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嵐靄色，氣韻淋漓—張大千《雲山古寺》領銜佳士得香港春拍

佳士得香港春拍期間，將於5月30日特別舉行「山嵐靄色 氣韻淋漓 — 梅雲堂舊藏《雲山古寺》」單一拍品專拍，隆重呈獻二十世紀藝術大師張大千的傳世鉅作。

重要亞洲私人珍藏專場

Lot 8001 張大千《雲山古寺》 設色金箋 鏡框 1965年作

172 x 89.5 cm.

估價待詢

題識：爰翁寫雲山，不襲元章父子、房山、方壺一筆，自開法門。乙巳（1965年）秋。

鈐印：大千唯印大年、五四1965

來源：The Low Gallery；香港蘇富比，梅雲堂藏張大千畫，2011年5月31日，編號24；梅雲堂珍藏

展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梅雲堂藏張大千畫」，1993年4月17日-5月23日；日本，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香港?梅雲堂所藏張大千之繪畫」，1995年4月5日-5月21日；新加坡，新加坡美術館，「梅雲堂藏張大千畫」，1997年2月28日-4月27日。

出版：高美慶編，展覽目錄《梅雲堂藏張大千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1993年，圖版119；高美慶，《融匯傳統與現代的張大千》，《亞洲藝術》，1994年5月-6月，圖版18。；展覽目錄《香港?梅雲堂所藏張大千之繪畫》，日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95年，圖版117。

《雲山古寺》創作於1965年，畫中山勢沉雄，雲霧氤氳，在金箋的映襯下墨與彩相融貫通，煥爛輝煌。作品氣勢憾人，不僅為張大千潑墨時期的巔峰之作，也可謂其藝術生涯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以直幅寫的雲山之景幾乎全以潑墨之法完成，佔據畫面主體的高山拔地而起，直入雲霄。凌空的雲嵐和山腳的植被則用石青石綠色潑彩而成，色澤絢麗，點綴於畫面中，散發著奇譎瑰麗之光，與大幅潑墨互相映襯，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大千又以簡略筆法于山間和山巔鉤勒殿宇古寺，於抽象之中加入具象，同時區隔中景和遠景，令山水的層次效果呼之欲出。

直造古人不到處

在構圖和氣魄上，《雲山古寺》使人聯想到北宋畫家筆下的名山大川，典型者正是范寬（950-1032）的傳世名作《谿山行旅圖》。畫中題識云：「爰翁寫雲山，不襲元章父子、房山、方壺一筆，自開法門。」這將先生對此件作品的滿意，對自己所創技法風格的自信顯露無疑。他氣魄豪邁地將此幅得意之作，與同宋元時期的「雲山派」名家比較，並稱其作品為「自開法門」，正是將此《雲山古寺》視為他潑墨潑彩風格的代表作，完全可以和宋元繪畫相提並論。對於前半生以古為師的大千來說，此等豪言壯語並不多見，同時期其他重要作品更難見此等題識，足見此《雲山古寺》在張大千心目中地位之重。

大千自言此作不學諸人一筆，然其潑墨山水畫風，實乃長期鑽研中國歷代墨法的蛻變與突破。中國歷代就有以潑墨和染墨技法描繪雲山的先例，其中題識中提到的元章父子（米芾，1051-1107；米友仁，1074-1153），房山（高克恭，1248-1310）與方壺（方從義，1302-1393）皆為其代表。相傳唐代王洽（？-805）就有以墨潑絹，手抹筆塗以為象形的技法。至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以積墨、點墨法開創「米家雲山」，後世高克恭、方從義等人繼承發展。張大千早年師法古人，對雲山一路畫風曾致力頗多，亦曾對上述諸家作品進行摹寫研究，直至六十年代仍未停止。然而傳統的潑墨山水，儘管以水墨暈染表現雲山的效果，終究仍然受到形體具象的制約，是以形御墨。張大千所創製的潑墨寫意山水，先行潑墨，隨著墨色流動初期定形，然後以墨色濃淡顯現出山勢及肌理，最後或以簡筆勾勒出少許物象作為補充，既有蒼茫雄渾的氣勢，又有光彩躍動的奇譎意趣，筆法反而退居其次，達到以墨定形的境界。

范寬，《谿山行旅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雲山古寺》在構圖上與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遙相呼應。觀者在畫作面前彷彿置身於高山之基，用仰視的角度透過直幅畫面才能將山勢攬入眼底。潑墨過程瞬間所形成的墨跡邊緣，使整個山體的輪廓銳利，造成山勢險峻的效果，與《谿山行旅圖》所表達的險峻硬朗冥冥相合。《雲山古寺》無論在技法還是構圖上顯示了強烈的傳統中國藝術底蘊，其傳達出的山水意境更是如此，彰顯張大千前半生從歷代名畫和敦煌藝術中汲取的傳統養分。畫中形象雖趨向於抽象朦朧，但墨色層次依然豐富，空間感分明，相較於傳統文人潑墨作品，其意境和氣魄得到升華，大千滿懷自信地稱其為「自開法門」，也絕不為過。

