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說史：皇帝眼中的文人

縱觀千年歷史

直擊社會本質

皇帝眼中的文人

乾隆帝弘曆在位期間巡遊無度，巡幸所到之處，地方官員一意奉承，競相攀比，供給繁多，令人民不堪其苦。臣僚上疏反映巡遊給百姓造成的疾苦，均遭弘曆訓斥並治罪。時任侍讀學士，且總領四庫全書館的紀曉嵐先生，仗著自己的才學頗受弘曆賞識，語氣委婉地進諫曰：「東南財力已經耗盡，皇上應當設法救濟才是。」不料弘曆竟翻了臉，吼曰：「朕看你文學尚優，所以讓你管領四庫全書館，其實不過是把你當作戲子蓄養，你怎麼敢妄談國家大事！」弘曆此言，頗具代表性，從他對紀曉嵐的呵斥中，大致可以看出文人在皇帝眼中算個啥。

弘曆把紀曉嵐這樣的大文人視為戲子，還算是高看一眼，比他早出生一千多年的漢高祖劉邦，就拿文人不當人看了。劉邦還未乾皇帝時，陳留縣高陽鄉儒生酈食其，想托給劉邦當騎士的老鄉引薦，鬧個謀士噹噹，騎士不敢引薦，對他說：「沛公不好讀書，一見儒生就發煩。遇到戴著儒生的帽子來拜見他的人，他就把他們的帽子摘下來，往裡面撒尿，和他們說話，常破口大罵，可不能對他說你是儒生呀！」由此可見，劉邦對文人一百個瞧不起，並且經常大耍流氓手段，對他們肆意侮辱之。

文人被皇帝老爺視為戲子，或挨罵受辱，畢竟只是受些精神上的刺激，若一旦忤逆了皇帝老爺的旨意，或提些令皇帝老爺聽不進去的意見，甚至公然與其唱對台戲，遭遇可就慘啦。屈原，李白、韓愈，歐陽修、蘇軾等人，皆曠世奇才，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泰山北斗，他們的辭賦詩文光焰萬丈，流傳千古，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說，他們遠比那些功業早已灰飛煙滅，甚至人亡政息，連姓名都被人忘記的帝王偉大得多，但是在他們活著時，其命運卻被一些自以為英明無比的帝王隨意擺布：

屈原不但是偉大的詩人，而且為楚國的強盛立下大功，但楚懷王熊懷和他的兒子楚襄王熊橫，只是聽了奸佞上官大夫的讒言，就兩次將他放逐，使其於悲憤絕望中投汩羅江而死。李白詩才為當世之冠，然而他的詩才，卻敵不過權宦高力士和唐玄宗李隆基小老婆楊玉環的讒言，終被李隆基冷落一旁，後竟棄之不顧。李白後來誤上永王李璘的賊船，李璘兵敗後，李隆基的兒子肅宗李亨，並不因他是偉大詩人而對他稍加寬囿，多虧名將郭子儀力保，詩人才倖免一死，改為流放夜郎。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中唐文壇的領袖，但只是上了一篇《論佛骨表》，對興師動眾，耗費巨資，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憲宗李純進行勸諫，李純卻覽表大怒，硬要將他宰掉，幸虧宰相裴度、崔群和一些王公大臣為他求情，才算保住性命，被貶往偏遠的潮州。歐陽修是一代文章宗師、詩文革新派的領袖，但只因寫了一篇《與高司諫書》，為被貶官的范仲淹說了幾句話，宋仁宗趙禎便聽信奸小的讒言，視其為范的「朋黨」，將他貶往荒僻的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七年後才將他召回朝廷，任諫官之職。但兩年後，他又因作《朋黨論》觸怒了趙禎和反對革新的朝臣而被貶往滁州。至於絕代奇才蘇軾，遭遇比歐陽修更慘，先是宋神宗趙頊聽信變法派的誣告，以其在詩文中「諷刺變法」、「侮慢朝廷」的罪名，將其貶往黃州，五年後才將其召回朝廷。十多年後，嫉恨蘇軾的朝臣上疏舉劾他在詩文中「指斥先帝」，又被趙頊的兒子哲宗趙煦不分青紅皂白貶往惠州，後又被貶往嶺南的瓊州，直到徽宗趙佶嗣位大赦，他才得以「內移」，當年夏天於北歸途中病死於常州……有類似遭遇的文人，還有很多，不再一一例舉。

從上述諸位詩人、文豪的遭遇來看，中國歷代文人，在皇帝眼中，不過「工具」而已。即是工具，當然也就一切從「用」字出發。但皇帝對文人的要求，不僅是「可用」，而且要聽話，要順從，要發揮他們的特長，以詩文為其歌功頌德。既然如此，皇帝對於文人，也就很難尊重、信任，或是有什麼感情可言。故文人無論如何忠心，如何有用，一旦提出什麼不合聖意的政治主張，或對皇帝老爺的錯誤決策、荒唐行為犯顏直諫，提出批評，十有八九要倒大霉，至於在詩文中對皇帝或朝政有所諷諭，或是被懷疑有訕謗聖上、譏刺政治的詞句，更是罪不可赦。而文人又往往經不住皇帝所寵愛的奸佞、妃嬪的詆毀，他們的才華與忠心，一旦被這些傢伙的讒言的毒霧所障，皇帝那雙龍眼便忠奸不分，是非不辨，毫不客氣地拿文人開刀。正因為如此，屈原、李白、歐陽修、蘇軾雖然處於不同的時代，但他們遭禍的原因卻驚人的相似。

不過，縱觀歷史，古代的皇帝們似乎都未曾搞過「引蛇出洞」的陽謀，或在掀起「文革」之類的全國性運動將文人一網打盡，相比之下，活在皇權專制制度之下的古代文人，大部分還算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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