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時代，晏殊和歐陽修師生為何反目成仇？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號為神童，十四歲參加殿試，被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省正字，歷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誥、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官至宰相。

歐陽修比晏殊小了十八歲。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二十四歲的歐陽修參加禮部考試，晏殊是主考官，出題《司空掌輿地之圖賦》，面對這過於晦澀的命題，考生們不是偏題就是走題，唯歐陽修不光扣題精準，而且文采飛揚。於是，晏殊慧眼識才俊，把歐陽修確定為「省元」，即第一名。從此，歐陽修對晏殊以門生自稱，執弟子禮。不過，晏殊與歐陽修的段師生情開始早，結束也早，雖然歐陽修對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卻不喜歡歐陽修，甚至一度到了嫌隙和厭惡的境地。

宋仁宗慶曆年間，西夏侵擾宋朝邊境，戰事吃緊。當時，晏殊是樞密使，掌管朝廷軍務，歐陽修擔心老師日理萬機，太辛苦，就在一個大雪天去看望老師。誰知到晏殊府上一看，老師卻輕鬆得很，家裡歡聲笑語，熱鬧非凡，毫無軍情緊迫之象，見歐陽修來了，還在花園擺酒置茶，開懷暢飲起來。歐陽修深感意外，即席賦詩《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中一句「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批評老師花天酒地，晏殊讀後，差點兒沒背過氣去，氣憤地說：「當年韓愈擅長文章，赴裴度的聚會，也最多只說『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而他歐陽修在同種情境下，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開這種過火的玩笑，何況面對的是老師？」後來，晏殊明確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它為人」。

為此，歐陽修非常委屈。皇祐元年（1049），歐陽修給晏殊寫了一封信，說：「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漂流之質愈遠而彌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雖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師的冷遇。但晏殊看後來信，卻當著賓客的面，要文書代為作答。朋友說歐陽修也是當今才子，文名貫天下，如此回答，恐過於草率。晏殊冷冷地說，對於一個科考門生，這幾句話已經夠看得起他了。

然而，晏殊不喜歡歐陽修，難道僅僅是因為那首規勸詩嗎？這對於一個文壇大佬和國家宰相來說，未免小氣。是什麼原因導致晏殊對歐陽修由喜歡到厭惡呢？他們性格上不合。晏殊閑靜平和，守成忌變，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十餘年，始終延續著呂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執政風格，尚寬簡，不苛細，清凈無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歐陽修卻執拗而剛烈，好論時弊，好爭長短，且以風節自持，無論對象是誰，有批評就說，有意見就提，毫不忌諱。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貶，高若訥作為司諫不僅不諫阻，反而推波助瀾，歐陽修寫信痛罵高若訥：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晏殊提拔歐陽修出任任諫官，面對又一次有恩於自己的老師，他卻常常讓晏殊下不了台。

他們政見上不同。尤其是對於「慶曆新政」的態度上，兩人分歧嚴重。慶曆年間，遼國和西夏不斷侵略邊境，在這兩個游牧民族的入侵過程中，宋朝始終處於劣勢，經常吃敗仗，而戰爭失敗除了帶來版圖縮小、貢輸增加、生靈塗炭的後果之外，同時也帶來對制度的拷問和反思，從而催生了「慶曆新政」的改革，其核心內容是改革吏制、壯大財力和加強武備，由范仲淹、韓琦、富弼主導，歐陽修也緊隨其後，搖旗吶喊。在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歐陽修也連連向宋仁宗上書，彈劾十餘名反對改革的官員，愛憎分明，措辭激烈，使得朝野震驚。

對於改革，作為宰相的晏殊雖然沒有高調反對，但他的態度卻最為曖昧。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卻仍然品酒填詞，舒舒服服地當他的「太平宰相」。從「慶曆新政」的開始到失敗，幾乎看不到晏殊明確表態的歷史記載。然而，作為宰相，面對改革不明確表態，不明確支持，這本身就意味著反對，這是無聲的反對。而歐陽修追隨改革的態度和異常激進的言論，更加導致了晏殊的反感，於是，晏殊乾脆外放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眼不見為凈。但這卻遭到了諫官們的反對，他們上《乞留歐陽修札子》，強烈要求讓歐陽修留任，晏殊不為所動。諫官們也不善罷甘休，馬上聯名彈劾晏殊，致使他罷相，而他的罷相，卻又是因為歐陽修，他們之間的裂痕便越來越深了。

不過，儘管晏殊對自己成見日深，意見漸大，但歐陽修對自己的言行從來就沒有表露出半絲悔改，當初怎麼說，一生都怎麼說。晏殊去世後，歐陽修為老師獻上了一首《挽辭》，其中「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句，表明了他對晏殊一輩子的態度。老師都入土為安了，他還不肯掩飾自己過於苛刻的看法，晏殊當初不喜歡他，看來也確實不是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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