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可能只是個幌子，但紐約真的有更多人離開

作為《紐約郵報》4月1日的頭條新聞，這可不是一個愚人節玩笑，報道顯示：「人們正以驚人的速度逃離紐約。」——從某種程度上講，的確是這樣。

先來看數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對美國的兩類搬遷群體進行了追蹤。第一類人群屬於「國內移民」，即從美國的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第二類屬於「海外移民」，即從國外搬來美國。

不過這個定義不太嚴謹，比如，一名出生在瓜地馬拉、住在休斯頓兩年的女子然後搬到達拉斯，則算是國內移民，因為她的遷出地和遷入地都在美國。

這可能有點較真兒，但對於理解紐約以及美國其他大城市的現狀非常重要。

從2010年起，搬離紐約地鐵覆蓋區域的國內凈移民人數約有90萬人。也就是說，從2010年起，幾乎有將近一百萬人離開了紐約，到美國的其他地方。

《紐約郵報》稱這種「逃離」非常的「驚人」。不過紐約地鐵覆蓋到的區域從2010年起，也增加了85萬的海外移民，比其他城市的地鐵沿線多得多，甚至超過了邁阿密、洛杉磯和舊金山的總和。

此類現象非常的典型——紐約城是大部分海外移民落腳的第一站。那些從國內頂級院校畢業的、年輕的、還未組建家庭、沒有小孩的、向上層流動的千禧一代仍然將紐約看作是熱門的落腳城市。

但對那些中產家庭來說，昂貴的生活成本、極易產生混亂以及幾乎沒有草坪等原因，使得紐約和他們想像中的圖景大相徑庭——有負擔得起的房子、車子和草坪。

從這個角度看，紐約是美國很多大城市的縮影。經濟學家Jed Kolko表示，美國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已經連續5年都在下跌。

當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沒有孩子的千禧一代追逐自由開放的大城市環境時，美國的其他群體卻正在逐漸逃離這些地方。

這就像是因果循環，或者說是對從前的復仇。自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的前十年，美國人大量的搬到南部和西部，引起了房價下跌。短短數年，美國人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倒退，郊區和曾經的郊區不復存在，彼時的眾多家庭紛紛遷至最大、最繁榮的城市。

當時的倒退現如今被按下了暫停鍵。天然氣價格飆升、然後又回落。密度超大市區的人口增長——如曼哈頓和舊金山——從2010年就在下跌，郊區的增長速度升至最快。

在過去幾年裡，人生贏家已經從西南向東南部轉移。2016年美國增速最快的幾個地鐵線路中，有七個位於美國卡羅萊納州和佛羅里達州。

不看房子，人口低密度郊區的發展也可以從其他數據中體現。福特公司於本周一表示，公司的小轎車銷售量在整個三月下跌了24%，但F系列的小貨車銷量加倍。通用汽車的最新銷售數據顯示出同樣的特徵，小轎車銷量減少、卡車銷量增多。

也許一些家庭想要留在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但被居高不下的房價排除在外，因而搬到了郊區。並且這些家庭比起更容易在擁擠市區找到停車位的小轎車，更願意買大容量的家庭用車。

也許美國人正在經歷一場獨特的、群體性的幽閉恐懼症：人們都想用更大的房子、更寬敞的車和草坪填補美國的土壤。

美國那些最大的城市已經沒有太多富裕的空間留給他們。這些人富有、高產、對生活與人文充滿熱情。

所以之前說好的、偉大的城市復興呢？美國公共政策中心創始人E. J. McMahon表示：「美國大城市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了大量的人口外流。」

「對很多人來說，紐約城就像是一個臨時的落腳點。嬰兒潮出生的那一帶退休，回到了佛羅里達，成為中產的千禧一代為了更大的房子搬去了長島。而來自斯洛伐克的女子來到了紐約的皇后區，住在她表親家的地下室里，逐漸自給自足，然後在新澤西的西奧蘭治買下一間更像樣的公寓。」

這使得城市產生了巨大的空洞。「許多新移民和富人留在了紐約，但定居在此的家庭變少了。」 McMahon說。

聽到這些，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高度城市的政策帶來的後果——這裡成為每一個人的家，唯獨本地的中產無法留下。城市的集中化——財富和高生產力地區會吸引更多的財富和生產力——在這樣的代議民主制國家同樣有其陰暗的另一面。

這使得城市成為國家GDP發展和稅收的重要來源，但這在大選中的意義十分稀薄，因為大城市已經充滿了過多的自由主義者。

希拉里·柯林頓在大選中以461，000張選票贏得了布魯克林的支持；這是她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所得選票總和的7倍。

農村地區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排擠——因為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總是更傾向於在大城市建設公共基礎設施，這從選票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自前文提到的衰退伊始，城市規劃者以及經濟學家就開始賣力地為大城市的創造力和密集的交通網路大唱讚歌。但大城市的住房政策、有限的家庭財政支持以及美國自由度極高的地理選擇成為了大量美國人離開大城市的主要動因。

人們正向著有更大住房面積、卡車和草坪的郊區遷徙。過去的十年就像一場夢，如今彷彿又回到了2006年。

作者：任芳言

編輯：薛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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