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落後被挨打這個黑鍋，不應該全部由清朝來背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萬曆十五年》

今天就來聊一聊，為維護君主的個人統治建立起的一套龐雜的官僚體制，對中國，有怎樣的影響。

《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的人物設定是一個有傳統文人風格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人僅靠美色還不足以把他拉下水。於是奸商們培訓美女讀了一本他每天放在案頭的《萬曆十五年》，一個有理想有原則的大學教授，清高且有信仰的知識分子，就這樣最終在美女的誘惑下沒有把持住自己。

這個情節設定多少帶有一點對知識分子式清高的諷刺。小高天賦再高，僅靠一個月的培訓，對歷史的理解又怎麼可能比身為歷史教授的吳老師更深刻呢？歸根到底征服老高的還是美色。

沒有道德感的人會作惡，有道德感的人也會作惡，區別是沒有道德感的人作了壞事可以心安理得，而有道德感的人做了壞事內心會受折磨，因此有良知的人作惡就需要找一個理由來欺騙自己的良心。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給齷齪的行為加上一個高尚的動機，就好比魯迅諷刺的那樣，偷本來是可恥的事，但如果偷的是書呢？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

像高這樣清高的知識分子，僅為美色就折腰是無法欺騙良心的，但如果美女同時又是「才女」，又和自己「靈魂契合」，那就可以說服自己把姦情當愛情了。劇中把老高與小高「靈魂契合」的鑰匙就設定為了這本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契訶夫說過：「如果故事中出現了手槍，那它就非發射不可」，好的文學作品中不該有一個情節和道具的設計是無意義的。原著周梅森老師將這把「鑰匙」設定成《萬曆十五年》可謂是相當貼切。

（圖）《人民的名義》高育良

首先，書的內容緊扣這部劇的主旨。

很多人認為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吏治最腐敗的王朝，而《萬曆十五年》正是通過對明朝末年社會結構的深刻剖析，展現了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低能和腐敗。

比如過去對於明史的敘述，幾乎都認為明朝賦稅沉重，從而導致人民負擔過重。

黃仁宇詳細研究了明代的賦稅，並與同時期的歐洲比較，發現明朝的稅收並非很重。

「『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黃仁宇先生的這一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如果賦稅真的都進了國庫明朝的財政應該很寬裕，但明末加派三餉恰恰是因為政府沒錢。

崇禎皇帝讓大臣們捐款，大臣們都哭窮誰也不肯捐，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卻從這些貪官手裡榨出了大筆的財富。

事實證明錢確實不在國庫里，都在貪官家裡。

因此並不是所謂的「國富民窮」，而是民窮國也窮，真正富起來的是既得利益階層。

這一觀點與電視劇中的一大重要主旨非常契合，劇中多次提到貪腐行為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民怨沸騰，讓政府替貪官背了罵名。

（圖）萬曆皇帝明神宗

書中重點闡述的另一個觀點是中國由漢唐的領先轉為明清的落後，癥結所在就是長期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制」，這也與「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的思想相吻合。

中國人自古以來確實是相信道德不相信法制。

儒家思想就是一種賢人政治思想，認為讓好人掌權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到今天我們中國人分析歷史人物往往還是喜歡用好壞二元論，包括在看這部劇的時候大家也都在討論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人性是極其複雜的東西，「人是矛盾的綜合體」，哪能簡單地用好壞來說清？

好人照樣會作惡，壞人也不一定不行善。

況且人是在不斷變化的，好人就永遠是好人嗎？而且好人的形象是可以通過作秀來獲得的，如何真的界定好人壞人？

簡單化地以好壞來區分人就會有很多問題無法解答。

由於長期以來對人的理解太簡單化，所以儒家思想統治下的中國就從來不反思制度問題。

即便是歷朝歷代主張改革變法的人，每每反思社會問題最後反思的結論都是人的問題。

時代好就是因為皇帝是「聖君」大臣是「賢臣」，時代不好就是因為皇帝是「昏君」大臣是「奸佞」。

（圖）孔子，儒家學派創始人

• 西方認為君主會作惡是因為君主制度不好，所以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

• 而中國人認為皇帝作惡是因為某一個皇帝人品不好，所以每推翻一個皇帝，換一個新皇帝就草草了事了。

諸葛亮的很多思想都已經偏法家了，但是就連他對官僚政治的理解也還是簡單化的「親賢臣，遠小人」，可見人的思想確實很難超越時代。

讓好人當官就能解決腐敗問題嗎？

看看我們身邊的現實世界，好多貪官之前也都看起來是好人。

人作惡並不簡單地因為什麼人品，是因為他具有了作惡的能力，每一個有能力腐敗的人都是潛在貪官。

所以真正要解決腐敗問題還是要建立完善的制度。

因此黃仁宇在書中痛批了中國古代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問題。

（圖）尼古拉二世，是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位沙皇。也是歐洲歷史中第三個被處死的國王。他被推翻了統治後，最終被推翻者結束了性命。

