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糾葛：讀葛兆光《餘音》

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糾葛:讀葛兆光《餘音》

饒家榮

815

2017-04-10

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對學術史抱有濃厚興趣的學者,他出身於北大古典文獻學專業，「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該專業的要求。去年讀到他的《交錯的東亞宗教》，一本在中研院史語所講座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小冊子，可能是囿於篇幅和講座這種形式，所論並不特別深入，但他的學術思路、方法和視角總是給人靈感和啟迪。最近，他的《餘音：學術史隨筆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付梓，內中有些篇什早就讀過，如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最是文人不自由》和《黃河依舊繞青山》，如曾在朋友圈「刷屏」的關於楊聯陞的兩篇文章，但也有一半左右未曾寓目。不管已讀未讀，這回從頭細閱一過，記下一點膚淺的感想。

這個集子所收文章寫作時間跨度相當大，最早的一篇《吾儕所學關天意》寫於1992年，最晚的一篇《徘徊到糾結：顧頡剛關於「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解》作於2015年（《交錯的東亞宗教》有一篇《納「四裔」入「中華」？——1920-1930年代中國學界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可參閱）。所談論的人物都是現當代學術史上大名鼎鼎的學者，佔據篇幅較大的有沈曾植（2篇）、王國維（3篇）、陳寅恪（4篇）、顧頡剛（1篇）、吳宓（2篇）、楊聯陞（2篇）、黃仁宇（1篇）等。基本上是閱讀日記、書信、詩集、回憶錄、年譜等資料而後撰寫的。

當代學人中，擅於利用日記、書信、年譜等傳記性材料作學術文章的，余英時先生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其次就是葛兆光先生。葛先生在《重讀楊聯陞日記》結尾說：「讀讀前輩大學者日記，不僅學術史或許可以重寫，沒準兒還能偷師學藝，從書目、方法和興趣上學到很多東西。」去年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演講的時候，提到一個細節，他自己親近和領會克羅齊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閱讀克氏自傳，學術論著反而不太容易進入。英雄所見略同，此之謂也。

本書收入的隨筆有二三十篇，為數不少，但作者「縈繞心中已久的話題」主要有三個：一是如何評價晚清民國學術，二是有關傳統中國的文史研究為何要叫「國學」，三是學者所面對的「時局刺激」與「自由環境」。這幾個問題都很沉重，但葛先生如鯁在喉，在序言里一吐為快，可以說本書自序就是一篇提綱挈領的重要文章。對於第一個問題，學界和社會上有各種評判，言人人殊，而作者的態度是今人「千萬不能有後來居上的盲目自大」，畢竟晚清民國「那個時代機緣湊合，時勢催人，確實促成了人文學術的現代轉型，也拓展了人文領域的知識擴張，更成就了一批至今還值得紀念的大學者」。至於第二個問題，很明顯也是針對現實而言，當下所謂「國學」，範圍極為狹窄，作者於此憂心忡忡，感覺這種取向與「新學問由於新發現」的學術潮流背道而馳。第三個問題，集中每篇文章幾乎都有所涉及，作者曾自問：「這個學界會好嗎？」這是葛先生反思學術史之後的痛苦追問，「但悲哀的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讀這本書，第一個收穫當然是汲取新知，增廣見聞。比如王國維寫給內藤湖南的信（書中還專門附錄了王國維的三通未刊書信），讓我們對王氏與日本學人的交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比如，王國維傳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末尾原來有一大段《余考》，因為收入《觀堂集林》時被刪去，一直被學者忽略，作者在京都訪學時看到了手稿本，撰文加以介紹。也就是說，這篇看似純粹的考據後面，還有王國維對義理的思索。又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陳寅恪資料集》，從中可知海外學界對陳氏的關注；再如，龐朴是很早就會操弄電腦的學人，朱維錚「外表犀利而嚴苛，內心卻柔軟而善感」，等等。這些都是我不曾知曉的。

第二個收穫是對學術史的認知。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真正的學術史，應當討論的是「學」，需要討論幾個問題：一是「學術轉型」和「典範轉移」，也就是傳統學術如何轉變為現代學術；二是學術轉型的背景和動力，也就是促進學術更新的因素；三是講述一個時代的學術特色，包括它的研究趨向、理論和方法等。作者坦承，書中所錄大都是「別有懷抱的隨筆」，「並不算是學術史，最多只能算『學術史別頁』」。

儘管如此，有些篇章還是透露了作者對學術史的關懷。譬如，作者在談論沈曾植的兩篇文章里（《世間原未有斯人》，發表於1995年；《欲以「舊道德新知識」六字包掃一切》，發表於2008年）念茲在茲的一個問題就是「學術史的遺忘」：

「過去的學術史對於一個人，常常把他的思想和學術『打包』，以致政治立場總是『綁架』學術成就。如果思想史極力褒揚，學術史只好投鼠忌器，評價調門跟著水漲船高，如果思想史在極力貶斥，學術史也只好繞道而行，生怕染上了立場不穩的罪名。」

「如果思想史的判斷過多地干涉學術史的描述，那麼，學術史是很難公正地還原它的本來歷程的，像胡適、像王國維、像陳寅恪、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預已經使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不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評價了，還好，他們名聲太大，離我們太近，學術史既躲不了又繞不開。可是，像沈曾植這樣離我們遠一些的學者呢，難道學術史的遺忘，就可以是順理成章的遺忘么？」

