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定義「長征」一詞的人是誰？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傳奇。無論是從政治史、軍事史的角度，還是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範疇，長征都不只是中國革命傳奇的名片，更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國從苦難輝煌走向繁榮富強的文化底色，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本色。長征，不僅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也讓中國人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然而，在那樣一個時代，世界是怎樣知道長征的呢？可以說，在「長征」以及「長征精神」的傳播中，文學作品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毛澤東：最早定義紅軍長征意義的人

「長征」一詞，自唐宋以來均有文人騷客或史家吟唱使用，李頎《古意》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齡《出塞》詩曰：「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在中國古代詩歌里，長征的意思也只是指長途旅行、長途出征而已，使長征真正成為「世界語言」，成為「英雄創世紀」，成為一種人文精神的，還是要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得益於毛澤東。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長征」的意義作了如下評述：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兩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但是，「長征」作為一個革命的名詞，最早並非出自毛澤東的筆下。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說：「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這是中國革命文獻中，第一次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於10月份開始撤離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的軍事大撤退行動，定義為「長征」。這份紅軍的布告署名為「紅軍總司令朱德」。據說，其起草者是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紅星報》主編的陸定一。但發布這樣的布告，肯定也是經過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袖認可和批准的。

長征，就這樣進入了歷史。但在這個時候，除了中國共產黨人，人們對中國工農紅軍的了解和想像，依然停留在被國民黨政府所塑造的「赤匪」，「共產共妻」，「毛澤東是無知的農民」或「半死的肺病患者」……世界，對長征更是一無所知。

那麼，世界究竟是如何知道這個傳說的呢？

陳云：最早向世界宣傳紅軍長征的人

如果要問第一個向世界報告紅軍長征的人是誰？我想，一般的讀者絕對不會想到陳雲。說起陳雲，稍為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紅掌柜」，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1935年6月，時任軍委縱隊政委的陳雲，在中央紅軍攻佔瀘定橋後，受命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殿離開長征隊伍，秘密回到上海。他要去執行一項特殊的使命——設法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同時努力恢復白區黨的工作，使白區工作能與紅軍的鬥爭相互配合。8月5日前後，陳雲與陳潭秋、楊之華等同行，離開上海。他抵達莫斯科的時間是8月20日，共產國際「七大」剛好也在這一天閉幕。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聽取了陳雲所作的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報告。直到60年後的1996年，陳雲所作報告的俄文記錄稿才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找到，文件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史平系陳雲的化名。報告中，陳雲把長征稱作「西征」。這是有關長征的第一份報告。

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的日子裡，陳雲整理完成了在上海就已經動筆撰寫的長征回憶錄《隨軍西行見聞錄》。在這篇文章中，陳雲化名「廉臣」，假託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身份，以第一人稱詳細生動地敘述了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行至貴州的傳奇經歷。1936年1月底2月初，《隨軍西行見聞錄》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在吳玉章、李立三等人編輯、在法國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第一次公開向世界宣傳長征。同年7月，《隨軍西行見聞錄》單行本圖書(64開本)在莫斯科出版發行。以此為標誌，世界上第一部描寫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著作問世。陳雲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向世界報道長征的人。

1938年1月，因經費困難，《全民月刊》停刊。中共在巴黎主辦的另一份最有影響力的海外報紙《救國時報》，便將陳雲所著《隨軍西行見聞錄》，與該報連載的楊定華(即鄧發)所著《雪山草地行軍記》(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6月25日)、《從甘肅到山西》(1937年7月5日至1938年1月20日)，三篇文章合集為《長征記》出版。毫無疑問，這部《長征記》應該是系統、完整地敘述長征歷史的第一部單行本圖書，更為重要的是，兩位作者陳雲和鄧發均是長征的親歷者，其史料性、文獻性和真實性無與倫比。不久，《長征記》的俄文版由蘇聯國家政治讀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32開，80頁，封面圖片為長征路線地圖，收入周恩來、彭德懷和紅軍照片10幅，正文收入標明紅軍根據地和長征路線圖的地圖一幅，並配素描插圖兩幅，十分罕見。筆者有幸購得俄文版一冊收藏，估計在國內也是惟一的一本。

薄復禮：最早口述親歷紅軍長征的外國人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個向英美等西方國家口述自己親歷長征故事的人，是一個名叫魯道夫·艾爾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的英國籍瑞士傳教士。他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薄復禮。

1934年10月1日，是薄復禮來到中國第12年的紀念日。巧也不巧，偏偏在這一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復活」祈禱活動之後回家的路上，遭遇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部隊紅六軍團以「間諜」之名「逮捕」。隨後，他「吃盡了他一輩子也沒有吃過的苦」，跟隨蕭克、王震等一起行軍，前後共計16個月560多天，成就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

