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不會戰勝生命，因為兩者之間沒有戰爭

墓碑不會戰勝生命，因為兩者之間沒有戰爭

文李輝

一直喜歡看探險和旅行的書，從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到黃永玉的《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

《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書影。

最近，「遠行譯叢」中的這本《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頗為喜歡。作者約翰·繆爾，被譽為自然保護運動的先驅、美國「國家公園之父」，他用優美筆調和精彩細節的勾勒，將一百多年前徒步旅行的過程，留存於這本已有百年歷史的老書之中。

千里徒步，約翰·繆爾看到一片他覺得最美的波那文都墓地。佇望墓地，他看到的是生與死美麗的融合和交流 。下面這段文字，品味再三，為作者的這種感悟而讚歎：

讓孩子們走入大自然，讓他們看到死亡與生命美麗的融合和交流，它們不可分離的地快樂結合在一起，就像森林與草原、平地與高山、溪流與星星那樣，孩子們就會了解死亡事實上並不痛苦，它跟生命一樣美麗，墳墓並沒有戰勝生命，因為兩者間從來沒有戰爭。一切都如上帝安排的那樣和諧。

1867年前後攝影師格利森拍攝的波那文都墓園。

波那文都墓園內的幾座墳大部分都種上了花。通常，墳前靠近豎立的大理石墓碑旁邊種著玉蘭，墳後是一兩株玫瑰，墳上或兩邊則是紫羅蘭或鮮艷奇特的花朵。這一切都用黑色鐵欄圍住，那些堅固的鐵杆可能是地獄戰場上的矛刺或棍棒。

觀察大自然如何勤勉地補救這些愚蠢的人工作物，著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腐蝕鐵欄及大理石，把隆起的墳頭漸漸剷平，好像是過重的泥塊不應壓在死者的身上。彎曲的綠草一棵接一棵長出來；種子默默無聲地舞著柔軟的翅膀飛來，把生命的至美帶給人工的塵土；而壯盛的常青樹枝幹裝飾著各種蕨類，樹蘭的簾幕更覆蓋了所有一切——生命在各處滋長，消滅了人類的所有迷惑記憶。

（《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第51頁，美國約翰·繆爾著，王知一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約翰·繆爾說得不錯，孩子們走進大自然，總是會感受到過去從未體驗的東西。包括墓地。

黃永玉為沈從文墓地所題碑文，李輝 攝。

2014年陪同沈朝慧大姐在鳳凰郊外拜謁沈從文。

2014年陝西漢中拜謁諸葛亮墓。

位於廬山植物園的陳寅恪夫婦墓碑，李輝 攝。

2016年12月6日，丁聰百年誕辰日在故鄉楓涇墓地拜謁丁聰沈峻夫婦，李輝 攝。

我的母親曾是小學教員，許多年裡奔波於鄉間。因而，我的童年是在不斷流動的狀態中度過的，而時間呆得最多的自然是農村。

與城裡墓地不同，農村的田野最多，墳也最多，大多不集中，它們似是被撤在荒野，星星點點，孤零零的。除了一年一度清明掃墓時培培新土外，人們很少光顧它們，一般來說它們總是顯得破敗、寂寞、荒涼。

按照我們湖北家鄉一帶的習俗慣，好像是在人被埋七天或多少天后，親朋好友應該夜間去祭奠。祭奠往往要延續一整夜。在這個夜晚，死者的靈魂會走出墳墓，大人說，年紀越小，心越誠，就能看到鬼的影子，看到他吃親人送來的食物。

後來從書上得知，佛教中有「七七」之說，人在死去之後，到第七個七日時，必定會重生他處。按照佛經解釋，人生有六道流轉，在由死至生之間存在著「中陰身」，以求再生。每七日為一期，如不得生緣，就再延續，最終到四十九天時便再生。生者在此期間需要做超度、祭奠等。我想，我們那裡鄉間的習俗，想必與此有關。

曾記得十歲之前，在一個無月的夜晚，我隨一個小夥伴去祭奠他的爺爺。新墳在一處山岡上，並不孤單，周圍散布著不少舊墳。完成例行的擺放祭品鞠躬放鞭炮之後，所有人就遠離墳墓，躲到低洼處，等著亡靈走出來喝酒，品嘗家人的祭品。夜很深，很靜，墓前兩支蠟燭在夜風裡飄飄忽忽，神秘得很。我有些害怕，緊偎在大人懷裡，但眼睛還是死死盯住前方，生怕漏過神秘的那一瞬間。