其次，這本書的選取非常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教育背景的設定。

之前的文章中我們提到過，《史記》里的人物對白幾乎都是虛構，但虛構有虛構的藝術。

同樣是看見秦始皇的儀仗，司馬遷給劉邦虛構的台詞是「大丈夫當如是也！」（潛台詞：「你看人家怎麼活的！」），給項羽虛構的台詞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潛台詞：「沒什麼大不了的，爺比他強！」）。兩句話一對比，人物性格、社會地位、教育背景、成長環境的不同立刻體現出來了。

與《萬曆十五年》反映同樣問題的書還有很多，但可以說最適合做這把鑰匙的還真的就是這本書。

如果學術性太強，很可能老高讀的津津樂道，小高卻完全看不懂。

如果過於淺顯，也許小高理所應當能看懂，但卻不可能打動高書記，而《萬曆十五年》恰恰是一部深入淺出，什麼人都能看懂的好書，是一本用小說文學的語言風格書寫的嚴肅深刻的史學著作。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提及了這部書出版時的尷尬境遇，

「商業性質的書局說，你的文章提及宮廷生活，嬪妃間恩怨，雖有一定興趣，但是又因海瑞，牽涉明朝財政；因為李贄，提到中國思想，應屬學術著作。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又缺乏分析與剖析，實在不倫不類，也不願承印。」

而出版時所遭遇的尷尬，在日後看來恰恰成為了這部著作的成功之處。

（圖）董仲舒，西漢思想家。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

學術著作能成為暢銷書嗎？

這一直以來都是史學界的一個話題，似乎學術性和通俗性很難兼顧。

很多暢銷作家所創作的歷史讀物往往會被嚴肅的歷史學家嗤之以鼻，而嚴肅的學者嘗試著去寫暢銷書，最終也往往都以失敗告終。

「深入淺出」說起來容易，要真正做到卻非常難。

《萬曆十五年》是「深入淺出」的典範，它雖不是那種可以當段子看的閑書，但絕不會讓你覺得枯燥難懂。

最可貴的是這樣一部通俗易懂的著作，其學術性和思想深度卻遠遠強於很多學者故作高深式的「學術專著」。

其實把高深的道理說的通俗易懂才是真本事，無奈今天的學術界瀰漫著一種風氣就是以讓人讀不懂為能事，彷彿懂的人越少越證明自己高深，好像稍微用點修辭打點比方文章就「不學術」了，仔細讀來就會發現除了語言晦澀好像也沒有什麼高深的不得了的道理在裡面。

而黃仁宇這部「小說語言」的著作卻實實在在地包含著很多深入獨到地思考。

諷刺的是黃仁宇先生的這部神作如果用天朝普遍遵循的「學術規範」來衡量，似乎作為一篇碩士論文也很難順利畢業。

（圖）德國眼中的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打天津。

《萬曆十五年》乍看是一部明史著作，但要是真的把它當成一部明史著作那就把它看潛了。實際上這本書探討的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李約瑟難題」。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這一問題後來被進一步推廣為「各方面都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何到近代轉而落後了？」

這樣宏大的問題按理說應該是一個「長時段」的研究，但黃仁宇卻從中國歷史上看似平淡無奇的一年切入來解讀。

既然是史書總要有個體例，那《萬曆十五年》是什麼體例呢？

顯然不是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由於每章節以一個人物命名，所以乍一看有點像紀傳體，但仔細看每一章的外延都很大，遠遠不局限於一個人物，又好像不是紀傳體。

