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絲綢之路的宗教之魂

文史 05-01

卓新平：絲綢之路的宗教之魂

公元前138年（西漢建元三年），張騫受命從長安啟程出使西域，拉開了聞名中外的絲綢之路歷史戲劇的序幕。此後張騫兩次西行，開闢了連接歐亞的通路，形成了相關國度「使者相望於道」的頻仍來往，推動了歐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積極交流。

在前後近兩千年的古絲綢之路歷史中，宗教的傳播和交流佔有很大比重，起過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外域宗教的入華、以及中國儒教等信仰傳統的西漸，基本上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得以實現。這樣，宗教的流傳與交往，促進了中外民眾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為具有動感及活力的絲綢之路經久不衰的精神之魂。為此，有必要對絲綢之路上的宗教及其傳入中國加以充分描述和認真分析。

一、絲綢之路上的佛教

張騫西遊大月氏時始知印度之名、「始聞浮屠之教」，而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佛教遂從印度傳入中國。其最早的記載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從西域傳入佛教。此後在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於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來印度人攝摩騰、竺法蘭至洛陽之說，並因「時白馬負經而來」故建有白馬寺。這一時期的西域乃佛教熱地，不少佛教高僧經由穿行西域的絲綢之路而到中國內地傳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土流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鳩摩羅什（344-409）從龜茲（今新疆庫車）被迎到長安，尊為國師。印度高僧真諦亦應梁武帝之邀經海上絲綢之路於中大同元年（546年）來到南海（廣州）弘法。在此前後通過絲綢之路來華的西域僧人還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婁迦讖，龜茲人佛圖澄，北天竺人覺賢，南天竺人菩提達摩等。其中不少人都成為譯經論法的著名翻譯家。

絲綢之路也是佛教傳入後中國人西行求法之路，從而與西域僧人的東行傳法形成呼應和互動。有據可查的第一個到達印度的中國人是漢獻帝建安十年（205年）從鳥鼠山（甘肅渭源）出發的成光子，而沿絲綢之路西往的中國僧人則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為始。此後，以陸行絲綢之路西遊、沿海上絲綢之路東歸的東晉僧人法顯（344-420年）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海歸」。與此前後時期的西行者還有竺法護、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經的玄奘（602-664年）和義凈（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東歸譯經的感人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經乃是膾炙人口的《西遊記》之歷史本源。

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佛教得以傳入中國的「大乘」（大道），而這種佛教傳播的來往亦使絲綢之路充滿生機、顯示靈性。「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規模輸入中國的第一次，它進入中國後，很快便被中國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在中國生根開花，使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二、絲綢之路上的瑣羅亞斯德教

瑣羅亞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的國教，在中亞地區有著廣泛的影響。因該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瑪茲達的象徵，故在中國歷史上也被稱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華故「始謂之天神」。絲綢之路的開通，也推動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東傳，並於6世紀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一度盛行於西域，如在焉耆、康國、疏勒、于闐等地曾廣為傳播，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統治者所推崇和推廣。陳垣曾指出，「火祆之名聞中國，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靈太后時（516-527年），該教曾獲得獨尊之位，被其統治者帶頭奉祀，靈太后曾以「化光造物含氣貞」之詩句讚頌該教，而其它祭祀崇拜卻被廢止。北齊、北周時也流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為該教之專指，而「胡天神」則被用來區別「中國恆言之天」。隋唐時期因該教興盛而廣建祆祠，統治者為之設立薩寶府和祀官，如唐朝長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陽的會節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涼州的祆神祠等。陳垣認為，「祆字起於隋末唐初」，「祆字之意義，以表其為外國天神，故從示從天。同時周書亦有祆字，並謂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連，亦始於此。」[3]當時初傳入中華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也曾被誤為來自波斯的該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經教」之稱，隨之亦以具有「日」、「火」蘊涵的「景教」來顯示其光明之意。

絲綢之路既通西域，域外來華的「胡人」率先將瑣羅亞斯德教傳入，故管理祆祠的薩寶官職一般也由「胡人」擔任。這些祆教徒主要來自粟特、波斯、以及今為撒馬爾罕地區的安國、曹國、史國、石螺國、米國、康國等，「此六國總事火祆，不識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由於「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書·西域傳》），其來華經商或定居者將此信仰亦帶入中華，並逐漸影響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傳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並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尤其在沿絲綢之路的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地區，該教影響頗大，信其教者包括鮮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這一信仰的蛛絲馬跡。[4]

無論是陸地絲綢之路的沿途，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都曾有瑣羅亞斯德教的發展，其在華興盛於隋唐，後因伊斯蘭教的強力傳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對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產生了長久影響，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視之外，由其信仰禮儀習俗等演變發展的穆護歌、胡騰舞、胡旋舞、潑胡乞寒戲、拓壁舞筵也成為廣為流傳的文化遺產。