那一夜就在等待中熬著。「瞧，爺爺出來了！」小夥伴驚奇地輕叫一聲，立即被大人捂住嘴巴，說是怕驚動亡靈。可是我儘力睜大眼睛，還是什麼也沒看見。是心不誠，還是根本就沒有，我說不清楚。但我後來寧願相信小夥伴的眼睛，我想，即便根本沒有，他也能從他的錯覺中得到安慰。在這樣的場合，表面上看，人們是為了亡靈，其實依我看更是為了他們的願望能得到某種形式的滿足。

這也許就是人們創造墓地的意義所在。

1997年拍攝的維也納墓地之一。

1997拍攝的維也納墓地之二。

誠如約翰·繆爾所言，墳墓為死者而修，更大程度上卻是為了生者。看到它們，生者往往看到的是他們自己。記憶，願望，情緒，生者生活中種種形態，在墓地里閃爍著光影。魯迅把他的舊文彙編成冊，命名為《墳》，就明明白白地說過，他「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方面是為了埋葬，一方面則是為了留戀。

埋葬的是過去，留戀的也是過去，但它們都屬於生者的現在。墓地就具有這樣的雙重意義，它既代表生，又代表死。當你把目光注視著墓地時，就彷彿能聽到生與死的對話，無聲，卻並非空白一片。說得再明白一點兒，在我看來，墓地的每一座墳丘，每一塊墓碑，是生與死之間的門檻，是兩者擁抱的空間。生者由此表明跨入另一世界，而死者也由此意味著與生者保持了持久的聯繫。

於是，走進墓地，生者看到的不僅是死者的影子，更有自己情緒的波動。實際上，生者之所以常常光顧墓地，之所以把墓地作為永恆的話題，與其說是為了死者，不如說更是為了自己生命情緒的某種平衡。

在盧森堡二戰美軍墓地，拜謁巴頓將軍。

位於台北陽明山的閻錫山墓地。

2001年，來到美國弗農山莊安葬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墓地。

2014年8月在英國牛津郡拜謁奧威爾。

法國作家蒙田說過：「要使自己習慣死亡，唯一的辦法就是更靠近它。」但他說的只是墓地的一種哲學意義。更多的時候，墓地是和人的感傷緊緊相連的，在文學家那裡，則是常常借墓地來渲染感傷。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撰寫蕭乾先生傳記《浪跡天涯》。二戰爆發後，蕭乾在英國生活七年，曾在劍橋大學潛心研究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晚年，他和夫人文潔若一起聯袂翻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圓了他當年的夢想。

蕭乾告訴我，二戰結束後，他前往瑞士蘇黎世，特意前往茵夢湖畔尋訪喬伊斯墓地。走進墓地，他在墓碑之間徘徊，從依稀可見的墓文中尋找喬伊斯的名字。他敲開管理墓地人的房門，走出一位身穿粉紅衫的小女孩，她帶領蕭乾走到喬伊斯的墓前。在四周都是大理石的墓叢中，出現在他面前的不過是一小方塊灰石塊，上面刻著：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

喬伊斯對墓地的描寫也十分優美。他在小說《死者》結尾部分寫道：

玻璃上幾下輕輕的響聲，引他把臉轉向窗戶，又開始下雪了。他睡眼迷朦地望著雪花，銀色的、暗暗的雪花，迎著燈光在斜斜地飄落。該是他動身去西方旅行的時候了。是的，報紙說得對，整個愛爾蘭都在落雪。它落在陰鬱的中部平原的第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禿禿的小山上，輕輕地落進艾倫沼澤，再往西，又輕輕落在香農可黑沉沉的、奔騰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著邁克爾·富里的孤獨的教學墓地的每一塊泥土上。它紛紛飄落，厚厚地積壓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門的尖頂上，落在荒蕪的荊棘叢中。他的靈魂緩緩地昏睡了。當他聽著雪花微微地穿過宇宙在飄落，微微地，如同他們最終的結局那樣，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死者》）

我讀過的一些描寫墓地的作品，喬伊斯的這段文字，恐怕算頗具感傷也頗為優美的描寫。自讀過這段文字之後，我的印象里，感傷與墓地就是一體。

第一次走進歐洲墓地，是在瑞典旅行期間。

1992年在瑞典鄉村教堂旁的墓地。

我在瑞典的日子裡，去過不下十處墓地，或在城市中央，或在鄉村，或在湖畔。無一例外，它們都在教堂附近。有時匆匆一瞥，有時悠閑自在，便獨自一人如同觀光一樣在裡面緩行，還不時拍攝幾張照片，抄錄幾句碑文。瑞典墓地給我另外一種感覺。沒有荒涼，甚或沒有感傷，而是一種平靜下的和諧。

