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周瑜是如何「變壞的」？

公元210年，赤壁之戰剛剛結束不過兩年，周瑜即死於一次軍事行動的準備之中。當時他36歲。

人們對於他的不幸，說法各異，在史書中，他的死源於一次意外的箭傷。而在民間，人們更願意相信，年輕人是死於他的小肚雞腸。

由於過早的夭折，圍繞著這位壯志未酬的大人物周圍的爭議，一點都不比那場以少勝多的赤壁之戰少。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黃維德扮演的周瑜。

周瑜的民間形象，在後來，要麼是個妒賢忌能、器量狹小的青年將領；要麼就是一個對音樂充滿無限樂趣的風雅人士。從成語「周郎顧曲」中，我們不難發現，在一些時候，他是作為一個音樂鑒賞家，而不是軍事家存在於歷史傳說中。

而那些附庸風雅的知識分子更願意把精力放在他青年寡居的妻子小喬身上，「銅雀春深」不斷地成為這些人哀嘆這個未亡人的關鍵詞語。

彷彿一時間，對於周瑜，嚴謹的史家評論，已經失去了它的影響力。致使到了如今，人們讀到《赤壁懷古》其中的「羽扇綸巾」，不禁踟躕於這個「雄姿英發」的英雄究竟是誰？按照小說《三國演義》的說法，羽扇綸巾的裝扮從來都只屬於諸葛孔明。而周瑜的儒雅風流已經被歲月沖刷得面目全非了。

誰的赤壁？

在《三國志》里，陳壽對於周瑜的評價是，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作者陳壽，是個在周瑜身後20年才出生的史家，他對於周瑜的描寫雖然輕描淡寫，但已近乎完美。

研究歷史的專家更願意從史料出發，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吳金華是《三國志》研究的專家，他為我們勾勒出了傳統史書里周瑜形象的流變。

做為史書的《三國志》中，雖有多處記載周瑜的功績、威名與才幹，卻也有負面的評價。

在《三國志?江表傳》論及張昭功過時提及，孫權如果能聽從張昭投降建議，而沒有被周瑜、魯肅說服，那麼就不會有三分天下格局，沒有兵連禍結的亂世。張昭「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

這個論點，正好符合曹魏正統的史觀，周瑜的赤壁之戰，正是妨礙曹操一統天下的禍首。可稱雖有功於孫氏，卻有大錯於天下。

《三國志》里對於周瑜的評價還算公允，而到了東晉，觀念走到社會轉折的十字路口，往往變得微妙起來。

這個偏安江左的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開始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開始認定，周瑜為「小人」。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此後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正統之爭開始成為三國歷史最為重要的話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人物評價開始逐漸變形。

好的是，魏晉期間士大夫玄風吹拂，崇尚個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較寬容和超然，很少將人分為善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正統之爭在這一時期並不完全對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統。歷史變得再度微妙起來。

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唐詩中。首先是杜甫，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於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地同情。

再就是杜牧，這位詩人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鵲春深鎖二喬。」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風頗盛，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也在爭鬥之列，宋文壇多位大家被捲入。

最終朱熹的理學佔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

正統之爭往往影響到赤壁一戰的評價。

牽連於正統歸屬，周瑜赤壁之戰的地位變得非常尷尬，帝魏者，為他擊敗曹操而惱怒，尊蜀漢正統者，則會借赤壁開懷曹操之敗，但又不忿周瑜不肯歸漢。

隨後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沉，最尷尬的當屬身處其中的東吳。但對於周瑜的評價，還是肯定的，至少他是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

而周瑜形象的變形，到了民間文化里，卻出現了巨大的偏差。

周瑜身後的雅俗世界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後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

而令人納悶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出現了質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已私利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當曹軍揮師南下之際，他傲慢地拒絕了孫權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喬作樂」。至於決意破曹，卻是孫權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緞」和孫明以「曹相取江吳，擄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清名」之言相激，這才不得已為名利而「掛印延會」。

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施苦肉計，定美人計，用帳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時候卻是才智平庸，屢戰屢敗：戰曹璋狼狽而逃，取荊州潰不成軍，攻西川卻被張飛斷了後路，似乎人皆可敗。這種矛盾，起伏不定的軍事才能奇怪而勉強地揉合在周瑜身上。

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

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致、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忌能的平庸之輩。

按照吳金華的說法是，話本是市民娛樂的產物，它從來都不受正統觀的左右，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軾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而與此同時，以曹魏為正統卻是官方正統觀的明確意向。

可見，民間的好惡在那時候不以統治者的正統觀念為轉移。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於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宋元時期，是個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和門閥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的隊伍不斷壯大，同時，他們在經濟上的力量也出現了質的飛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講史，尤其是「說三分」之所以能為廣大市民所喜愛，鞏怕不僅在於它的娛樂性，更在於它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從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國歷史，從而寄託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願望。

因為在歷史上，劉備從來都是執政愛民的代表。

於是，為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擁劉而貶曹孫便逐漸在民間形成了大的潮流。

不幸的是，周瑜卻正是東吳集團中與劉備最為對立的人物之一。

這種受市民意識影響的創作傾向延續到元代的雜劇中便越發地明顯了。

元代三國戲有40種，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鬥智》、《黃鶴樓》、《龐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喬》和《周瑜謁魯肅》。

後兩種完全是淪落於市井中的書會文人「借他人灑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讓周瑜落魄為窮困書生，借他之口抒發出「窮書生半世干忙」的若悶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極泰來，飛黃騰達，寄託出仕和得遇明主的願望。在這兩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養倒是與史書頗為接近，「文武兼濟」，「每回臨陣，無不幹功」，待人「用禮施謙讓」，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與三國矛盾毫無瓜葛。

而在那些實質性展示三國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觸及孫劉，那麼創作傾向則與《三分事略》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在戲裡寫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個低層次的陪襯人物。

在二人的明爭暗鬥中，孔明總是比周瑜棋高一著，無論是暗設陷阱的鴻門宴，還是堆著笑臉的美人計，都被孔明一一識破，所謂「周瑜枉用千條計，輸與南陽一卧龍」。在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發顯得智術短淺，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這樣，一個與雅文化系統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鮮明對照的周瑜形象，於宋元之際，在強烈的市民意識的關照下誕生了，並隨著戲曲的廣為傳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

演義的定型

而之後，羅貫中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

元代社會廢止了科舉制度，讀書人沒有了進身之階，士人淪落到十分悲慘的境地，甚至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由此一大批滿腹詩書的文人放棄了懦業，加入到市井文學的創作中來，使其創作日趨成熟。

羅貫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於文學評論家看來，羅貫中的矛盾幾乎也在之後成就了《三國演義》這本書的矛盾，在這本書里，除了蜀漢永遠是光明正確的，吳魏的一系列人物，從曹操到周瑜，都是充滿矛盾的。

作為一名落拓江湖的書會文人，羅氏一方面深受雅文化的影響，對三國人物，盡量地靠近史實。而另一方面，混跡於市井，又讓他不由得對世俗化的評價產生認同。於是，最終，一部《三國演義》讓人們看到的就是對於史實，一半清醒，一半迷離的鏡像。

而其中最明顯的偏差，當屬周瑜。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後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而另一面，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對於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襯。

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中彷彿達到了極點，這其中，正是作者無法處理亮瑜矛盾的無奈感嘆。

而這個矛盾，竟然影響至今。

直至評書版的《三國演義》在上世紀80年代風靡大陸，「羽扇綸巾」和「三氣周瑜」已經成為成語徹底地深入人心，對於周瑜，那些偏見也再抹不去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