禮監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應朝，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逼脅，今上書七恨，亦其一也。」[1]5116

其一，張儒紳齎夷文至明於四月「甲寅」誤。相關史事，《滿文老檔》載「（天命三年閏四月，1616 年）二十二日，以七大恨之書付明帝魯太監之商賈二人及開原一人、撫順一人，遣還明帝耶」[3]63。《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天命三年）閨四月二十二日，遣魯太監下商人二名，開原人一名，書七大恨付之，令回國。」[4]342《明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執夷前印文送進擄去漢人張儒紳、張棟、楊希舜、盧國仕四名，進關聲言求和。傳來申奏一紙，自稱為建國內有七宗惱恨等語，言朝廷無故殺其祖父；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叆陽、清河漢人出邊打礦打獵，殺其夷人；又助北關，將二十年前定的女兒，改嫁西虜；三岔柴河撫安諸夷鄰邊住牧不容收禾；過聽北關之言，道他不是；又西關被他，得了反助南關，逼說退還，後被北關搶去。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住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等言。」[5]10690以《明神宗實錄》比較《滿文老檔》和《太祖武皇帝實錄》，不難發現《明神宗實錄》所記努爾哈赤致書至北京時間早於《滿文老檔》和《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載努爾哈赤發書之日。

關於這一問題台灣學者黃彰健在《論張儒紳齎夷文至明年月並論奴兒哈赤的七大恨及滿文老檔諱稱建州國》中認為「纂修《神宗實錄》史臣系此事於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也一定有他的根據。實錄這條記事並未說皇帝對張儒紳齎來申奏下有旨意，則甲寅二字可能是指齎來申奏一紙這件事開始發生的日期」，其又考之《籌遼碩畫》得出結論「在四月二十五日甲寅這天可能明張儒紳等四人住酋寨居住，在閏四月二十二日方遣張儒紳等動身回國」[6]520。

借鑒黃彰健的觀點看《國榷》：「甲寅，努爾哈赤遣頭目章台等送漢人張儒紳、張棟、楊希舜進士七人。」談遷在撰寫《國榷》時，不明《明神宗實錄》系事在事發時間的原委而直抄實錄將甲寅日作為張儒紳齎夷文至明時間。

其二，努爾哈赤遣人人數、身份有誤。關於努爾哈赤遣人人數，黃彰健先生也在前引同文中根據《滿文老檔》與《日譯滿文老檔》對《武皇帝實錄》對校，「《武皇帝實錄》『開原人一名』下脫『撫順人一名』五字。在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努爾哈赤遣魯太監下商人兩名，開原人一名，撫順人一名，書七大恨付之，令回國，此四人當即《明神宗實錄》記之『張儒紳、張棟、楊希舜、盧國仕』，而魯太監即《三朝遼事實錄實錄》所記之廬受」[6]520。這一觀點中魯太監即是廬受一點與《國榷》相合。而《滿文老檔》與《明神宗實錄》只記漢人四人，《國榷》記「張儒紳、張棟、楊希舜進士七人」顯然有誤。

關於遣人身份，《國榷》記為進士亦有誤。「張儒紳、張棟、楊希舜進士七人」，張棟和楊希舜暫不可考，但張儒紳之身份定不是進士。首先，《武皇帝實錄》載：「努爾哈赤遣魯太監下商人兩名」，在明代尤其是彪炳功名的晚明社會不可能以進士及第之身份委身替太監到遼東採辦。其次，《三朝遼事實錄》：「張儒紳等系東廠差役」[7]42；《籌遼碩畫》：「奴酋審知張儒紳等系東廠所差」[8]211；《東夷考略》：「蓋張儒紳等系東廠差役。」[9]70由此觀之，張儒紳確系東廠差役，而非進士。另一名魯太監下商人也不可能是進士，至於開原、撫順各一人的身份不得考。

其三，「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逼脅」事有誤。《明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己未）張儒紳以買皮張行，因在擄中，其帶來夷書則奴所威脅」[5]10758。可見張儒紳到遼東為東廠採買被努爾哈赤所俘虜，不可能「逞威逼脅」。又《滿文老檔》與《武皇帝實錄》中僅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閨四月二十二日記一次。能成為後金政權一大恨的「逞威逼脅」事不能不記於後金史料中；又張儒紳被擄在太祖起兵之後，而七大恨首次被提出在太祖起兵前的天命三年二月，從時間上看「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服脅」，亦有誤。

而後金史料中關於「逞威逼脅」記為一大恨者另有其人。以他本理校之《, 金國汗攻永平誓師安民諭》：「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御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口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10]20可見蕭伯芝才是「逞威逼脅」為努爾哈赤所恨之人。事見《太祖武皇帝實錄》：「甲寅（ 1614）年四月，萬曆皇帝遣守備蕭伯芝來，詐稱大臣，乘八抬轎，作威勢，強令拜旨，述書中古今興廢之故，種種不善之言。太祖曰：『嚇我之書，何為下拜，善言善對，惡言惡對，竟不覽其書，令之回。』」[4]331孟森先生又據《四夷考》考證蕭伯芝即蕭子玉，其記事更詳[11]246。這樣看來「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逼脅」是一條半真半假的史料，張儒紳不是「逞威逼脅」至努爾哈赤怨恨之人，而蕭伯芝「逞威逼脅」確為後金政權七恨不同版本之一，也體現了太祖起兵原因之一為真實史料。