有鑒於此，作者提倡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切割」。一方面，不能不說作者指出的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現象確實存在，而且相當嚴重，所以「學術史與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應當適當地分家的」，在「學術正確」的層面，這個觀點無疑會引起不少學人的共鳴。另一方面，我有一些隱憂和疑慮，我們真的能對學術和思想做一分為二的切割嗎？就拿沈曾植為例，他被人譽為「清同光朝第一大師」，得到王國維、陳寅恪、內藤湖南、伯希和等中外學術巨子的推重和尊崇，但他的的確確被學術史和思想史遺忘了。如果我們今天書寫晚清民國的學術史，只是簡單地把沈曾植這個人加進去，這樣的學術史就「公正」了嗎？恐怕很難說，至少我是深表懷疑的。沈曾植的被遺忘是一個學術史問題，更是一個思想史問題，如果不能在思想史層面有很好的觀照和處理，我們也未必能比較圓滿地解決「學術史的遺忘」問題。那麼，該怎麼辦呢？其實已有學人作出探索，徐堅教授在研撰《暗流》、《名山》這兩部學術史著作時採用的方法是，把學術史當作思想史來做，也就是他說的「作為思想史的學術史」。因此，與其「分家」，不如「相親相愛」，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和詮釋學術史問題，這樣才能比較靈活地處理所謂「遺忘」問題。

作者認為政治史、思想史對學術史的「綁架」是造成「學術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自是卓見。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成語」也很容易干擾我們的學術史認識，對嚴耕望「二十世紀四大史家」（或「現代史學四大家」）的誤讀，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嚴先生在《治史三書》中確有四大家的說法（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但這個說法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及睹其風采，或讀其書時，其人尚健在」，這樣一來，早已辭世的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等就被排除在外了。嚴先生是一代史學大家，評騭史壇人物，回顧學林往事，讓後生晚輩對史學史多了一分親近和理解，自然廣受歡迎。然而如果斷章取義，被媒體、被學人肆意放大，當作一種「公論」，往往會造成另一種「遺忘」和「不公」。

第三個勉強稱之為「收穫」，是對《最是文人不自由》提出一點不同的看法。這是作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閱讀《陳寅恪詩集》後撰寫的，發表於《讀書》雜誌，影響頗廣。但這篇隨筆給我的印象是，文人的感性大大壓倒了學人的理性，這大概也是該文流傳甚廣的一個原因。此番重讀，發覺作者把陳寅恪當作一個「卧龍式的人物」，滿懷政治抱負，渴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惜時乖運蹇，到頭來只能在詩中傾吐這種鬱郁不得志的情結。問題在於，陳寅恪真的是這樣一位迂夫子嗎？其實作者也拿不準，所以他一邊猜測「陳寅恪自己並不覺得他是一個尋章摘句的學人，而應當是一個經邦緯國至少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奇才」，一邊自我否定，「我不相信陳寅恪這種受過現代訓練的學者不明白政治與學術早已判然兩途的事實，我也不相信陳寅恪這種理智的知識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故典」，然而終究還是一片迷茫：「可他為什麼還要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抱負和自尋煩惱的憂鬱？」

竊以為，這很可能是作者陷入陳寅恪的「迷魂陣」了。如所周知，陳寅恪沒有像胡適那樣留下供後人檢閱的日記，而是把他的感懷化作一首首舊體詩。陳寅恪的這些詩無意間為研究者刨下了一個大坑，如果不放寬視野，如果不參照其他文本，一味沉醉其中，那麼很可能陷入迷途。試想，假如陳寅恪寫的不是舊體詩，而是報章時評，這種觀感可能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根本不會把陳氏想像成「欄杆拍遍，何人會，登臨意」的卧龍式文人。胡適也在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人這兩個角色之間周旋，但好像沒有哪位學者說他是「卧龍式人物」，即使有，就一般印象而言，胡適的光風霽月也完全不同於舊體詩中陳寅恪這種「最是文人不自由」的陰鬱和壓抑。其實，胡適「自覺或不自覺的從政心理」，與政界人物的交往，以及實際的政治糾葛，都要比陳寅恪深得多。由於世家出身，陳寅恪之於胡適有一點「優勢」，也許就是他從父祖輩那裡知曉更多晚清政壇內幕罷了。

儘管如此，《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仍有值得稱道之處。作者認為，「上蒼對於陳寅恪雖然未必公平」，但陳氏有兩個幸運的地方：一是他選擇了唯一可以實現自我的職業及學術生涯，「二是陳寅恪的生活中有一個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篔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託」。尤其是第二點，粗看好像沒什麼，但稍一尋思，就不能不表贊成，只要看文中所引陳氏夫婦的唱和，即可體會。

同樣是談陳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發表於2001年）是作者讀陳氏書信集的隨感，至少給我的感覺，該文比《最是文人不自由》（發表於1993年）通達不少。這可能是兩種文體（或者說文類）造成的。具體來說，舊體詩這種文類本身在傳情達意方面就造成了一些規範（或者說約束），「自古逢秋悲寂寥」就是典型，所以中國古代的詩人估計十有八九都是「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碰到危急關頭，便是「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同理，陳寅恪用「食蛤那知天下事」表達他對當局的某種看法，放在他那個時代和環境下，恐怕並不等於他自己要參政、干政。當然，我並不否認陳氏身上存有那種傳統士大夫習氣，而是想著重指出，一種文類可能會給人們認識、理解學人與學術史造成某種幕障。這或許是值得研究者時刻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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