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人均教育水平曾與中國相當 為何沒有經濟奇蹟？

【非洲為什麼沒有在華盛頓共識推動之下發展起來？很多人會喋喋不休說出諸多原因：匱乏的物質資本、惡劣的商業環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資本和薄弱的吸納能力、低下的生產率、不良的文化習慣(懶惰)等等。

然而，林毅夫和孟加，兩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卻認為，這些陳詞濫調，與歷史和實踐證據卻是相悖的。

他們二人的新書《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蹟》第一章《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中，從糟糕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的人力資本以及低下的生產率三個小節，分別證實華盛頓共識關於非洲發展的改革方案是誤導；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和差距並不是發展中國家啟動經濟增長進程的障礙；幸好，在財政和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的國家沒有盲從華盛頓共識開出的、那個長長的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發生條件的改革清單。

《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分為上中下三篇發布，5月5日，我們發布了上篇，本文為中篇，原標題為《現實和神話:孱羸的人力資本基礎》，著重講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北大出版社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毅夫、孟加】

基礎設施缺口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關聯性毋庸置疑，但卻並不構成阻礙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全部原因，那麼問題是什麼?

依照流氓警察在非洲街頭的邏輯，最明顯的合理質疑應該是人力資本(通常定義為「體現於勞動者個體並可以為個人、社會和經濟創造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特質」（1)，而且理由很充分:人力資本在發展中國家通常很弱。

象牙海岸公立女子中學的學生

人力資本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提出的，它闡述了教育和培訓是對技能和能力的投資，勞動者個體的決策依賴於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訓，對這種投資回報的合理預期是他們的生產率因此而得到提升(Schultz，1960，1961; Becker，1964)。

在此之後的研究工作探究了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與技術活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詮釋了企業如果擁有教育/技能水平較高的勞動力，會更有可能採用和實施新技術，進而增強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回報(Nelson and Phelps，1966)。

Heckman(2003)很好地解釋了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首先，人力資本就是生產力，它對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有直接影響。所以，舉例說明，如果一個人接受了會計培訓，成為一個更好的會計師，這個人的工作業績就會提升;如果一個工人對修理一台發動機是訓練有素的，那麼他修理髮動機的效率就會更高。這些明顯都是技能提升後的直接效果。但是，人力資本還會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適應性，它會使工作人員在不同任務中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增強工作人員適應變化和應對新機遇的能力。」(pp.796—797)

諸多的實證分析也對這些理論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這些並沒有解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方法和測量問題。

Griliches(1970)最早估計出三分之一的所謂「索洛剩餘」(即產出增長不能歸因於勞動時間或資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可以由勞動力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來解釋。Barro(1991)和Mankiw et al.(1992)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的橫向比較研究，證實了這些關係是正相關的。

如果把人力資本看作一個集才華、技能、能力和知識於一體的組合，且工人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投資積累，使自己的工作更富有成效，那麼人力資本指標確實是考慮增長前景的重要線索。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便是擁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並擁有良好健康狀況的勞動人口大軍。

因此，將發展中國家依然普遍貧窮的原因歸結於它們普遍較低的人力資本水平，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假設。但是，如果說挪威擁有與玻利維亞、蒲隆地和緬甸相似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它們就會有一樣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嗎?答案顯而易見。

而且，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隨著貨物、服務、知識和技能頻繁地自由移動，是否可以推理出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與其經濟增長率之間是如此線性相關的？實踐中的情況顯然比理論描述更為複雜。

Pritchett (2001)發表了一篇具有挑釁性標題的文章「教育都去哪兒了?」(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在該文的激發下，掀起了一場關於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關聯的特性和強度的爭論。

該文分析了跨國家的數據，發現使勞動力教育程度不斷上升的人力資本投入提高與人均產出增長率提升沒有關聯。儘管它指出不同國家之間教育對發展的影響力有些不同，但都普遍低於預期，這是由於三個可能的原因。

首先，治理與制度環境配置如果與教育相悖，教育資本的積累實際上會降低經濟增長;其次，隨著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供給迅速擴張，而同時對其需求保持平穩，教育的邊際回報就會迅速下降;最後，教育質量可能很低，即使接受多年教育仍不能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