薄復禮被釋放後，在昆明療養的日子裡，在妻子的陪同下，把自己在紅軍部隊的經歷，口述給他的朋友利德爾等熱心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憶錄。1936年8月，當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和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剛剛完成整編合成紅軍第二方面軍，繼續艱苦跋涉在長征路上的時候，薄復禮的回憶錄「The Restraining Hand」(《神靈之手》)，交給了英國倫敦哈德爾和斯托頓公司(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於12月出版，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故事的圖書。該書出版後，在英國引起較好反響，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譯成法文在瑞士Editos Emmaus出版社出版。

在書中，薄復禮如實記錄了紅軍的行動，並在《自序》中感謝在紅軍長征途中的「被捕」經歷。1939年，薄復禮夫婦輾轉美國、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國貴州，回到被紅軍逮捕的地方進行傳教。後來，他十分真誠地對教友說：「別的外國傳教士都怕共產黨，我就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只要共產黨是我見到過的紅軍，就不用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我之所以要回國，主要是新中國還沒有加入聯合國，國際教會組織沒有把這裡作為傳教的國家，所以幾次通知我回國。這就是我要回國的原因，絕不是害怕共產黨才回國的。」由此，蕭克和薄復禮成了朋友，雙方念念不忘長征路上的情誼。直到1987年，他們獲得了聯繫，互相致信問候，寫下了紅軍長征與一個傳教士的歷史傳奇。

范長江：最早報道紅軍長征的中國記者

作為中國傑出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創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記者節」；中國當代最高新聞獎項「范長江新聞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5年5月，年僅26歲的范長江從北平趕到天津，找到當時被譽為中國報業「三傑」之一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開門見山地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紅軍。」胡政之立即答應，支付這個年輕人每月15元的稿費，請他為《大公報》寫稿。

1935年5月中旬，范長江離京南下，於7月14日離開成都，開始了他的「成(都)蘭(州)之行」。此行歷時10個月，長達3000公里，是范長江第一次獨立進行新聞採訪活動，也是他記者生涯的標誌性事件。他先後寫下了《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徐海東果為蕭克第二乎？》《紅軍之分裂》《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等一系列報道，滿足了國統區讀者渴望了解紅軍和長征的情況，引起了強烈反響，轟動一時，名聲大振。

1936年5月，范長江回到天津，《大公報》聘任他擔任正式記者。8月，天津大公報館將范長江「成蘭之行」的通訊作品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踴躍」，一時間洛陽紙貴，成為「一部震撼全國的傑作」，出現了讀者搶購的風潮。《中國的西北角》是范長江的成名作，也是其新聞生涯的早期代表作。史學界有人認為它「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1937年2月，范長江領受前往陝北採訪中共紅區、揭露西安事變真相的任務。在採訪周恩來、林彪、張聞天、博古、張國燾等中共高層領導後，2月9日，范長江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隨後，他聽從毛澤東的意見，改變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寫長篇著作的想法，於第二天立即返回。要知道，這一天正是農曆大年三十。當人們正沉浸在春節的萬家團圓之時，范長江則日夜兼程趕回上海。於2月14日寫下《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如同一股紅色旋風吹開了蔣介石新聞封鎖的大門，把蔣介石剛剛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關於西安事變的謊言掀了個底朝天。蔣介石如鯁在喉，如芒刺背，吃了個啞巴虧，只好把正在南京採訪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叫去，怒罵一頓。

1937年3月29日，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看了范長江的文章後，親筆致信，以「弟」自稱：「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澤東。」

范長江作為第一位正式以新聞記者身份進入延安的媒體人，以其罕見的勇氣、膽識和才能，寫下了中國新聞的經典作品《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不僅改變了他個人的前途命運，也為現代中國寫下了活的歷史。

埃德加·斯諾：最早完整敘述紅軍長征的外國記者

1936年春天，埃德加·斯諾得知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並與張學良達成秘密停戰協議、一致抗日的消息後，他分析認為：「蔣介石十年來一直大喊『赤匪』，接二連三地去消滅共產黨，但是共產黨依然存在，而且變得越來越強大了，他們到底是神話故事還是什麼，西方人，包括中國人都不知道真相。這些年，紅軍一直在戰鬥，但沒有任何一個外國記者，甚至沒有一個外國人進入過紅軍控制的地區，如果我能去的話，就將獲得世界獨家新聞。而且這是一個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頭號新聞。」於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他獲得中共中央的允可，秘密前往陝北採訪，開始了他「探明事實真相，只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險，沒有比這更值得的了」的「紅色之旅」。

