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的籠子藝術 揭秘宋朝歷史上的另類「籠子」

治權被關進扯皮的「籠子」，那些作風硬朗的文臣感覺很不爽。熙寧年間，王安石就說：「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聽則聽矣，「籠子」照編不誤，一方面重用新黨搞改革，一方面又把舊黨首領富弼的女婿馮京任命為樞密副使，後又提拔為參知政事，時時拖著荊公的後腿。

把權力關進「籠子」，庶幾成了口頭禪。

說白了，就是用制度來約束、監督權力人群。這方面，古人也在做。比如說宋朝，皇帝們看起來像是不錯的匠人，也編了許多「籠子」，效果固然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求全責備的話，怎麼看怎麼另類，有的甚至很逗。

以享樂做「籠子」

宋興於五代之亂，那是一個「城頭頻換大王旗」的時代，趙匡胤看得比誰都真切。短短五十三年，五個家族輪流上，八個皇帝被殺，下崗者更如走馬燈。原因在哪兒?槍杆子決定印把子!不把兵權關起來，今天黃袍加身，明天說不定又被人脫下來。於是，趙匡胤開始編「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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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趙匡胤編的即是享樂主義的「籠子」：「人生苦短，如白駒過隙，你們……多積點錢，多置點田產房屋，……快活的過日子。我和你們結為親家，彼此無猜，不好嗎?」

與此同時，他還對制度進行細化。軍隊的指揮權被他一分為三，誰也別想輕易調動部隊;特別是將帶兵權與指揮權分開，最為有效，帶兵的無權指揮作戰，指揮作戰的無權帶兵。如此一來，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幾乎為零。

這也是宋代重文抑武的源頭。風氣一開，武將集體蔫菜，兵權沒了，地位亦每況愈下，只能生活在享樂的「籠子」里。《宋史》載，名將曹彬做樞密使(國防部長)時，路遇文臣車馬，要「引車避之」。韓世忠曾議買新淦官田，高宗聞之大喜，特賜御札，把這塊田賜給他，前提是----卿把兵權交出來吧。不願意?弄個莫須有出來整死你，岳飛是個血的教訓!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

以扯皮做「籠子」

「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之。」

兩宋許多皇帝都說過類似的話。看起來文臣的境遇要比武將好一些----治權在手，所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絕非誑語。但是，等待他們的同樣也有「籠子」，其要旨即是扯皮。

扯皮這個詞，不好聽，如今還有胡攪蠻纏、沒原則、扯後腿等引申意。但就管理學而言，它卻有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宋代皇帝稱它叫「異論相攪」，即同時起用派系不同、政見不同的大臣，以相互牽制。

徐度《卻掃編》云：「國朝中書宰相、參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參，三相則兩參。」當然也有其他狀況，不過獨相為大的局面極少。宋代皇帝大多深諳此道，多設幾個宰相，讓他們吵架去，自己好火中取粟，穩坐裁判交椅。如宋真宗一邊升任王欽若為宰相，同時又任命與其政見不同的寇準為相，還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昏庸如宋徽宗者，親政之初也知道實行所謂「邪正雜用」，舊黨韓忠彥、新黨曾布同時為相，更是典型的扯皮「籠子」。

有了這隻「籠子」，宰相想「進退人物，隨意在手」，就不容易了。如咸淳年間，賈似道權傾中外，但宰臣程元風、江萬里等人，仍然「微露鋒穎」，公然當眾與賈似道作對。這種情形不光在朝廷，地方上也是一樣。

兩宋路以下各級衙門，從來就沒有「一支筆」的說法，主官的拍板權還不如現在的村支書，副職如同知、通判、主薄等都有通簽文書的權力，他們一扯皮，主官必頭疼。嘉祐六年，蘇東坡以大理評事判鳳翔府，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與韓琦頂牛，靠的就是通簽權，令韓琦抓狂亦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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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被關進扯皮的「籠子」，那些作風硬朗的文臣感覺很不爽。熙寧年間，王安石就說：「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聽則聽矣，「籠子」照編不誤，一方面重用新黨搞改革，一方面又把舊黨首領富弼的女婿馮京任命為樞密副使，後又提拔為參知政事，時時拖著荊公的後腿。以吃空額做「籠子」

這是為預防「亂權」。何謂「亂權」?法度之外的權力也。封建時代，宗室、后妃、外戚等，都是可能的亂權分子。

宋朝起於外戚奪位，自己做過賊，安能著了賊的道兒?因此對這個群體的限制尤為嚴格，編了不少「籠子」。如對宗室「賦以重祿，別無職業」，也就是有編製，薪水照發，而且多多的發，就是不讓干具體工作;其他如「無后妃預政之理」、「外戚不當預政」等等，在兩宋皆被抬升為國體。

防範宗室奪嫡，哪朝哪代都有，這個就不說了。單說后妃，宋代號稱「女子之防尤嚴」，后妃多懂得「閫外之事非所預聞」，並加以守。哲宗劉皇后在徽宗時被尊為太后，因「頗干預外事」，徽宗「與輔臣議，將廢之。」紹興十三年四月，高宗請求他的母親韋太后「降一指揮」，韋太后不肯，並說：「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高宗當即稱頌：「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

對外戚如同宗室，基本原則也是「養之以豐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關在這樣的「籠子」里，不少外戚變得很乖。如《宋史》列傳稱，太宗的駙馬王貽永「能遠權勢」、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遠權勢」、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遠權勢」、寧宗的岳父韓同卿「善遠權勢」、寧宗的妻兄楊次山「能避權勢」等，多不勝數，他們因此一概被贊為「得外戚體」。

由於這個「籠子」比較管用，兩宋三百年，除「燭影斧聲」之疑案外，宗室幾無亂權者。南宋有士大夫贊道：「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後，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妃外戚專權，亦屈指可數，劉光祖做了客觀評價：「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

專門給太監製作的「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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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做太監，比較苦逼。《官制舊典》云：「皇朝懲唐五代宦官橫驕之弊，不使典衛總兵、干預政事，但專本職而已。」這是從國家成法的高度給太監做了「籠子」，監管「籠子」的卻是朝廷大臣們。

太監的升遷權與懲治權均在樞密院。如「宦官進職，樞密得專之」;朱熹在文章里也提到，仁宗時，宦官朱穎士「以內降監榷」，監察御史里行(實習生)傅堯俞上疏指責樞密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實屬瀆職行為。

另外，宰相號稱「事無不統」，台諫官員可「風聞言事」，他們對太監的制約，也形同兩個「緊箍咒」。至和元年，宦官王守忠仗著是仁宗的「東宮舊恩」，病危時「求為節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適反對：「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使乎!」仁宗勸解道：「朕蓋嘗許守忠矣。」梁適堅持己見：「臣今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當時的御史中丞「亦奏疏力諫」，王守忠「乃罷節度使不除」。英宗即位初，宦官任守忠「姦邪反覆」，宰相韓琦召他到政事堂訓斥：「汝罪當死!」貶其為團練副使，蘄洲安置。

南宋有學者把這個「籠子」概括為「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宦官有過，樞府得治之」。並讚歎道，宦官「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當然，這「籠子」在北宋末期並未被關好，梁師成、童貫、李彥等死太監都混入「六賊」之列。其責倒不在「籠子」編得不好，而是看「籠子」的大臣太過無恥。如王黼對梁師成「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梁師成)焉」。看「籠子」的不要臉，「籠子」還能牢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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