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辰—德藝雙馨的師者風範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鼠年，是國家吉運與挫折並行的一年。奧運的舉辦，讓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站到了世界的面前，這將提升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整體實力，但是，火炬傳遞在西方的遭遇，也讓我們備嘗了成長的艱澀；而接連不斷的天災，特別是「五．一二」特大地震的發生，深深刺痛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同時又考驗著這個國家的凝聚力，召喚著偉大的民族精神、愛國精神。

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時（這是近些日子先生每天開始作畫的時間），張立辰先生同往常一樣開始一天的國畫創作，主題是構思已久的《生與死》。這是繼一九八八年創作《生生不息》後，先生再一次選擇關於竹子開花後死亡這一題材。此時，選擇生與死這一永恆的命題，正是在國家面臨重大災難的時刻，一個有責任感的藝術家所肩負的使命使然。

張立辰先生作品

二十年前，先生赴雲南採風，看到山坡上竹子開花後死亡，成片的竹林傾斜倒下，其悲壯慘烈，令人深深震撼。然倒下竹林背後，新生的竹筍象頂天立地的戰士，成排成排的衝天而起，綠中帶著深紅色的筍殼，在朝霞的映照下，透著無限的生機與頑強，昭示出一種生命的力量。在先生的眼裡，在先生的心中，這也正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堅韌頑強、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寫照。

縱觀大師的作品，無不體現了人品與畫品的高度統一。八大早年的「遺民情結」在畫面中體現的是家仇國恨，即使到了晚年，雖然靜心於自己的藝術道場，休養於斯，安命於斯，最終籠罩在八大頭上的，還是歷史的興衰感喟與人類共同的憂患意識；「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的鄭燮，憑藉手中的禿筆，創作了大量的蘭竹作品，傾聽竹林的風雨，「疑是民間疾苦聲」，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關心和對民生疾苦生活的同情；花鳥畫大師潘天壽先生，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精神，也正如他所言：一民族之藝術，即為一民族精神之結晶，故振興民族藝術與振興民族精神有密切的關係。

可見，偉大的藝術家都承載著社會與歷史的責任。「藝術與人生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張先生畫語），「作為藝術家要有社會責任心，民族責任感，要有精神追求的高度，否則畫的格局就不大，就立不起來」（張先生畫語）。張先生正是這樣的藝術家，他這樣說，也這樣踐行。 幾個月來，已近古稀之年的先生每天九點開始，連續六個小時幾乎是在二米高、五米長的巨幅作品上半蹲著進行創作的，這種過度的體力及腦力勞動，讓我們這些陪侍左右的年輕學生都感到力不從心，而先生卻提筆運墨，筆走龍蛇，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精神狀態。然而，最近一段時間，經常看到先生眼睛布滿血絲，倦意也時時掛在臉上，師母的話道出了原委：「因賑災捐畫，先生自己經常作畫到深夜」。先生先後為全國政協、文化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史館、中央電視台、中央美術學院、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美協、香港大公報等機構創作捐畫，並將東方美術交流協會在香港拍賣的《風雨竹》作品款2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災區。先生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正是他高尚人格的體現。

張立辰先生作品

《論語》中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以道與德為前題的。「『游於藝』不是遊戲藝術，當前很多畫家遊戲藝術，對藝術太不嚴肅，事實上是道與德的匱竭」（張先生畫語），先生對藝術與人生的思考是深刻的，對創作的要求是嚴謹的、高標準的。

正因為如此，二十年前雲南採風的所見、所思、所感，總縈繞在先生的頭腦中，積澱成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徵。當國家與民族遭遇巨大災難之時，民族責任感使他再一次選擇以竹子為具象進行創作，那經歷死亡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竹，正是其民族情懷的體現。

五月十九日十四時二十八分，《生與死》的創作接近尾聲，先生表情凝重的放下手中的筆，佇立在畫幅前，同我們一道垂首肅立，向地震中不幸遇難的同胞默哀。這一刻，伴隨紫苑外汽車、防空警報的長鳴，作品《生與死》的意義，同這歷史的瞬間，定格在永恆的記憶之中。

作者|郭 煌

整理|中國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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