位於哥德堡的墓地一瞥，李輝 攝。

去得最多的一個墓地在哥德堡，它就在我居住的瑞典朋友家附近，有好幾個早上，我到那裡散步。在我所見過的墓地里，這座最大，據說也是哥德堡城最大的。大約上千座墳墓，有規則地排列著。墓地以一座小丘為中心，四周則為平地。這是一塊有很久歷史的墓地，我曾看到十八世紀的墓碑。當年修建它時，想必屬於郊區，但如今已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公路、住宅區、商店與它相伴，它完全成為一個城市的一部分。

墓地中央，有一處噴水雕塑，陽光下，水霧透明而飄逸。墓地非常整潔，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處水並或自來水龍頭，並備有水桶，供每日前來掃墓的人使用。每一處墓碑前，均留有一小塊地，用以種植花草。這是春天，鮮花已經開放，和身旁水靈靈的嫩綠一起，點綴著墓地，渲染出暖意。早上剛剛澆過水的花草，更顯得鮮活明快。這裡距海不遠，一群群海鷗，飛來，又飛去。

幾乎每一塊墓碑，都是一個雕塑，但形狀不同，大小各異。大者是一門石屋，最小者只是小小一個十字架。精緻者為銅雕塑，或是身有雙翼的小天使，或是獅身人面像，或是海鷗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鳥。至朴者，只是一塊未做任何雕琢的礁石。

最有特色的一處墓碑前，沒有花草，但卻擺放著幾個大小不一的海螺。死者一定是位水手或漁民，他的親人願意他在寧靜的世界裡，仍然聆聽大海的聲音。還有最為簡單的碑文，上面只刻著三個字母，沒有生卒日期，也沒有多餘的裝飾。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龐雜的墓地，但在清新的空氣中，在一片片花草點綴下，它們顯得和諧而具有藝術氛圍。

布拉格郊外猶太人墓地，卡夫卡一家人合葬一起的墓碑，李輝 攝。

布拉格威舍堡墓地，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墓碑與教堂相映襯，李輝 攝。

這裡感覺不出陰森和荒涼，與周圍流動的車與人，與每日變化跳躍著的世界，也沒有形成強烈的明暗反差。相反，卻有生者創造出來的溫馨。看來，墓地在瑞典人手中。不是渲染感傷。瑞典給我的總的感覺是靜多於動，感情真摯但有節制，並不隨意揮灑。對他們而言，生活需要平靜與安適，需要藝術，紀念死者也同樣如此。這樣，創造墓地，就是充實自己的生命，就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墓地也自然而然成為城市的一個場景。

我看到人們不時駕車或步行來到這裡。

一位老太太，年過古稀。她手拿小鏟，正在修整花草。看到我留心地觀看每一塊墓碑，她便站起來，微笑著等候我走過去，然後熱情地指著墓碑和我交談。但她只會講瑞典語，我一句也聽不懂，只聽出「爸爸、媽媽」的發音。我明白她是說這是她爸爸媽媽的墓。看得出，她很高興我這樣一個東方人，能來觀看她父母的墓碑，能在一個美麗的早晨，和她分享墓地的溫馨。

去瑞典之前，我翻譯的英國作家布瑞南的散文集《枯季思絮》，作家出版社剛剛出版，其中有一段也寫到墓地：

世界上最美的墓地是在喬治亞州的薩凡納。蒼老的灰色墓碑，躺卧於綠草之間，生機勃勃的橡樹，低垂下蒙蒙長枝，墓碑上籠罩著樹的影子，布滿西班牙苔蘚。在這樣的地方，死亡既富有詩意，又合乎自然。

（《枯季思絮》 ）

他對墓地氛圍的描述，與我在瑞典看到的墓地，頗為貼切。

這些年，時常會去走進不同墓地，拜謁親人和前輩，在墓碑前獻花，鞠躬。最讓人為之痛苦的是，不到十年時間，妹妹、父親、哥哥相繼去世。不過，我們把他們一起安葬在湖北襄陽的同一個墓地。這樣，他們三個人相聚一起，不會寂寞。他們也會不時出現在我的夢中，與生者對話。

2007年我們兄妹三人與父母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父親、哥哥、妹妹一起安葬於襄陽這片墓地，李輝 攝。

清明將至，又是走進墓地祭掃的日子。約翰·繆爾說得多好：「讓他們看到死亡與生命美麗的融合和交流，它們不可分離的地快樂結合在一起，就像森林與草原、平地與高山、溪流與星星那樣……」

完稿於2017年3月， 北京看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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