水墨淋漓

張大千所創立的潑墨畫風可追溯至1950年代，彼時畫家移居南美，並於1954年定居巴西，開拓八德園。此時對於畫家來講，無論地理環境還是人文環境都是全新的，追求變法成為順應時勢的必然趨向。張大千目疾之後，對線條的控制顯得難以從心所欲，從此自開潑墨法門，作品中開始出現以水墨積染和潑染為主的畫風。自此之後，大千頻頻使用大潑墨寫意山水技法，並愈來愈臻於完善。大千更於1960年代初期，在潑墨基礎上發展出潑墨潑彩相結合的新面貌。此後無論是可以居、環蓽盦，還是1970年代返台後的摩耶精舍，都見證著這一新風格的實踐與應用，成為張大千整個藝術生涯中的集大成之代表。

《雲山古寺》所構造的山水意境，在潑墨潑彩的過程中一氣呵成

《雲山古寺》所構造的山水意境，在潑墨潑彩的過程中一氣呵成，而論技法、氣韻上，亦都需要複雜的訓練和深厚的底蘊支持。《雲山古寺》以水墨為主體，相比與後期以潑彩為主的作品，其難度更大，成功完成的作品存世則更少。相比於純潑彩作品，潑墨的難度在於如何利用墨色濃淡乾濕來營造層次感和空間感，這點在以筆為主導的傳統繪畫中尚屬難事，更何況極難控制的潑墨過程。古人云，「墨分五色」，張大千正是利用此種理念，先用水墨的自然流淌滲化定出大的物象，然後或以濃墨破淡墨，或以淡墨破濃墨，營造出峰巒高低起伏和轉折向背的形態。在這一複雜的水墨效應過程中，墨色轉換細微處有色階的豐富變化，於是山勢肌理和遠近高低躍然紙面，筆墨雖平面，而能營造出豐富的空間感。

潑墨完成主體後，畫家以石青石綠的潑彩作點綴，表現濃郁的植被和山巔的靄色。潑彩與水墨交融一氣，隨著色彩的流動、沉澱，產生光色明暗閃爍、斑斕陸離的色彩效果，有似夢境般的奇幻美麗。張大千晚年喜歡使用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這與他在四十年代對敦煌的研習密不可分，敦煌壁畫中隋唐甚至更早期的藝術所散發的華麗典雅、宏大庄偉與明清的清麗雅緻截然不同，大千正是在對敦煌的學習中吸收其色彩的精華，開拓出自家山水中的青綠格調。

萬里寫入胸懷間

《雲山古寺》創作於張大千作品風格最為抽象的時期，全幅幾乎全以潑墨而成，為數不多的殿宇草亭也以最簡略的方式勾勒而得。這種表現手法與西方現代藝術的抽象造型方法冥冥而合。彼時張大千居寓巴西，並遊歷歐美及世界各地。1956年，他更是與西方現代主義大師畢加索會面，談藝論畫，因此他對西方藝術的發展應當有所了解。然而，潑墨潑彩風格所傳達出的美學意境，卻是植根於中國文化之上。抽象之美，是中國古人一直追求探索的，也是古人評價詩詞歌賦的最高要求。蘇軾曾作詩云「繪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潑墨過程的一氣呵成和形式上的去繁從簡也諳合中國的寫意和禪畫精神，實際上是中國寫意畫與沒骨、青綠法的極簡化，精神上是中國繪畫高度現代化的結果。也正是憑藉著這種現代化的畫風，大千得以融匯古今，直面中西。

張大千與畢加索，1956年

創作《雲山古寺》時期的張大千對潑墨技法已經掌握的如火純青，創作過程均一氣呵成，墨色塊面主次輕重，相互呼應，渾然一體，整體感更強，完全不帶有早年的侷促感，達到「大潑墨山水」的境界。張大千移居美國以至晚年返台後，或許是為了迎合華人藏家的收藏趣味，多採用潑寫結合的創作手法。唯有1960年代的巴西時期，張大千在八德園中生活愜意，不受任何風格趣味的束縛，任爾東西南北風。唯有以最本真的理念，潑灑前半生所學，創作出如《雲山古寺》的劃時代巨作。

《雲山古寺》的題識正是張大千的現代藝術宣言，他如璀璨明珠一般，雖孤懸海外，但憑藉中國文化的根基底蘊和放眼世界的現代視野「自開法門」，以一己之力血戰古人、直面東西，終確立了自己在藝術史中的地位。

梅雲堂珍藏

若論近代收藏張大千作品最重要的藏家，梅雲堂實在當之無愧。梅雲堂此號取自高嶺梅先生（1913-1993）、詹雲白夫人（1916-1995）名字，乃其子女為紀念父母與張大千五十年情同手足之情而創立。

1970年於美國加州克密爾合照，左至右：徐雯波夫人、張大千居士、高嶺梅先生及詹雲白夫人

高氏早於1930年代在南京從事攝影行業，曾為張大千拍攝畫作。1944年初高氏因中日戰爭自南京前往轉徒西南，從昆明到重慶而成都，重遇剛從敦煌回川展出其臨摹成果的張大千。兩人惺惺相識，在此後他們的書信來往和畫上題款中高嶺梅稱張大千為八哥，而大千先生則稱高氏四弟，足見兩人近五十年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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