三、絲綢之路上的猶太教

猶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來中國經商，他們多從中亞經絲綢之路來華，亦有從海上絲綢之路經西亞、北非或印度等地轉道來華者。因為猶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蹤跡所在亦是其猶太教到達之地。公元2世紀的猶太教拉比文獻中已經有了關於絲綢的記載，但在絲綢之路所發現的猶太教遺迹遺物則多為7世紀至14世紀之間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圖記》也有當時從中國出發西行的路線記載，稱「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5]而有確切史料證明大批猶太人來華喬寓定居之事實的，主要乃宋代開封等地猶太人的存在及同化。

猶太教在華始稱「一賜樂業」教，為今「以色列」的同音異譯，亦有人解釋為此名乃根據明太祖的旨意，表明其「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的態度。[6]而中國古代民間則將之稱為「挑筋教」，其寺為「挑筋教禮拜寺」。而關於猶太人在華名稱的記載及其演變，陳垣曾指出，「猶太族之見於漢文記載者，莫先於《元史》。《元史·文宗紀》天曆二年詔僧、道、也里可溫、術忽、答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術忽即猶太族也。《元史語解》易術忽為珠赫。……術忽或稱主吾，又稱主鶻。」「至於一賜樂業之名，則起於明中葉。如德亞之名，則見於明末清初。猶太之名，則見於清道光以後。術忽之名見於元。《元史譯文證補》又謂元《經世大典》之斡脫，即猶太。」[7]

在華猶太教基本上是順著陸上絲綢之路及其延伸路線來發展，到達開封的猶太人在宋代乃是從古波斯一帶出發東進，沿途經過了西夏及西域其他國家，故有來自「西域」之說。但亦有人對猶太教來華持「天竺」之論，即從海上絲綢之路經印度而來。記載開封猶太教的文獻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記》稱其「出自天竺，奉命而來」；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經寺記》則說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為此有如下解釋，「西域說就是波斯說，天竺說就是印度說。」[8]這兩種說法都證明猶太教不是從其本土直接來華，而是經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在其沿線各國如中亞、印度等居住、生存，然後才輾轉來到中國。這就使猶太教的來華傳播與絲綢之路有著不解之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及宗教意識如此強大的猶太人及其猶太教卻通過平緩的融合同化而在中華大地上消失，這已成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追溯、思考之謎。

四、絲綢之路上的景教

如前所述，景教之稱本身就顯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為其本原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正是經歷了其在波斯的嬗變才傳入中華的，故景教在華初被誤傳為火祆教，「景」字本身亦與「火」字有著某種內在關聯，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稱「波斯寺」。景教的傳入與當時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各族的往來直接相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描述了唐貞觀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羅本沿絲綢之路來中國傳教的經歷，陳垣認為其初傳乃由海上絲綢之路而來，「彼時中華與波斯大食交通頻繁，伊大約由海路來也，景教碑有『望風律以馳艱險』句。」[9]不過，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陸路傳入中國的可能。朱謙之指出，「在中國與波斯之間，密布著交通網，以與中國之重要國際貿易都市相連接」，「景教徒自敘利亞、波斯以至中國，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東西往來貿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錫封（Seleucia-Ctesiphon）、驢分城（Edessa伊得薩）、木鹿（Merv）都是。這些地方或駐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驢分城），或即為景教之據點（如泰錫封、木鹿）。」[10]應該說，景教在當時是活躍在絲綢之路、溝通中西的一大宗教。

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興盛，唐會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毀佛滅教打壓後，景教也沒有在中國完全消失，而是沿著絲綢之路的擴展繼續在其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流傳，「在蒙古人統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爾渾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爾泰山附近的乃蠻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陰山以北地區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區的畏兀兒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11]

宋元之際景教的發展不離與絲綢之路的關聯，而且其影響的重點地區多在西域，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這些地區的存在與發展曾給遠在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帶來種種傳聞和希望，如12世紀的歐洲曾流傳東方有一位「長老約翰王」（或稱「祭司王約翰」）信奉景教，曾率軍遠征波斯和米底等地與穆斯林交戰，並攻克愛克巴塔那，只因底格里斯河漲水才阻止了其收復聖地耶路撒冷的行動。這一傳說是歐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紀派傳教士東來中國傳教的重要動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紀的西歐通過絲綢之路而與中國有了更多的來往及關聯。