其四，「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逼脅」一句應屬補文。《國榷》史料中「初東廠太監盧受領司禮監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應朝，潛遣張儒紳市於撫順，逞威逼脅，今上書七恨，亦其一也」一條仍有問題，上句已經記述張儒紳齎書和七大恨中至少四恨，語意完整，此條似乎是談遷修訂《國榷》時的一條補文。

文首已經概述《國榷》的成書經過和主要史料來源，從史源學上看整條史料的前半條應該引自《明神宗實錄》；本節所論後半條，蕭伯芝「逞威逼脅」一事不見於《明神宗實錄》，應是間采其他史料補充所得，此事見於《金國汗攻永平誓師安民諭》也是後金政府發出，也代表官方意志，應具有一定真實性。

至於補文出現的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可能：第一，是談遷間采蘇杭地區史料，對比明神宗實錄增補而出。《滿文老檔》天命三年四月十六日條「：時有自明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州、杭州、易州等八省來撫順城貿易之人，選出十六人，厚給路費，即以七大恨之書付之釋還耳。」[3]59太祖遣人與八省送書之地，就有談遷家鄉餘杭所屬的蘇杭地區，而蕭伯芝逞威逼脅一恨也見於後金用於安民的七大恨版本中，代表後金意志。可能談遷比較《明神宗實錄》發現此條不在其中於是在後以補文形式增補。第二，可能是談遷進入北京後收集史料後發現了與實錄不同的七大恨內容並經行增補。

至此經過一番考證，《國榷》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條在史源學上的形成脈路似就清晰很多。一言以概之，此條的主體部分來源於《明神宗實錄》，其中關於明政府官員「逞威逼脅」一事實錄不載，於是談遷經過比較其他史料，對其進行了訂正。正是這次訂正，將《國榷》所記七大恨的內容與其他所有版本區別開來，為重新認識七大恨「真本」問題提供可能。

三、無所謂「真本」的七大恨

學術界對於七大恨的研究將近百年，民國初年孟森先生就發表《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並與今西春秋先生依據不同史料進行論戰[12][13]。 20 世紀 60 年代，黃彰健先生《論張儒紳齎夷文至明年月並論奴兒哈赤的七大恨及滿文老檔諱稱建州國》也略有涉獵。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諸家多因所選「真本」不同，在對七大恨的認識上陷入了一種混亂狀態。例如，李洵、薛虹先生《清代全史》第一卷，比較《舊滿洲檔》、《滿文老檔》、《武皇帝實錄》、《高皇帝實錄》和蔣氏《東華錄》後認為天聰《木刻揭榜》本為真本[14]116；周遠廉《清朝興起史》以《武皇帝實錄》所記七大恨為「真本」，提出「七大恨所表達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標是正義的，是完全合理的」[15]189；台灣學者陳致平的《中華通史》，完全否定地認為「不過是一個借口而已」[16]276；朱誠如《清朝通史》以《高皇帝實錄》為「真本」提出七大恨既有合理成分又是借口的雙重性評價[17]300。學界過分強調「唯一真本」，即非真即假，而忽略了不同版本的語境[18]5484。

無論以《金國汗攻永平誓師安民諭》為真本，還是以《滿文老檔》等為真本，從史源學上看大多出自《明神宗實錄》和《金國汗攻永平誓師安民諭》,而判定「唯一真本」的癥結又在對「蕭伯芝事件」的考證上。這一研究思維上的慣性，直接導致了學術界對真本問題數十年的爭論，進而影響了對七大恨乃至努爾哈赤起兵的評價。跳出真本問題，通過《國榷》這條史料再看七大恨，可能大家一直忽略這些版本都代表後金政權、代表同一個意志———對明宣傳，《國榷》萬曆四十六年甲寅條所反映的正是明末清初時代史家在發現這兩種七大恨異說後，經過再三取捨，將《明神宗實錄》所記七大恨內容作為正文，將記有「蕭伯芝事件」的史料作補充。其實「兵者詭道也」，七大恨是一個戰爭宣傳品，努爾哈赤、皇太極可能出於宣傳的目的將七大恨的兩個版本分別發給了明朝皇帝和百姓。

綜上，通過對《國榷》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條的考證、勘誤，比較《明神宗實錄》、《金國汗攻永平誓師安民諭》和《滿文老檔》中關於七大恨的內容，發現發往明政權民間和後金政權內部的版本，內容都涉及「蕭伯芝事件」等明政府欺壓女真百姓、女真不得不反的內容；發往明朝政府的各個版本，大多不記「蕭伯芝事件」，而多言建州與葉赫之間的矛盾，承認糾紛，請求明政府秉公辦理，並請遣官求和。由此不難發現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師出有名，鼓舞士氣。其背後有著深遠的戰略考量，並成功地利用一份文件，完成了對明政府、明百姓和後金軍民三個語境下的一場宣傳戰，即通過不同版本的七大恨，拉攏受到明政府苛政壓迫的下層人民，同時以「請和等語」麻痹明政府，拖延時間，以緩和起兵後的軍事壓力，最終達到戰勝明軍、割據遼東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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