的確，Pritchett的這篇文章是充滿爭議的，其方法和測量問題也受到了批駁。（2）但是，這個研究強調了一個不可迴避的典型事實，即教育及衛生指標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係，即使用無可爭議的精確分析，也是難以說清楚的。它不是一個明確定義了乘數標度的齊次函數。

企業調查顯示，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20%到40%的企業明確肯定了缺乏職業技能是企業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政策制定自然不應該僅以調查結果為依據(Lin and Monga，2011)，而且，跨國研究也揭示了教育和健康投資也許並不能轉化為整體經濟福利改善的一系列原因。

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往往需要不同的技能才能使它們的勞動力更加有效地就業並釋放全部生產力，這是一個重要但又常被忽視的議題。剛果民主共和國是一個人均收入200美元的經濟體，擁有 3500 萬的勞動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有小學學歷)，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43000美元，只有250萬的勞動力(其中大多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兩者所需要的人力資本類型不會一樣。

因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一個產業和技術升級與制度變遷攜手並進的過程，其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夠有效依託已有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發展，而比較優勢又取決於資本、勞動、土地、自然資源這些因素的相對分布。從經濟的真實需求出發，以顯性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為驅動力，這就決定了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需要不同技能的勞動力。

把人口的大部分安置於基本裝配活動或輕工製造的工作崗位並不會使經濟蒙羞。實際上這正是發展良好的經濟體在發展歷程中的所作所為。在工業革命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之後，西方國家才開始對人力資本這一話題產生興趣。直到20世紀之交，人們才認識到對初中及以上人群的掃盲後教育可以大大提高經濟生產率。

正如Golding(2001)所言:「1900年，除了美國有一小部分青年參加全日制中等教育，其他國家沒有哪個是這樣做的。工業界已經認識到普及識字的重要性，但對於大眾來說，接受小學以上的教育在當時是超前的。」

即使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個當時經濟領先的國家也不例外，自1850年以來它們的人均收入接近，是產品市場上激烈競爭的對手，但決策者和戰略家經過了一段時間才認識到人力資本對於經濟福祉既不可或缺又貢獻巨大。

同樣，當經濟增長開始時，世界許多地方都有人力資本存量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後來有了改善，是因為繁榮的經濟為稟賦結構的不斷改變和適應提供了可能性。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在回顧義大利150年來教育機構的演變和成果時指出:「正規教育似乎並沒有對戰後經濟繁榮起到什麼主要作用……儘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義大利的正規教育水平相對較低，但是，如果排除了地理上的差異，其仍然維持了較高且增長的生活水平。

這一顯然違反常識的現象，也許是由於不那麼正式的信息傳遞機制和職業學校等培訓在一些特定環境下，向高度專業化的產業區域的人口提供了合適的技能培訓。」(p.26)經過過去一個世紀，義大利各地區的教育和掃盲指標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相當長的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這些指標表現極差。

從圖1.1可以看出，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遠不是線性的。義大利2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定義為達到最高學歷至少需要的年限)從1951年後僅為4.1年，緩慢地增加到2010年的10.8年。然而，義大利在1951年已經是最發達的經濟體，當時的人均GDP接近 4000 美元。

圖1.1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1870—2010年

注:深灰色點為12個西歐對照組國家，義大利的觀測值為黑色點並加註了年份。

資料來源: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

1980年，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7年，相當於同年迦納的水平(3.6年)。然而，中國仍然用其薄弱的人力資本取得了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所稱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3）: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都在9.8%的驚人速度。但即使在今天，儘管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是巨大且進步顯著的，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僅為7.5年，大約相當於加彭和利比亞的水平，甚至低於阿爾及利亞。

如果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那麼從圖1.1可知，人均GDP的增長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係。即使對於義大利這樣的工業化國家來說，教育年限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加，但也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

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取得了驚人的增長表現，這令今天仍然貧窮的經濟體尤為關注。這裡非常適合驗證人們常說的那些增長前提條件的有效性——不是要尋找一個可複製的「模式」，而是要通過觀察發現哪些方面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也是可以做到的。

