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太后、賈誼和晁錯：儒道之爭的本質

竇太后 影視劇形象（資料圖 圖源網路）

1991年4月23日，在總統戈爾巴喬夫的主持下，蘇聯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達成協議，同意成立一個叫作「主權國家聯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聯盟，來取代原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新聯盟條約》規定，每一個加盟共和國擁有相當大的主權，聯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權力：統一的總統、統一的外交政策和統一的軍隊。

戈爾巴喬夫認為，只要軍隊和外交政策是統一的，就可以保證聯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會走向解體。

為了讓加盟共和國同意簽字，他在一點上做出了妥協：獨立的財政。也就是說，聯盟必須經過加盟共和國的同意才能行使徵稅權。

當戈爾巴喬夫做出這個妥協後，他本人並沒有認為這是個大問題。但是，就連西方國家都意識到了這個條約的危險性，忍不住提醒他：喪失了獨立的財政權，就意味著聯盟的解體。因為不管是外交還是軍隊，如果沒有財政收入作為後盾，都將化為泡影。

這個條約帶來的爭論導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變，徹底葬送了蘇聯。人們如今回憶起蘇聯往事，無不將這個條約作為一個重要節點來討論。

與蘇聯受困於財政一樣，文帝死時的西漢帝國在財政上也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由於文帝治理帶來的長期和平讓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好處，故而，人們對西漢政權的態度由以前的漠不關心，變成了此刻的不希望它崩潰。人們擔心它會被巨大的離心力所分裂。人們害怕在未來還會有無數的問題等待著這個年輕的龐大怪物。

文帝死後，他的休養生息政策仍在繼續實行。這時，黃老之術的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後來的竇太后。這位已經失明的老太后把影響力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六年。竇太后去世後，武帝才轉變政策，徹底拋棄了黃老之術。

竇太后不像當年的呂太后那樣強勢，她對於政策的影響力是依靠教育獲得的：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須學習與黃老之術相關的理論，並以此為基礎治國。景帝雖然面臨著眾多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他主動去作調整，但他並不反對繼續施行黃老之術。

可另一方面，在經濟繼續發展的同時，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來維持的帝國體系已經出現了危機。

由於景帝已經是高祖的孫子輩，與同姓王侯之間的血緣關係已經不那麼緊密，諸侯們不像尊敬文帝那樣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並不招人喜歡，他心胸狹小、優柔寡斷，又缺乏擔當。

諸侯們已經在文帝時期積累下了巨大的財富。在皇帝放棄經營正規的財政系統時，諸侯們卻牢牢控制著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漸佔據了優勢。與此同時，與匈奴的摩擦也逐漸增多。雖然漢帝國仍然保持著克制的態度，但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濟富裕後，已經抑制不住大國夢，有些躍躍欲試了。

如何抑制諸侯的發展？如何對付匈奴？如何建立健康的財政體系？這些問題依靠黃老之術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發現，在黃老之徒以外，另一撥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與黃老之徒著重於解決經濟問題不同，儒家對經濟和財政都不感興趣，他們採取的是另一種思路：利用對皇權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強對社會的軟性控制。可以說，他們只對政治和社會控制術感興趣。

在儒家看來，如果中央帝國的權力失控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帝國勢必在未來出現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機，必須在政治上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權威，削弱地方上的諸侯勢力。

贊同黃老之術的人更注重經濟發展，而贊同儒家的人則偏愛政治穩定，兩者看問題的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

賈誼

漢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賈誼和晁錯，然而兩個人的觀點又有著明顯的區別。賈誼希望通過嚴格的等級規則來限制地方勢力的發展，加強中央權威；晁錯則除了儒家外，還採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慮手段的正當性，只考慮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對諸侯採取行動。

漢文帝繼位不久，太中大夫賈誼就根據五行學說提出了一套禮儀制度，希望皇帝能定製度、興禮樂。在中國古代，禮樂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個階層都擁有各自的禮儀，使用不同的音樂，甚至連穿著和配飾都有所不同。賈誼希望通過興禮樂的做法，使整個政治制度更加固化，並突出皇帝的地位，讓人們形成皇帝威嚴不可侵犯的思維定式，再輔之以煩瑣的規章制度，把諸侯和其他權勢階層都限制住。

賈誼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後，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採取的同樣是這個辦法：通過強調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級，將每個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賈誼在經濟上則採取了完全不同於黃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預，重視發展農業，貶低其他行業。這樣的做法對於經濟是有破壞作用的，很可能會使中國在未來兩千年內都圍著農業打轉。但在當時，這麼做是為了防止諸侯勢力藉助工商業坐大，帶有很強的針對性。