1936年6月3日夜，斯諾帶著由劉少奇簽署的介紹信、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從北平出發了。7月9日，斯諾在安塞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9日和10日，周恩來與斯諾進行了兩天的談話，隨後為其精心安排了一個92天的採訪行程。13日，斯諾在紅軍官兵的護送下，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這天傍晚，毛澤東步行至外交部，看望剛剛抵達的斯諾和美籍黎巴嫩醫生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14日，毛澤東出席歡迎斯諾和馬海德的歡迎會。15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窯洞里第一次會見了斯諾。在16日、18日、19日、23日，他們就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方針、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通宵達旦的長談。隨後，斯諾聽從毛澤東的建議，由吳亮平(即吳黎平，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和胡金魁(在《西行漫記》中至今仍誤譯為傅錦魁)陪同，前往甘肅、寧夏的紅軍前線採訪。

9月22日，斯諾回到保安。10月份，毛澤東接連十幾個晚上，把自己的生平和長征的經過，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告訴了別人，而且還是外國人。斯諾形容自己像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里，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奮筆疾書，微弱的燭光映紅了窯洞的牆壁。毛澤東幽默地笑著追憶往事，氣氛十分隨和。

10月12日，斯諾離開保安，於月底返回北平，立即進入了緊張的寫作之中，同時通過講演、聚會、放映電影等形式，及時傳遞從陝北紅區帶回的消息。就這樣，斯諾的新聞報道像一枚炸彈在中國大地上炸響，毛澤東和紅軍一下子成了社會熱點，「赤匪」的新聞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一篇篇新聞稿件成為各大報紙爭先搶發的頭條新聞。應該說，在斯諾發表的諸多文章中，尤以在美國ASIA(《亞細亞》)雜誌發表的《毛澤東自傳》和《長征》最為著名。

《亞細亞》是從1937年的7月至10月，分四期發表斯諾筆錄的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毛澤東自傳》)。接著，在10月和11月，分兩期連載了斯諾撰寫的Long March(《長征》)。這兩篇作品，均由上海復旦大學《文摘》雜誌社組織翻譯、編輯、出版。12月，《文摘》雜誌因淞滬抗戰爆發改名《文摘戰時旬刊》，遷至武漢編輯出版。翻譯為該校學生、同時兼任該刊主編之一的汪衡。新中國成立後，汪衡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首任版權處處長，在國際上有「中國的版權先生」之稱。

就像1937年11月1日出版發行《毛澤東自傳》單行本圖書一樣，《二萬五千里長征》單行本圖書，在1938年1月1日也被列入文摘小叢書，由黎明書局出版，成為第一部在中國境內公開以「長征」作為書名的圖書，也是最早地完整敘述長征全過程的作品。

此前，英國倫敦左派讀書俱樂部的維克多·戈倫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在1937年10月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2月，它的中譯本《西行漫記》，在胡愈之的組織下以「復社」的名義在上海翻譯出版。而早在一年前的1937年3月，在斯諾夫婦的支持下，王福時、李放等愛國青年用不到10天的時間，就已經把斯諾撰寫的報道翻譯並編輯成書，假借上海丁丑編譯社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為名，在北平秘密出版，成為斯諾陝北紅區報道最早的中文譯本。但遺憾的是，那時斯諾還沒有完成《毛澤東自傳》和《長征》的寫作。後來，王福時陪同斯諾夫人海倫訪問延安時，當場將此書面呈毛澤東。後來，《毛澤東選集》發表《論持久戰》一文時，在論述關於抗日戰爭問題所作的注釋中，專門提到了此書。

關於長征，斯諾認為自己寫得太少太少，還應該寫出一部大書。他遺憾地說：「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而對西方的外交官和政治觀察家們來說，長征就像毛澤東曾經是一個傳說一樣，他們都力圖要搞清楚共產黨人這次大轉移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價值。美國歷史學家裡奧·胡柏曼說：「長征是《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高潮，我們一直在反覆閱讀斯諾的有關記述。」中美關係史學者邁克爾·沙勒說：「第一個公布長征真相的西方人是與毛澤東談話的年青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在《紅星照耀中國》里的經典敘述，至今仍是有關長征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硝煙，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被翻譯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來、塞爾維亞等多種文字，風靡全球。1943年春，斯諾在蘇聯採訪過三位森林游擊隊的青年女隊員，她們原先不認識斯諾，當被問到「是誰教會你們打仗」時，其中一個叫莎莉的回答說：「只有幾個老同志能教會我們一些。我們也從一本名叫《紅星照耀中國》的書中學到許多知識，那是我們從斯摩棱斯克城買來的，我們游擊隊里差不多每個共青團員都讀過它。」

