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敏文稿是如何在敵人眼皮底下寫成，又是如何「越獄」的？

作者：王德華

《敵人槍殺方誌敏烈士時，居然懶得打開腳鐐，死後連鐐同埋》一文發表後，網民「@冬日暖陽」問我，「最關鍵的我不理解這些人在監獄裡說的話，寫的東西是怎麼被記錄下來的？」 此文就回答這個問題。

方誌敏烈士「以必死的決心，圖謀意外的獲救」的心情，在國民黨黑暗的牢房裡寫下了16篇文稿共計10多萬字，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可愛的中國》。這些文稿是如何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寫成的，又是如何「越獄」的呢？

寫作需要筆和紙，方誌敏是如何拿到的呢？他於1935年6月19日寫作《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一文，該文末尾有交待。

烈士寫道，「為要延緩敵人對我們死刑之執行，以達到越獄的目的（因為一時找不到送信的出來，得不到外援，恐越獄是要成為幻想），與取得在獄中寫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敵人說了個謊」。

這是一個什麼「謊」呢？，烈士又寫道，「我說，我要寫一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經過與贛東北蘇區的詳情，敵人樂得什麼似的，趕快令看守所供給桌椅筆墨和稿本。他們滿望從此得到一點『剿匪』材料，以便更兇惡地來摧殘蘇區」。

文稿寫成以後，方誌敏認為能越獄更好，不能則自殺。但是「這篇文稿，是決不能讓敵人看到的，敵人是限定我八月三十一日交稿的」。

烈士實際上沒有等到1935年8月31日，就於8月6日被敵人秘密槍殺。敵人沒有發現文稿，又沒有發現空白的稿本，烈士是如何混蒙敵人的呢？「我會留個紙條告訴他們，我寫的稿子，已經撕成碎片，丟到馬桶里去了」。

烈士是在怎樣惡劣的環境寫的呢？烈士在1935年6月9日寫作的《獄中紀實》中寫道，「有哪個文學家，能夠將囚人們苦痛的心情，曲折地描畫出來呢？我想是很難的。監獄是苦痛的堆場，是病菌的酵室，是黑暗的深淵，是『死之家』，是『石造的柩』。它是建築在被統治階級的赤血和白骨之上的」。

不僅如此。烈士在1935年6月11日寫作的《給黨中央的信》一文中寫道，「在我隔號，就住著一個頑固的兇惡的法西斯蒂！他是蔣的航空署長，因南昌飛機場被焚，被捕入獄，他成了我的監視者」，「他承認楊杏佛等都是他們暗殺的」。

稿子寫成了，烈士最擔心的是如何能把他傳遞出去？胡逸民，曾是國民黨中央監獄長，與烈士關押在一起。經過幾次接觸，胡逸民覺得方誌敏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共產黨人；方誌敏也覺得他有一定的正義感，兩人便成了朋友，並委託他把文稿帶出去。

畢竟胡逸民並非是自己的同志，烈士很不放心。他於1935年5月寫的《給某夫妻的信》中叮囑道，「希望你們在我死後做到允許我的諾言，切不可因為困難或虛驚而拋棄信約」 。

他在一篇沒有日期的《遺信》中又寫道，「為防備敵人突然提我出去槍斃，故我將你的介紹信寫好了，是寫給我黨的中央」，「就是你的夫人，現在也表示缺乏勇氣「，「請你記住你對我的諾言，無論如何，你要將我的文稿送去。萬不可聽人打破嘴（方言，指挑唆、勸阻）。

胡逸民沒有辜負烈士的重託。方誌敏烈士犧牲幾個月後，胡逸民於1935年秋獲釋。他將《可愛的中國》等文稿隨身藏匿。1936年11月，胡逸民將這批文稿帶到上海。後來這批文稿輾轉送到中共地下黨手中。

除了胡逸民，被方誌敏頑強鬥志和堅定信仰感召的，還有一位看守所的文書高易鵬。他將方誌敏在獄中給宋慶齡、魯迅和李公朴的三封書信和一個紙包，托給在杭州做小學教員的女友程全昭。程全昭隨即趕往上海，幾經輾轉，最終將書信和紙包送達。

從烈士在《給黨中央的信》一文中寫的題目看出，通過胡逸民傳遞的應有8篇，分別是《可愛的中國》、《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我們臨死前的話》、《給閩浙贛同志們的一封信》、《給我妻繆敏的一封信》、《新生活運動的訓話》、《獄中紀實》和《死》。

烈士在獄中完成的手稿分四批，通過胡逸民和夫人向影心、高易鵬和女友程全昭四個人傳出來。烈士一共寫了16篇文稿，現存13篇。《給我妻繆敏的一封信》、《新生活運動的訓話》以及不知名字的另一篇沒有發現。感謝這些冒著生命的危險的好心人，將方誌敏烈士這些不朽的文稿傳遞出來，讓後人有機會能閱讀這些愛國主義的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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