由於文帝時期強調放鬆對民間的控制和發展經濟，因此，賈誼的學說無法得到皇帝的賞識。他最後鬱鬱而終。

晁錯

到了景帝時期，晁錯作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則搶得了先機。

晁錯希望直接削藩，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他主張像漢高祖一樣，不惜利用陰謀密計，抓住一切機會，剪滅諸侯王。

景帝一著手削藩，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就準備造反。在中央必須考慮經濟的全盤政策時，每一個諸侯王卻像是一個獨立的公司，他們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又有效忠於己的高管團隊。每一個諸侯國的官員設置幾乎和中央一樣：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輔佐；對應於皇帝掌管財政的大司農（最早叫治粟內史），諸侯王有內史；掌管軍隊的叫中尉，對應於皇帝的太尉。在這些官員中，只有丞相一職是由皇帝指定的，其餘的職務都由諸侯王自己決定。

諸侯借口幫助景帝清理身邊的惡人晁錯，發動了七國之亂。景帝在面對諸侯王的叛亂時，顯出了投機本色。他首先殺掉晁錯，希望諸侯止兵。當看到諸侯無意退兵時，才堅決迎戰。

諸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叛亂卻成為皇帝解決最終問題的契機。景帝在鎮壓叛亂的同時，完成了驚人的一躍，粉碎了諸侯國對帝國財政的阻礙，實現了財政集權。

在叛亂之前，皇帝始終無法插手諸侯國的財政。最明顯的問題來自於山海收入，由於諸侯國內部擁有大量的礦產資源，皇帝無法對這部分礦產資源徵稅，因而，皇室喪失了大筆的收入，而諸侯利用經營礦產積累的巨額財富來對抗中央。

七國戰敗後，皇帝乘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諸侯國的財政基礎。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七國之亂九年之後，漢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剝奪了諸侯治理國家的權力，而諸侯國的官員也都由皇帝任命。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改革是剝奪諸侯的財政權和司法權，將諸侯國內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職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別是礦產稅收的官員。少府被裁撤，意味著皇帝已經將諸侯國的礦產資源收歸中央。從此以後，諸侯國除了從規定的封地收取糧食之外，沒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難造反了。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增加了礦產收入，中央財政狀況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監察、司法官員的裁撤，意味著諸侯王再也沒有能力控制國內的官員了。皇帝將中央政府的監察權的觸角伸進了諸侯國內。

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頒布了《推恩令》。在這項法令之前，諸侯王死去後，他的繼承人將繼承完整的諸侯國，而其他子孫一無所有。但《推恩令》允許諸侯將封地分封給不同的子孫。大的諸侯國慢慢地分隔成小國，無力與中央抗衡。

隨著中央政府權威的擴大，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也趨近完善。皇帝的官員對地方的控制力加強，建立起更加正規的財政制度。

與文帝時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許多完善財政系統的工作。與他的幾位前輩高祖、呂后和文帝，以及後來的武帝相比，景帝名聲最不響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對於政治、財政的理解，卻可能是幾位統治者中最透徹的。

他並沒有像文帝那樣徹底減免人民的土地稅，而是將土地稅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三十分之一，這個稅率成為兩漢的標準稅率，除了偶爾的中斷之外，直到東漢末年仍然在堅持實行。

如果說，文帝時期經濟發展的碩果還只集中於民間，而政府一直受困於財政問題的話，到了景帝時期，民間越來越富裕，通過稅收，政府已經將倉庫全部填滿。皇室財政收入也由於收回了諸侯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稅，得到了極大的擴充。

經過高祖、呂后、文帝、景帝的努力，人們終於確信新的帝國模式是成立的。在如此龐大的疆域內，的確可以建立統一的帝國。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這也是一次重大的創新：數百萬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人們和平、富裕、安寧地生活在一個皇權之下，即便出現了天災，也只是短時間的困難；一旦風調雨順，生活立即回到正軌。

漢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於漢高祖和他的子孫們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時間想解決的問題用了數代、幾十年來慢慢地解決。他們一點一點地將中央集權的觀念灌輸給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勢的老人死去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已經將這個中央帝國視作理所當然。當年的戰國和分封都已經成為過去，再也沒有人希望回到從前。

在景帝時期，帝國的財政和經濟也達到了高峰，在呂太后、文帝、竇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黃老之術讓民間嘗到了甜頭。

但誰也沒有意識到，中央集權的帝國一旦建立，就沒有人能夠控制它的最終走向，而集權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脹，並最終侵蝕著帝國的肌體。

在文景時期，這個死穴還顯得如此之小，沒有人能夠覺察。但隨著文帝和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團就悄然開始膨脹。為了養活他們的家族，以及滿足他們的野心，民間經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財政問題最終有可能會把整個社會拖垮。

漢武帝六年，最後一位支持黃老之術的人——竇太后駕崩，中央帝國驟然轉向。（文/ 郭建龍）

本文摘自《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郭建龍 著/ 鷺江出版社 /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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