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練釣魚島衝突？揭秘美國如何在中日之間「坐收漁利」

今年3月下旬，約20名日本和美國政府前高級官員及日本自衛隊前成員參加了一場關於釣魚島的假想戰爭演習。參與人員被分成了三個小組，分別代表「日本」、「美國」和「中國」，以評估各方可能採取哪些措施。參與者設想並檢驗了兩個主要場景。

媒體報道稱，演習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提供的設施內進行，由笹川和平財團的研究員、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官員肯德爾指導，「中國隊」由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亞洲事務主任韋德寧等美國人扮演。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為啥熱心提供設施？看看他們的產品就知道了。

第一個場景的「開場」為：20名日本右翼團體人員登上釣魚島，並在網上宣稱他們為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施實際控制。對此，日本海上保安廳派出100名警力登上釣魚島。

第二個場景的「開場」為：6艘中國海警船和20多艘漁船進入釣魚島海域，一艘日本海警船與中國船隻相撞，數名中國船員落水。

關於這次模擬的結果，讀者可參見本文後的詳細介紹。

這裡先說說，美國為什麼要安排這樣一次演習？

看了這則報道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日美退休高官「閑來無事」，惹是生非。其次是釣魚島戰場情景設想完全無的放矢，純屬嘩眾取寵。第三，演練結果非但無助於政府和軍隊的戰略思考和決策，反而有誤導嫌疑。甚至日美參演人員之間也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意見分歧，日方埋怨美方「幫助不力」，從而鬧出了「不必要」的矛盾。

據報道，參演的20多名成員是美國政府前高級官員及日本自衛隊前成員。他們自以為對釣魚島爭端了如指掌，試圖憑著自己的想像對如何處置中日釣魚島之爭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但其實，從其設想的兩個戰場情景看，便知他們是假裝「外行做遊戲」，做得越認真越會偏離正確的方向。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次策劃所謂釣魚島戰事演練的導演者或參演者根本不了解（或故意不了解）釣魚島爭端真實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中日高層對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實施危機管控有所共識，並在設法採取措施，進行實質性的有效管控。

巧合？美國總會「適時」出面「勸架」

眾所周知，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是中國的無可爭辯的固有領土。《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日本施政範圍包括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等範圍。

1971年6月日美簽訂的所謂《關於琉球諸島和大東諸島的協定》屬於美國「私相授受」，嚴重違反國際法，本身就是無效的。這也是美國在40多年前防止和阻礙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一項措施。這在中日之間打了一個「楔子」，成為引發中日爭端的一根導火索。

顯然，美國是挑起中日領土爭端的元兇之一，至今美國依然插手並左右著中日島嶼主權歸屬的爭端。一旦中日島爭有所降溫，兩國緊張關係有所緩和，美國一些人就想方設法煽風點火，一定要把中日之間鬧得雞犬不寧才肯罷休。但是，如果中日關係因島爭陷入高度緊張，甚至到了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時，它又來充當「和事老」，不失時機來地前來「滅火」。2010年9月，發生的釣魚島附近海域的中日「9.7」漁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資料圖片：2010年，中國漁船「閩晉漁5179」號（右）與日本巡邏艦相撞。

當時，日方非法抓扣在釣魚島附近海域作業的中方福建漁船「閩晉漁5179」號，並企圖將中方漁船船長以違反《漁業法》為由逮捕並判刑。正當中日為此事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柯林頓·希拉里插了一腳，9月24日她在會見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和外相的前原誠司時，直接下令釋放「閩晉漁5179」號漁船船長，還聲稱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以此對中日雙方爭吵「各打五十大板」，以表示美國「妥善」應對中日漁船事件。

無獨有偶，2012年9月，由於時任日本首相的野田政府上演的釣魚島國有化購島鬧劇，中日之間展開了一場異常激烈的島嶼主權鬥爭，中日關係陡然緊張，一下跌到了低谷。美國實在「看不過去」了，先後派出防長帕內塔、國務卿希拉里來「勸架」，並派出兩艘航母前往西太平洋，試圖顯示自己「擺平」中日島爭風波的作用。

中日關係緩和，美國再給日本「喂葯」

此次日美高官同室進行釣魚島戰事演練，不排除美方是在給日方「喂葯」，時常對其敲響警鐘，要日方不要對釣魚島問題「放鬆警惕」。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方面，告誡日本不要忘了購買美國生產的F35戰機和MV-22「魚鷹」等先進武器，以應對中國奪島之用。另一方面，強調美國依然是日本盟友和強大「後盾」，聽從美國指揮沒有錯。

美國人賣給日本的「魚鷹」單價約1億美元，幾乎是美軍自用款價格的兩倍。

從此次演練的地點、流程、內容以及其他細節來看，不得不讓人懷疑這是美國方面精心策劃，精心組織實施的，是挑撥中日關係的又一個小動作、防範中日關係轉暖的一項措施。

因此，釣魚島戰事演練內容的不切實際也就不足為奇了，演練結果有無實際參考價值也並不重要，日方是否能接受演練成果更是無所謂。

說到底，美國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企圖利用釣魚島爭端製造所謂「適度緊張」，掌控中日關係，掌握調節中日兩國關係氛圍的「主動權」。這就是美國經常掛在嘴上嘮叨的所謂「巧實力」，或者說「以法治人」的慣用伎倆，說白了就是在挑撥離間。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一個慣用原則：在三角關係中（類似於中美日、中美俄等關係），美國與另外兩個國家的關係，一定要好於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此才能在三角關係中獲得最大空間、最多靈活性，甚至坐收「漁翁之利」。