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里可溫」的表述所取代，儘管人們對「也里可溫」的解詁頗多，其共識為基督教之稱則無異議。陳垣曾考證說，「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為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為福分人者，或指其為奉福音教人也。」[12]自唐以來論及基督教及其信徒有多種表述，如「景教」、「迭屑」（tersa）、「達娑」（Tarsa）等。「也里可溫」在元朝指景教應無異議，元朝文獻在論及也里可溫時多提及聶斯脫利之名。不過，「也里可溫」是否指元朝基督教的統稱，尤其將元時入華的天主教也稱為「也里可溫」則尚無定論。陳垣在其《元也里可溫教考》中大致承認「也里可溫」包括天主教之說，他在引證時指出，「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卷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為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即天主教矣。」[13]「謂也里可溫為即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儀徵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為確切矣。」「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14]「巴拉超士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Erkeun，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為基督教徒之總稱也。」[15]在該書第二章關於「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的內容中，陳垣也開章明義，直指西方教士之東來，並說，「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詳。今巴黎文庫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16]顯然，陳垣等研究者在此對景教與天主教並沒有細分，而歷史上兩派卻明顯有別，如元朝東來的天主教在華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維諾就曾在其信函中宣稱，「景教徒名義上信奉基督，而實際遠離基督教信仰。」他還進而指責「景教徒自己或者收買他人慘酷迫害我，……他們常常押我於法庭，以死相威脅。」

[17]實際上，元時鎮江府大興國寺碑文中論及的薛迷思賢按照穆爾的解釋「即撒馬爾罕」，[18]此為聶斯脫利派活躍的中亞地區，而非以天主教為主的西歐。人們並沒有清晰、明確地找到以「也里可溫」來直述元代天主教的元朝漢語文獻，而西文、蒙文文獻只是經過翻譯來間接地論及天主教在元朝的存在與發展。況且，漢語「天主教」這一表述本身乃明朝的用語，後人的翻譯、轉述不足以說明當時的真實處境。因此，深化絲綢之路上景教發展演變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景教來華的具體路線、以及元朝景教與天主教的異同上進一步發掘。

五、絲綢之路上的摩尼教

摩尼教最遲亦於唐朝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宗教史上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斯人摩尼在3世紀創教後於277年遇害，其門徒東逃，在3世紀末已將其教傳入中亞。此後，在中亞、北非、印度等地都有了摩尼教的身影。

一般認為摩尼教於7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據中亞發現的文書殘卷記載，摩尼教於675年傳入中國。」[19]而「傳統的看法認為，摩尼教是在唐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年）時才始入中國的。其根據是宋代釋志磐所撰《佛祖統紀》卷三九的一段記載：『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原註：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偽教來朝。』這一看法，由於得到法國漢學家、中國摩尼教研究的先驅沙畹、伯希和（Pelliot），還有我國史學大家陳垣先生的肯定，因而廣為人們所接受。」[20]但林悟殊指出，「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延載元年拂多誕來朝只是標誌著摩尼教在中國得到官方承認，開始公開傳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間流傳多時了。要給摩尼教入華時間劃一個準確的年代是困難的。但我們覺得，中國內地可能在四世紀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21]

雖然絲綢之路因為衝突、戰亂等政治原因而不時中斷，卻因這些經商者、傳教者的執著、堅持而不斷暢通。摩尼教傳入中國後曾被稱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在民間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稱。其傳播擴大到西北、東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魯番一帶頗為興盛，曾為當時外來宗教中僅次於佛教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新疆、福建等地仍有許多摩尼教遺址、遺物的發現，見證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的四通八達。731年前摩尼教在華可自由傳道譯經，此後遭唐玄宗禁止。8世紀時，回鶻人在吐魯番地區建立高昌王國，以摩尼教為國教。由於回鶻人幫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亂，移居中原的回鶻人自768年被允許建寺傳教，故在各地興起摩尼寺院。840年回鶻亡國後摩尼教再度遭禁，但其流入民間稱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間宗教，直至15世紀在明朝的高壓下才基本消亡。

六、絲綢之路上的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在中國舊稱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門、清真教、天方教等，在唐朝最初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當時的阿拉伯帝國被中國稱為大食，「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始。廣州北門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認為始至中國之人，……此墓當亦為永徽三年所建。」[22]當時兩國經濟繁榮，商業往來頻仍，阿拉伯與波斯商人主要以海上絲綢之路前往中國，故大多聚集在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賣出其運來的香料、象牙、藥材、珠寶，帶回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故海上絲綢之路亦為海上香料之路。這些來華的商人被稱為蕃客、商胡、胡賈，大多成為僑寓的「住唐」，並在華婚娶相通、娶妻生子，形成新的混血民族，並使這些民族以伊斯蘭教作為其民族信仰。

元朝時蒙古西征，將大批穆斯林帶回中國，這些人被元朝官方統稱為「回回」，曾形成「元時回回遍天下」的壯觀場景。蒙古人的西進以東西相連的陸地絲綢之路為主，他們促成了沿途穆斯林民族的東遷，推動了中國境內民族、宗教的發展。而元朝後期活躍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國以武力東擴，強力推動了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邊陲的發展。至16世紀，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蘭教。

