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歲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廣大青年到農村去

上山下鄉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 文 革 運動後期，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到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共青團中央於 8月30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願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範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很多，包括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時，一些幹部子女通過參軍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鄉，或者到諸如北京郊區這樣的地方落戶。

在當時，有一部分青年是「滿懷熱血」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強制離家、遷往農村的。與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較，知青們普遍感覺在農村生活很艱苦，他們在貧困的農村地區當然無法繼續接受正常的知識教育，文化生活也幾乎沒有，他們和當地農民的關係也遠非融洽。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准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卧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後，似乎並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而引發的大規模混亂。相反，由於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知青返城後產生的就業壓力的一種反應。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藉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於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運動過去幾十年後，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不少知青對當年的下鄉表達遺憾，但也有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後悔。」

鄧小平曾說：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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