似乎在中國傳統的史書體例里就找不到這種方式。

在病理學研究中，會取一定大小的病變組織，製成病理切片，用顯微鏡進一步檢查病變的發生髮展過程，最後作出病理診斷。

古氣候學家會經常到南北極的冰川中去鑽取「冰胡蘿蔔」，術語叫采冰樣，目的是通過在遠古形成的冰川中尋找氣泡以研究遠古時代的地球大氣。

對於萬曆十五年的選取，似乎更像是歷史學的「病理切片」和「冰胡蘿蔔」，在「顯微鏡」下觀察公元1578年，從而對古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和反思，是一種用科學的思維去研究人文學科的方法。

（圖）利瑪竇，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傳教。

那麼即便是為尋找近代中國走向落後的「病因」而做的「病理切片」，為什麼作者選擇的不是1840年等有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份，而是選擇了看似平淡無奇的萬曆十五年呢？

在黃仁宇先生看來，近代中國的落後雖然是從1840年開始顯現出來的，卻並不是從1840年才開始發生的，其實病根早就存在了，只是到了1840年才開始出現「臨床癥狀」。

其實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早隱藏於中國古代政治的「基因」中了，那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官僚體制，這一弊端在明末達到頂峰。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國大歷史》中稱秦統一後所建立的官僚體製為「政治上初期的早熟」。

秦的統一為此後千百年的中國歷史樹立了中央集權的傳統，像這種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帝國在同時代的西方是無法想像的。

黃仁宇認為在此之前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和其他各國文化的發展軌跡並沒有很大的歧異，從秦統一開始中國的歷史則走上了與西方完全不同的一條道路。

早熟未必是好事。

先秦時代有諸子百家爭鳴，大一統實現之後不僅是「書同文，車同軌」，思想也要統一起來。思想服務於皇權，被用國家機器強制統一下來以後，中國古代史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大繁榮的時期了。

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正好是世界範圍內思想大繁榮的時代，被稱為「軸心時代」。

在這一時期，各文明中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東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諸子百家。

確如黃仁宇所說，秦統一之前中國的歷史軌跡與世界其他各文明大體是同步的。

（圖）百家爭鳴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戰國(前475年—前221年)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家族之間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面。

大一統形成之後，由於體制對思想的控制，導致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的大繁榮時期。

到近代前夕，西方出現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但中國的思想文化卻僵化到了極致。

為維護君主的個人統治建立起的一套龐雜的官僚體制，在此後的兩千多年間逐漸僵化腐敗，效率低下，成為了阻礙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因。

這種體制「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的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朝最甚……」

黃仁宇認為「這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萬曆十五年》之所以能夠對中國歷史有如此深入獨到的解讀，離不開其宏觀的「大歷史」視角和科學化的研究方式，而這些又不得不從黃仁宇先生的個人經歷講起。

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據他自己回憶，從小就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

1936年，他進入南開大學機電工程系就讀，抗戰爆發後，黃仁宇投筆從戎，進入國民黨辦的成都軍校學習，畢業後編入國軍十四師駐紮雲南邊境，後來在中國駐印軍中任過參謀。

抗戰結束後，黃仁宇隨部隊進入東北，三個月後即被官派留學到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因此並沒有捲入內戰，後來在東京駐日代表團任上退伍。

但另一方面，在抗戰初期和國共合作時期，黃仁宇結識了很多左傾名流並惺惺相惜。由於這些經歷，黃仁宇的立場開始超越黨派。

退伍之後，黃仁宇赴美攻讀新聞學，1954年獲學士學位，1957年獲碩士學位。後來轉讀歷史，1964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明代的漕運》。

黃仁宇曾先後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1967年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70年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他曾參與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亦參與了《明代名人傳》和《劍橋中國史》的寫作。

（圖）秦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超越黨派的思想立場和美國求學的背景使黃仁宇的史學思想與同時代海峽兩岸的主流史觀都大不相同。

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親身經歷者，加上與李約瑟博士共同工作的經歷，使黃仁宇對於「李約瑟難題」能夠有深入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

而美國的求學經歷還為黃仁宇提供了偏西方式的研究思維，因此黃仁宇所提出的「大歷史觀」非常接近於法國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概念。

以一年為切入點深入剖析中國社會的「一粒沙中見一個世界」的研究方法也非常符合年鑒學派提倡的「微觀史學」的研究視角。

黃仁宇中西合璧的史學思想為兩岸史學界帶來了耳目一新的衝擊，因此在當時也造成過不小的爭議。

時至今日史學界對黃仁宇的一些觀點仍然是褒貶不一，但對於《萬曆十五年》的研究視角和書寫方式幾乎是一致的好評。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 《雪松說事》專欄 | 文：林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