此外，明朝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將領鄭和（1371-1435）率領船隊七下西洋，則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疆域，促進了亞非眾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亦使這些區域的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的發展有了明顯提升。

七、絲綢之路上的天主教

天主教自元朝傳入中國，其傳教士的足跡覆蓋了陸地及海上絲綢之路，並形成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深度交流。與經波斯來華傳教的景教不同，天主教入華始於13世紀的東西文化碰撞與交流，而這基本上也是圍繞著絲綢之路才生動地展開了其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自1221年以來蒙古人的西征使歐洲人大為震驚，1245年教宗英諾森四世在法國里昂召開歐洲主教會議，決定派傳教士作為使者東行，以爭取蒙古大汗信教，由此開始蒙古與教廷的通使來往。

1245年方濟各會修士柏朗嘉賓拉（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開了西方天主教東行的序幕，其在蒙都和林向定宗貴由呈交教宗致蒙古大汗書信，並得貴由復函而返。1247年，多明我會修士安山倫（Anselme de Lombardie）亦受遣東來。此後，法王路易九世先後於1249年派多明我會修士龍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1253年派方濟各會修士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來華。他們雖然沒有達到其溝通和傳教的目的，其對絲綢之路風土人情的精彩描述卻讓西方人看到一個神奇而迷人的東方。1255年威尼斯商人波羅兄弟東來經商，1266年在蒙古上都覲見蒙古大汗忽必烈，並受其之託回歐洲請教宗派學者東來，隨之於1271年帶著年輕的馬可·波羅來華復命。波羅一家久居中國，直至1291年才回返歐洲。馬可·波羅後來口述《馬可波羅遊記》，傳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佳話。

1289年方濟各會修士孟德高維諾取道亞美尼亞、波斯和印度東來，於1294年從印度由海上絲綢之路抵達中國，隨後於1299年在大都建成教堂，遂為天主教來華開教第一人。天主教的東傳成功豐富了中國的宗教生活，亦使中國有更多機會了解西方。不過，這段歷史後被塵封，人們今天對元朝天主教知之甚微，學術界對也里可溫與天主教的關係亦語焉不詳，故需深入發掘，尋求突破。

絲綢之路經歷的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交流之鼎盛乃明末清初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東傳，其成就可圈可點、膾炙人口。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真正實現了這種文化交流的突破，天主教傳教士由此使中西文化了解得以深化，中國人亦開始對西方科學、哲學、宗教、語言的系統研究，而歐洲人也因此而獲知中華傳統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受到中國哲學、文學、藝術等影響。明清傳教士在此過程中還實質性地推動了歐洲漢學的創立，從利瑪竇開始，耶穌會基本上引領著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學研究，其中尤以法國耶穌會士的貢獻為著，他們在東學西傳上的努力及成功，曾使西方一度流行法國人創建了歐洲的中國學之說。概括而言，法國耶穌會士當時的貢獻也主要在於發現西來宗教在華傳播的蛛絲馬跡及其信仰精神的弘揚，以及中國的宗教文化傳統和對西方的影響，這大致體現在其對大秦景教碑的研究、對開封猶太人的「發現」、對《易經》的分析和索隱派思潮的形成、以及對中國古代編年史的梳理和與《聖經》編年史的比較等。[23]這些發掘和研究，使絲綢之路在連接東西方文化上的意義得以具體化、形象化，並有力推動了其精神層面的比較與對話。

結語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闢及其保持，是東西文化在政治、經濟交流方面的大事，而其中宗教的傳播及其精神的溝通亦不可忽視。由於這些宗教傳播者的東遊與西行，豐富了絲綢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帶來了其地區面貌的變化發展，這尤其在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在中國的傳入，以及西域民族宗教信仰的歷史嬗變上得到典型體現。這種發展演變作為文化遺產的積澱而保留下來，迄今仍可體會到其存在及影響。因此，我們今天在開發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進程中，必須關注其宗教文化的存在與交流，學會科學預見並理性駕馭其社會走向及影響。（作者系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太湖文化論壇理事會副主席，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

注釋：

[1][19]沈濟時：《絲綢之路》，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107、111頁。

[2][3][9][22]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305、308、84、545頁。

[4]參見龔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8月，第228-232頁。

[5]《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597頁。

[6]孔憲易：《開封一賜樂業教鉤沉》，《世界宗教資料》1986年第2期，第10、12頁。

[7]吳澤主編：《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5頁。

[8]潘光旦：《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頁。

[10]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61-62頁。

[11]卓新平：《基督教猶太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頁。

[12][13][14][15][16]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3、2-3、3、4、6頁。

[17][18][英]阿·克·穆爾著，郝鎮華譯：《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1月，第196、168-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