而在日本國內，也有一些人試圖藉助美國的力量，在中日關係的緊張之中獲取最大利益。正因為如此，在釣魚島問題上，不僅要防止美國的背後慫恿，也要防止日本有些人的「鋌而走險」。

對於日本的軍工企業而言，外部緊張局勢無疑是一棵搖錢樹。

事實上，針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防衝突，防激化，防升級」是中日兩國政府的既定方針。自2012年5月起，中日舉行高級別海洋事務磋商，至今已經達9次之多，每次都要提及釣魚島海域高度敏感區的危機管控事宜。

2014年11月7日，中日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其中第三點著重強調雙方對釣魚島海域的危機管控，避免發生不測事態。中日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這向外界傳遞出兩國恢復交流的積極信號。這並非是一步虛棋，而是實招。

中日兩國有識之士都應認識到，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做文章，有其背後的深層戰略考量，對此，中日兩國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延伸閱讀：來看看美日是如何模擬釣魚島衝突的……

【日本《讀賣新聞》4月27日報道】題：尖閣危機時的日美中（記者小川聰）

武裝集團在沖繩縣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登陸，日本海上保安廳和警察無法控制局面，於是中國暗示要介入，向尖閣諸島周邊派出了軍艦。以這個虛構場景為基礎，日美前政府官員和自衛隊退役將領共約20人分成三隊，分別模擬日美中三國政府的官員，來推演各自會採取什麼對策。這次軍事推演是在3月底由日本笹川和平財團美國分部主辦的。推演模擬了兩個緊急事態，檢驗了問題所在。

20多名日本右翼分子登上了尖閣諸島。演習之一就是從這種場景設定中開始的。

此時，「日本隊」的電話響了，是「中國隊」打來的。中國隊方面告知，「中國海軍在48小時內不會採取行動，但不能一直等待下去」。

中國海警局的6艘公務船與20多艘漁船侵入尖閣諸島海域的日本領海。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與中國公務船發生衝突，中國船員落入海中。

日本隊決定派出海上保安廳的10艘巡邏船進行援助，把阻止登島作為最優先考慮的事項。為預防事態擴大，海上自衛隊的宙斯盾級護衛艦將駛往相比中國軍艦更靠近尖閣諸島的位置。

「美國隊」把「防止爭端擴大和緩解緊張狀態」作為最優先選項，要求日中雙方採取克制行動。

中國隊跟美國接觸，表示「是日本率先採取挑釁行動的」，並提出讓日中雙方的船隻同時撤離的方案，要求美國進行斡旋。

美國隊對於這一提案表示歡迎，稱其「有助於緩解緊張局勢」，並就此徵求日本方面的意見。日本隊擔心這將削弱日本擁有尖閣諸島的立場，拒絕接受。

但是，美國隊再次強烈要求雙方立即同時撤離。日本隊雖表示「不能接受『撤離』」，一面也作出了「停止增派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力量，減少船隻數量，恢復由海上保安廳進行例行巡邏的態勢」。

推演到此結束。但日本隊的一名成員不滿地表示，「總算明白了，美國會優先考慮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而不是維護日本擁有尖閣諸島的有關立場」。

後來，載有警察的海上保安廳直升機飛往尖閣諸島後，島上進行了槍擊。但日本沒能控制住右翼武裝人員，時間過去了48小時。

對此，日本隊作出了新的決定，不派遣自衛隊，而是由海上保安廳用40毫米機關炮從海上進行射擊，控制事態。日本隊反覆強調「是日本的國內問題」，要求美軍不必進行支援。

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大多裝備有各類火炮，本文中亂入的是40毫米這款，位於船首1號炮位。

美國隊把「避免戰爭、防止事態惡化」視為最大目標，因此歡迎日本堅持採取非軍事手段的應對態度，同時要求中國保持克制，不要挑起軍事行動。

另外，為預防緊急事態，美國隊內部命令美軍向西太平洋移動，但不認為危機會立即發生。

但中國隊的應對超出了日美的預料。基於「領土問題不容妥協」的立場，他們考慮，如果經過48小時、事態呈長期化的趨勢，就要向尖閣諸島周邊海域派出導彈驅逐艦，並將特種部隊送到島上。考慮到美軍沒有加大壓力，他們認為「美軍不會幹預」。

推演就此結束。

據參加推演的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日美兩國的前高官在一起就尖閣諸島這樣的微妙問題進行軍事模擬推演，此前還沒有先例。參與者在推演後表示，「不能理解對方的想法，誤讀了對方的措施」，紛紛指出溝通困難。（編譯/郁志榮）

作者簡介：郁志榮，中國太平洋學會副秘書長，浙江海洋大學教授。曾任中國海監東海總隊副總隊長兼維權執法處長，中國海洋維權實踐與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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