海倫·斯諾說：「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那個年代，人們休想在報刊上替共產黨、毛澤東說真話。」與其說是歷史選擇了埃德加·斯諾，不如說是埃德加·斯諾創造了歷史。

《紅軍長征記》：最早的紅軍長征將士集體口述史

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這樣的：「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來稿請於九月五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

同時，毛澤東還向各部隊發出電報，稱：「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於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毛澤東的號召，得到了紅軍將士們的積極響應，紛紛拿起筆來撰寫自己的長征回憶錄。中央領導、軍委領導同志首先帶頭寫作，如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張雲逸等。

做政治工作的陸定一、李一氓、肖華、王首道、熊伯濤等身體力行。在保安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的36名學員都是紅軍的高級幹部，不少人也紛紛響應號召，如張愛萍、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譚政、耿飈、周士第、陳士榘、莫文驊、彭加倫、舒同、賈拓夫、童小鵬等。童小鵬在通知發出第二天的日記中這麼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徵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後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並雲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童小鵬熱情高漲，一個人就寫了《離開老家的一天》《粵漢路邊》等7篇文章，最後一篇《殘酷的轟炸》完成於10月7日。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

為出版《長征記》，紅軍總政治部專門成立了編輯委員會，主要成員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夢秋，整體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並由其負責最後統稿。1937年4月15日，丁玲在《文藝在蘇區》一文中生動描述了她編輯《長征記》時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蹟又發生了，這便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徵文。開始的時候，徵稿通知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但在那悄悄憂心之中，卻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油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塵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紙，模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嘻開著嘴的臉湊攏了，蠕動的指頭一頁一頁地翻閱著，稿子堆到一尺高，兩尺高。這全是幾百雙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燈下寫清了送來的。於是編輯們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這些出乎意料，寫得美好的文章。」

經過近三個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紅軍總政治部就徵集到200多篇文章，約50多萬字。毫無疑問，這些文字在長征回憶文本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其文獻價值迄今為止也是最高的，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呈現了長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態，字裡行間閃耀著徹底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芒。《二萬五千里》編輯完成後，並沒有付印出版，編輯委員會抄存了極其少量的內部謄清稿。目前考證存世的僅有兩部。一部留存於延安總政治部宣傳部，一部則在1937年上半年經由地下交通交給在上海負責恢復白區工作的馮雪峰。

《二萬五千里》為什麼沒有及時印刷出版呢？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標誌，中共和紅軍在陝北蘇區的危機得到了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化解，從此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了新的局面。這個時候，紅軍開始東征，丁玲等也趕往前線，《二萬五千里》的編輯工作也因此暫停了。

從1936年8月發出徵文啟事，《二萬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經過6年時間的等待，遲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終確定書名為《紅軍長征記》，分上下兩冊，選定文章100篇，32開，412頁，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鉛印成書內部發行，馬蘭紙印製。目前這個版本的《紅軍長征記》存世也極少，中央檔案館、國家博物館、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館、陝西省檔案館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各存有一套。其中，燕京圖書館收藏的版本，系朱德簽名贈送給斯諾的禮物。

這場由毛澤東親自發起的徵文活動，可謂是中共黨內和軍內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文化創作活動。但遺憾的是，中共中央和軍委最重要的領導同志，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等，均沒有撰寫文章。由於工作繁忙和時局變化，毛澤東曾經應允為《長征記》撰寫「總述」的願望，也未能實現。謝覺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讀《紅軍長征記》完，頗增記憶。沒有一篇總的記述。總的記述當然難。毛主席說過，『最好我來執筆！』毛主席沒工夫，隔了10年也許不能全記憶，恐終究是缺文。」的確，缺文成了永遠的缺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輯出版的內部讀物《黨史資料》，選載重印了《紅軍長征記》的大部分內容，受到黨政幹部和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第二年5月，人民出版社將此書改名《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公開出版，再次對全書內容進行了增刪和修訂。從此，紅軍長征的故事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中小學生的課堂，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間傳奇，而長征精神因此逐漸演化為中國人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戰勝困難、勇敢前進的精神圖騰。

——世界，就是這樣知道長征的。

長征是中華民族開始崛起、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紅色起點，它對21世紀的中國年輕人來說是一個「神話」，是豐富發展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嶄新閱讀文本，是中國人永遠的精神財富。

長征，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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