諸多實證研究的方法和測量技術往往會強調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重要性。但是在1994年之前，人力資本的總體積累主要是緣於人口的增長，而人均人力資本的增長成為主要驅動力基本是在1995年之後(Li et al.，2009)。直到1999年，顯著的教育擴張性增長才開始促進人力資本的加速形成。

在1997—2007年間，中國高校的招生增加了近5倍(Whalley and Zhao，2010)。

1978年，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能力還很薄弱，國家也比世界上大多數貧窮國家還要踵決肘見。當74歲的鄧小平接掌了這一大國的領導權時，人民正飽受著飢餓並且淤積著憤慨。

鄧小平的傳記作家傅高義是這樣描述的：「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當時占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平。」（4） (Vogel，2011)當時中國的人均GDP是154美元，約為迦納或喀麥隆的五分之一。

20 世紀70年代，「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佔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預設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于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1950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10年里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Vogel， 2011)。

在酷愛橋牌的鄧小平(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唯一的正式頭銜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看來，駐足於過去發生了什麼，或糾結於誰的過失導致了這一切已經不是當下的主題，所以不必為此浪費時間。「

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

」鄧小平並沒有勾畫一幅致富的宏偉藍圖，而是務實地承認他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他堅信，自然資源的匱乏、人力資本的孱羸、基礎設施的短缺，甚至中國商業環境的糟糕現狀都不會阻止他創造經濟奇蹟。他只是覺得他虧欠著他的人民。他採取了一些常識性的原則，這最終證明是在全球發展歷史中最驚人成功的秘訣，是對當時主流範式、主導思想、老朽教材的傳統政策處方的有力控訴。

鄧小平是一個集謙卑、自信和專註於學習知識於一身的完美典範。他在新加坡會見李光耀時，向後者詢問了關於如何規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發展制約的一些基本問題。

他鼓勵學習新加坡和韓國，還借鑒了日本以及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地區的成功經驗。他向其他官員提出要求，要求他們擴大自己的視野，去世界各地訪問並帶回新的理念、新的管理辦法、有前景的新技術，並進行實驗。

他解決問題的方法類似於剛果巴特克人中的伐木者，他們認為「要通過砍伐樹木來學習如何砍伐樹木!」他主持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吸納了中國當時大量的低技能人口，這不僅實現了高參與率和低失業率，而且還使低技能工人通過工作和學習提高了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了在職培訓和「軟技能」，為中國製造業部門的產業和技術升級做好了準備。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鄧小平的勞動密集型戰略也促進了競爭力較強的私營行業的誕生，這提高了政府的稅收水平，也為國家的儲蓄和投資政策拓展了空間。

對於玻利維亞、蒲隆地、緬甸這些低收入國家，其勞動力的規模比較容易管理，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為它們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經驗:人力資本基礎薄弱對激發經濟增長不構成根本上的約束。通過充分利用自身的稟賦結構，選擇最豐裕的生產要素(通常是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即使是人力資本非常薄弱的國家仍然可以實現高增長率。

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積累了充足的儲蓄和資本，從而逐漸實現了稟賦結構的升級。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如果將自己薄弱的人力資本投入到與它們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的產業——通常是處在價值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落後的經濟體仍能收穫好的成效。

當這些國家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並向技術前沿邁進時，它們在攀登價值鏈的過程中，又會需要不同類型的技能(高水平的技術和複雜創新、設計、分析和解決問題等認知技能)。

經濟學文獻中會頻繁地指出，在許多低收入國家，質量普遍較差的教育體系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約束條件。的確，這是一個普遍且嚴峻的現象。在許多非洲國家，雖然基礎教育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教育質量和學習效果仍然不好。

調查結果顯示，在非洲大陸領先國家之一的坦尚尼亞，20%的七年級學生無法閱讀一段斯瓦希里語(Bold et al.，2012)。但是，研究人員如果從這樣的調查結果得出結論，認為「高質量」的教育成果(作為高水平人力資本的替代指標)是開啟經濟增長進程的絕對先決條件，恐怕還為時尚早。

事實上，這種斷言似乎在概念上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卻難以用實證和歷史來驗證。認為貧窮國家的勞動力狀況既規模有限又很難令人滿意，使人想起了伍迪?艾倫的一個故事片段:一個女人生氣地抱怨著餐廳的菜不好吃，她的同伴不僅欣然同意，還添油加醋地說菜的分量給得太少……此外，無論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教育培訓質量和勞動力素質始終都是政策制定者們需要關注的問題。（5）

