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治理公款吃喝的？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機關積極轉變工作作風，打擊「三公消費」的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其實，中國從古到今，「公款消費」都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歷朝歷代的官員們都打著「公務」的旗號，大吃二喝，假公濟私，中飽私囊，大量地消耗著民脂民膏。然而，古今「公款消費」又有什麼不同呢？

古代公款消費何以得到保障？

其實古代公款吃喝最突出的，是日常消費、分散型消費，如官員外出巡察，「下基層」指導工作，同僚聚會，單位聚會等等,而並不是類似當今名目繁多的宴會。在中國封建社會，允許官員隨便吃吃喝喝，同時許之以高薪厚祿，實際上成為帝王維護其「家天下」統治的手段之一。

在當代，稅收收入作為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為公款消費提供了較為厚實的保障。換句話說，當今公款消費的主要資金來自納稅人。然而在古代，還沒有納稅人這樣的群體出現，那官員公款消費的錢又是從何而來呢？據史料記載，最主要的方式是通過制度保障。

古代官員的公款用餐制度在西漢時已經建立。西漢時，官員「下基層」，地方上已有公款招待的規定。據《漢書·宣帝傳》記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劉詢（漢宣帝）曾下詔書，批評有的地方官員擅自提高過境官員的食宿標準。從這條記載來看，西漢當時是有相應的公款吃喝制度的。

南北朝時期，公款招待制度更為明確。地方官員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還享受「雜供給」、「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許的收入。其中「迎新送故」，就是一種公款消費制度，新官上任、舊官離職，都要舉行迎送宴會。除了吃喝，南朝時期的「迎新送故之法」還規定，地方官員調遣都得送禮，官員「送故」所得又叫「還資」，一般送故以三年為期，即離任後三年內，原任職所在地每年都得給前任的官員送禮，當時州郡都設有「送故」官員，稱之為「送故主簿」。 「迎新送故」並沒有財政撥款，所以這些公款消費全都攤派到了老百姓頭上。

隋唐時期，公款消費制度被完全確立，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權力機構都設有「單位食堂」，有包括「公廚」在內的專門廚師。當時，官員喜歡開朝會，因為會後有餐食招待。從《唐會要》記載來看，根據級別的不同，用餐地點也不一樣，「朝食」是供較高級別官員享用的，「堂食」是宰丞一類大官的餐品，普通官員、一般公務人員則只提供「工作午餐」。 唐代官員的公費用餐有固定預算，主要從「公廨錢」和「俸料錢」中支出。「公廨錢」由朝廷提供，最初的目的是用於彌補辦公經費的不足，實際上多被用於個人補貼和集體吃喝。

在中國古代公款吃喝之風中，制度最完善的當屬宋朝，宋朝設有公費招待制度，招待費有個總稱，叫做「公使錢」。宋代京官有朝會酒食、堂食，官員外出「下基層」調研、巡防或視察，也都會得到地方政府的日常例行招待。趙擴（宋寧宗）當皇帝時出台的《慶元條法事類》「公用令」中有條規定，各州知州和通判、兵官、幕職官、巡檢、捉賊使臣、將副、部將、隊將、押隊及各軍將校，「每月一賜酒食」。宋代的李心傳在《韓野雜記》中記載了宋孝宗的一次發怒。發怒的緣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費用嚴重超標，上任僅半年，又是偏遠的西南，竟然花掉四十五萬緡，一緡等於一千錢，四十五萬緡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細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農民居住的房屋135000間左右。135000間茅屋，即使一戶農民住三間，也夠解決4萬多普通農民的居住問題。北宋大文豪蘇東坡也曾心驚肉跳地為揚州的接待規模發出感慨：「揚州『為天下四沖，四方賓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誰何，終日還坐滿堂』」。在長流水一般的迎來送往中，招待費節節攀升肯定絲毫不存懸念。僅揚州一地，每年用於饋贈的小禮品，不消說全部，單說記了賬的，就價值十二萬緡。

宋代地方公款吃喝情況嚴重，大概就是「公使錢」惹的禍。宋以後，公款吃喝之風有所減弱，但公款消費仍未見減少，中央財政往往也會補貼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一度鼓勵公款消費，據明代周暉在其《金陵瑣事》一書中記載，當時的京城應天（今南京）建有16座豪華酒樓，為吸引食客，還專門招聘妓女為客人助興。官員的胡吃海喝、驕奢淫逸，為大明的滅亡撞響了喪鐘。

古代是怎麼治理公款吃喝的？

中國封建社會帶帶世襲，是皇帝的「家天下」，那公款吃喝的錢也是從皇帝口袋來的，皇帝也不情願啊，所以不時會採取措施來遏制浪費。

《漢書·景帝紀》（卷五）記載，劉啟（漢景帝）當皇帝前後連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鋪張浪費卻並未因此減少。劉啟即位後下詔：凡到地方後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員，一旦被發現立即免職。後來下面反映這種處罰太重，劉啟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議，於公元前156年陰曆七月重新下詔：凡接受吃請的官員，餐費自理，吃多少賠多少，但不再免職。

宋代限制、打擊公款吃喝的條例和規章制度是歷朝歷代中最詳細、最具體的，這似乎與其同樣詳細具體的公款吃喝制度相矛盾。在宋代，具體到什麼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請、什麼時候不能吃請，都有明確規定。這似乎又與宋朝大吃大喝之風盛行有直接關係。

宋代的公款吃喝不是一般的酒肉可以滿足的。如趙昚（宋孝宗）當皇帝時，知台州唐仲友很腐敗，「親會宴集經月，姻族內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每次吃喝都要召妓，動輒與之胡搞，結果遭朱熹檢舉揭發。宋代的《慶元條法事類·職制門》（卷七）「監司巡歷」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強的條例，凡「下基層」公幹、外出視察的官員，都有統一的就餐標準，一律供應「券食」，超標受罰，隨同吏員也不例外。如果官員接受地方吃請，或是超標消費，將會被處分，甚至法辦，即所謂「送法」。

其實，歷朝歷代也不乏遏制「公款消費」的先行者。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日子過得非常儉樸。一方面，朱元璋稱帝之後，面臨著一個在經歷多年戰火蹂躪之後一窮二白的大明王朝，節儉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朱元璋出身貧寒，當年甚至做過乞丐，吃過很多苦。君臨天下之後，對物質要求其實依然比較低。在今天，「四菜一湯」已成為勤儉的代名詞，相傳，這是朱元璋的發明。

正因為朱元璋提倡節儉，明代衙門公賬上並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可是為了陪送領導，卻讓地方官員們不堪重負。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說: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作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憶說，他在鄉里做生員時，曾經親眼看見一位縣令百般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里的程度。

如此看來，朱元璋所倡導的「四菜一湯」也沒能從根本改變朱明王朝「公款消費」的現狀，到了明朝晚期，貪污腐化、公款消費之嚴重比以往的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也有敢於挑戰潛規則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時，在公務接待方面嚴格照章辦事。不過他鐵面無私，後來上級就索性不來淳安了，這事對海瑞的仕途頗有影響，面對荒淫無道的「公款消費」行為，他最終也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換句話說，在封建專制社會裡，對於公款消費這種充斥整個封建官場的腐敗現象，想要根除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而當今社會對於整治公款吃喝問題，也是任重而道遠。因此，對於公款吃喝浪費這樣久治不絕的痼疾，不僅要下猛葯治理，更要立足長遠，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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