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制勝，洞見未來的「瞭望塔」——DARPA啟動的「通靈者間諜計劃」

在今天大國競逐的世界舞台上，美國的軍事優勢是其戰略運籌的重要支撐。而破解這種軍事優勢的密碼，需要我們穿透其表面上炫目而變幻的新戰略、新理論與新技術，真正平視這支軍隊，站在科技前沿高地，去探尋止戈之道、制勝之略及破擊之策。

縱覽美軍演進史，不難發現，「科技制勝」貫穿了其力量發展的全過程。正如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托馬斯·曼肯所說：「在近代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如此重視技術在規劃和進行戰爭中的作用。」的確，自一戰之後，這種強調「科技預見」的思維模式就已深深嵌入美軍戰略思維，成為今日我們透視其強大的一面鏡子。

技術預警——謹防突襲的「防火牆」

早在二戰的硝煙尚未散去的時候，受羅斯福總統委託，時任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局長的萬尼瓦爾·布希提交了一份著名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深刻洞察到科技創新對美軍優勢的支點作用，強調美國在戰後更加需要注重技術預警，以此來維繫國家安全與繁榮。

無奈，在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Sputnik-1」之後，美國朝野受到極為震動，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科技與教育「搶救運動」。美軍也在經歷陣痛之後成立了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的前身ARPA，開始高度重視技術預警。亦正因此，近60年來，從ARPA到DARPA，雖然其研發重點隨歷史境況不同而不斷變化，但始終不變的是，它永遠駐守在國防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竭力張開想像的翅膀，將自己的觸角伸向遙遠的未來，通過原始概念創新，引領武器裝備發展，以避免他國「技術突襲」，確保美國「技術優勢」。

而後，除了DARPA之外，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更加註重聯合加強技術預警工作，如在美國國防情報局的直接倡導和支持下，美國科學院下屬的國家研究委員會不斷發布《在全球技術進步時代避免技術突襲》等研究報告。作為「技術預警」的典型文件，《報告》針對防務技術全球化、商業化趨勢的大背景，列出了未來可能威脅美國軍事優勢的重點技術領域。

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傑里·邁亞曾說：「技術領先是美國武裝力量的一個標誌。」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長的阿什頓·卡特也曾明確表示：「面向未來，我們需要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技術和最強的創新力，以維持我們世界領先的戰鬥力」。這些軍方高層人士的言論折射出美軍當前對技術預警的密切關注與格外重視。

如今，美軍為搶佔軍事競爭制高點，更加強調技術預警思維向技術路線圖的延伸。如在2016年3月10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保羅塞爾瓦在年度防務項目會議上說，美國軍方旨在通過第三次「抵消戰略」應對由潛在對手所造成的威脅，從而「改變遊戲規則和未來戰局」，使美軍在未來幾十年內與主要對手展開的新一輪軍事競爭中保持絕對優勢。為確保第三次「抵消戰略」中的技術預警思維真正落地，美國國防部起草了技術路線圖，希望吸引私營部門和學術界為武器項目和投資計劃注入新思想，激勵技術創新。按照國防部技術路線圖，美軍此次特彆強調，要高度關注支撐反進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所謂顛覆性技術，認為「此類顛覆性技術的成熟與擴散削弱了美國的傳統軍事優勢」。

可以說，正是這一系列先發制人的技術預警機制，確保了美國軍事技術的領先地位，構成了其科技預見的重要骨架。

預研機制——孕育創新的「孵化器」

「如果沒有大膽的想像，就稱不上『瘋狂』，不『瘋狂』，就難以有令人驚奇的重大發現、發明和創造。」作為DARPA的創新宣言，在其看來，有時「另闢蹊徑」的創新要比「盲目跟跑」更讓對手恐懼。顯然，DARPA正是這一創新預研機制的典範。自DARPA成立之初，美國就宣布要成為「戰略技術奇襲」（STS）的發起者，而非受害者。正是基於這一理念，DARPA一次次將那些看似「瘋狂」的概念預研變為技術現實。

