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權對謠言的封堵與利用

缺乏限制的權力必然走向失控，風聞言事也很快成為群臣黨政傾軋的工具。在這個運動中，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最為典型，先是對謠言聽之任之，放縱義和團與洋人作對，甚至派大臣剛毅等人「導拳匪入京」，借團滅洋。

缺乏限制的權力必然走向失控,風聞言事也很快成為群臣黨政傾軋的工具。明代雖然將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激濁揚清」寫入成文法典,卻也明定「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開河。

「毫無疑問,在整個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終就是皇帝本人。

作者:王戡

美國學者孔飛力的《叫魂》,講述了一個謠言傳播的實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縣城東側的水門和石橋塌了,石匠們打樁入河,重修門橋。這平常不過的工程,卻因謠言掀起一起波及半個中國的大事件。

謠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將活人的名字寫在紙上,貼在木樁頂部打入水中,「給大鎚的撞擊添加某種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門、架好石橋。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會被竊去精氣,輕則生病,重則死亡,這種妖術被稱為「叫魂」。最初,還真有人試圖行賄石匠照此行事,報復親友,結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眾。

然而謠言在傳播中很快變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對象由名字變成了髮辮、衣襟,繼而演變出剪人髮辮扎入紙人、紙馬,即可驅之取人錢財的傳言。當各地都出現「叫魂者」以藥粉將人迷倒而後剪走髮辮,被捕之後還宣稱有人指使時,終於驚動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連下諭旨:窮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員卻發現「叫魂」不過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亂語,一切都來自小吏為勒索錢財編造的罪證,以及下級對來自上級的、群臣對來自皇帝的壓力和順從。孔飛力總結道:「毫無疑問,在整個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終就是皇帝本人。」

事雖如此,乾隆皇帝認定「叫魂」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力量,繼而對其窮追不捨的行徑,正顯示出帝王和官府對謠言的深惡痛絕。

「謠言」的源頭本無貶義。

「謠言」一詞,原本並無貶義。南朝字書《玉篇》對「謠」的解釋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間的歌謠。

《孔叢子·巡狩篇》說「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詩經》正由此而來。漢代的樂府也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志》)的來頭,將休閑娛樂與體察民風等量齊觀。

只不過,民間的歌謠多種多樣,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頌,也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的感嘆,還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赤裸裸的諷刺,更有「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動造反的輿論準備。

在謠言進化的同時,官府的壓制手段也是歷久常新。西周的厲王還只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預防手段壓制言論。

到秦代已經進化為「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的成文法則,民眾隨時可能因言喪命,但即使如此,也沒能阻止「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傳播和實現。

對謠言的壓制,只會越來越嚴,唐有來俊臣,明有錦衣衛,從「散布校尉,遠近偵伺」到羅織罪名、置之死地,已經形成了彈壓謠言的一條龍。

「謠言」在古代對官員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其實,帝王對謠言並非一味壓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詔分遺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視之為體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時候,帝王還會利用謠言來懲治腐敗、平衡權斗、綏靖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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