這也很自然:增長和發展總是意味著稟賦結構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變化，隨著追趕過程(在此期間通過模仿可以實現高增長)的結束，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前沿，發現新的商機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這種變化的速度也會逐步下降。

低素質的勞動力似乎是經濟發展的障礙，而繞過這一障礙並不困難。

如今的世界，技術創新使知識轉移和培訓的成本比以前低了很多，各種發展要素——包括高技能勞動力——的移動也越來越頻繁，貧窮國家能夠吸引到幾乎所有它們需要的能力和專業人才，它們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可以利用自然資源給它們帶來的收入(有些海灣國家一直在這樣做)，也可以圍繞自己的比較優勢設計和實施增長戰略，以發展競爭性產業(比如模里西斯)。

同理，高素質的勞動力並不一定可以轉化為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貧困削減。許多發展中國家從微薄的財政資源中撥款打造優質的人力資本，卻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經濟收益。這不僅僅是古巴的情況，像印度、迦納、喀麥隆或肯亞這些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都優先發展教育，並培養了大批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這些公共支出通常來自向貧困農民所征的高額稅收。

然而，這一戰略並沒有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和創造出就業機會，許多高技能人員不得不背井離鄉，這導致了它們花費重金積蓄的稀有人才的流失。

高素質勞動力不一定能轉化為更高經濟增長率。圖為馬拉維培訓的護士們。

最近，甚至有不少這樣莫名其妙的故事，馬拉維前總統穆塔里卡經常講述他曾經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培養世界一流的護士。他將大量的公共開支用於這項培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馬拉維的護士迅速成為全世界的搶手貨，英國政府甚至推出了吸引他們的招聘計劃。

當然，由於馬拉維缺乏相應的工作崗位，許多護士在畢業的那一天就離開了自己的國家。這令穆塔里卡總統在疑惑中無奈道：難道人均國民收入300美元(2010年)的馬拉維應該為當年人均國民收入36000 美元的英國醫療體系提供補貼嗎？面對這樣的矛盾，一些研究人員強調所謂的人才流失收益，即那些移民可以寄回自己國家的潛在的大量匯款。

各種實證研究的確表明，這些匯款額往往是相當可觀的，並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有力地影響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Imai et al.，2012)。然而，這樣的分析忽略了無法量化的正外部性，那就是當貧窮的社會裡最訓練有素的年輕人移民國外時的損失。

假設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並沒有遠走他鄉，僅僅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將在本國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這些人會成為年輕女孩們學習的榜樣，為國家帶來社會和經濟上的紅利。愛因斯坦曾這樣說道:「教育者，學校所習盡數送還先生以後之餘剩也。」（6）

注釋：

（1）參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OECD,2001)以及Liu and Greaker (2009)。

（2）人力資本存量的測量是通過間接的(如殘差估計)或直接的方法。間接的方法通常包括以用於生產國民凈收入的投入(自然資源存量、人力資本存量、物質資本存量和金融資產)來估計國民財富。通過對由其他財富組成的收入流的計算，人力資本存量可以作為殘差或國民凈收入中難以解釋的部分而被扣除。一個類似的殘差計算方法是基於國民賬戶，將人力資本作為財富總量和有形財富的總和(即生產資本和自然資本)之差來計算。

這種間接的殘差法越來越被認為是不理想的，因為它不能解釋人力資本為什麼是發展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發展的，所以幾乎不能為政策制定提供什麼建設性的信息。此外，人力資本的間接推算方案也會受到會計等式當中各項指標測量誤差的影響。

（3）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於2009年11月16日在復旦大學的演講。

（4）引自中文版《鄧小平時代》(三聯書店2013年版)，譯者馮克利，下同。——譯者注

（5）學生能力國際調查(PISA的15歲學生以及TIMMS的四年級、八年級學生)的結果總是顯示，在類似的正規教育情況下，個人的實際能力在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具有很大的差別。

（6）譯文引自林語堂的《林家次女》,原文為「E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at school」。——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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