從預研機制的創新結構來看，DARPA的機構設置呈現出典型的扁平化特徵，在項目經理與DARPA局長之間只相隔一個中間管理層——業務處長，如果項目經理想要資助某一項目，只需通過兩個人同意：自己所在部門的業務處長和DARPA局長。因此，DARPA的項目經理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去選擇和資助其所在領域的有關創新研究項目。於是，一方面，結構的精簡為DARPA避免了項目研製過程中許多冗雜的官僚體制影響弊端。另一方面，結構的精簡也使組織成員能夠更好地形成起共同的方向感和增進彼此的了解。總之，對於DARPA而言，這種結構的精簡使組織成員能夠根據項目的內在邏輯而自主地密切協同，從而跳脫出傳統意義上僵化而低效的結構設置，催生科技創新成果湧現。

從預研機制的創新模式來看，DARPA採取的是一種「創造需求」式的創新模式。可以講，DARPA的研究並不以滿足軍方的現實需求為目標，而是以探索軍事科技新概念而著稱。它雖然歸屬於國防部，但卻獨立於各軍種，與美國海、陸、空軍都是客戶關係，其主要責任是感知軍方的未來潛在需求，而不是去驗證軍方提出的現實需求。當然，在提出需求的過程中，DARPA會依賴其與軍方廣泛而長期的聯絡網，進行充分的思想交流與碰撞，甚至直接參与到軍方的一些軍事演習中，竭力探索未來的潛在軍事需求。

從預研機制的創新文化來看，DARPA的輝煌背後離不開「允許失敗」的創新文化。正是由於DARPA對於「高風險-高回報」項目的青睞，其在投資上的失誤率與成功率簡直可以「平分秋色」。如上世紀70年代DARPA啟動的「通靈者間諜計劃」，當時，美國為了研究心靈感應和心理運動（用思想影響客觀事物，比如用思想移動物體）應用於間諜領域的可能性，不惜花費巨資投入研究，結果由於技術選擇失誤而造成計劃下馬、資金損失。

科技智庫——洞見未來的「瞭望塔」

要破譯美軍軍事優勢的密碼，就必須對左右其科技發展的「大腦」有所了解。美軍在積極開展科技預見的同時，相繼建立了以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ONA）為代表的隸屬於軍方的科技防務智庫，專門針對軍事需求開展研究。這類科技防務智庫的運轉既為美軍的力量建設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器物支撐，也為美軍的發展戰略提供了高瞻遠矚的路徑指引，可以說是「科技預見」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回顧歷史，「曼哈頓計劃」的成功不僅為美國提供了軍事科技發展的範本，也對戰後美軍科技防務智庫的建設具有奠基性影響。由此開始，美軍在積極探索與民間科研機構合作的同時，相繼建立了隸屬於軍方的科技防務智庫，專門針對軍方的特定軍事需求開展研究。從早期的國家防務研究委員會（NDRC）和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SRD）到後來的海軍研究辦公室（ONR）、蘭德公司的科技防務部門以及ONA，美軍科技防務智庫的日益發展，為其謀求軍事優勢不斷供應著「思想血液」。

如作為五角大樓的內部智庫，ONA的主要職能是通過對美國和對手在某軍事領域的競爭態勢進行對比分析，從而輔助決策者制定相關戰略決策。具體而言，ONA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跨越機構障礙，為國防戰略規劃人員和決策者們提供一個溝通交流的內部平台；二是提供分析框架，對多個相關方進行不偏不倚的客觀分析，包括對自我能力和弱點的冷評估；三是構架信息平台，注重問題導向，努力為決策層應對各種複雜挑戰提供全面的評估信息。

自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提出凈評估概念以來，多年來，這套評估思想和方法在美軍軍事力量整合、軍事科技預見、戰爭思想創新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馬歇爾本人也被讚譽為「絕地武士」「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尤達大師」等。

當前，美軍的科技預見呈現出技術預警、預研機制及科技智庫「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格局，而這也恰是其搶佔軍事競爭制高點的秘訣所在。當然，正如著名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所言：「預測未來的最佳途徑就是創造未來」。在透視美軍科技預見的同時，我們還應跳出固有的思想「藩籬」，從觀念「圍牆」之外綜合考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把握主動，出奇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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