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的名氣和地位、以及負面影響均遠超吳三桂，但現已基本洗白

去年，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和徒弟互撕，說了一個頗為有趣、頗堪玩味的段子：

明朝有官員找人算命，算命的告訴他，你應該命喪於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官員聽了非常難過，開始著手準備後事。哪料，到了那個不祥日子，官員並沒有死。大清入關，官員做了清朝大官。若干年後，偶遇算命的，官員不由破口大罵，罵其害自己虛驚一場。算命的笑了，說：「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自縊，為臣子的理應盡忠死去，但是，你就是不死，我有什麼辦法？」

古代封建社會講究的忠君愛國，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就必須忠君。

大明已亡、崇禎已死，作為大明的臣子，如果無力改變現狀，又不能隨君殉國，那就逃竄山野、退隱江湖，安靜地做一個遺民吧。

可是，俯身屈膝，改做大清朝的臣子，就是變節，理應遭到後人的鄙視。

老郭的段子，極容易讓人聯想起明清年間的貳臣代表人物洪承疇。

先按下品行和道德不說，單以能力論，洪承疇絕對算得上明清年間的一大猛人。

洪承疇，字彥演，號亨九，福建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等職，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擢升浙江提學僉事，後升遷兩浙承宣布政左參議、升陝西督道參議。

開始的十幾年宦海生涯中，洪承疇顯得波瀾不驚，平淡無奇。

直到那一年——崇禎二年（1629年），流民軍王左桂、苗美率兵進攻韓城，身為文官的洪承疇領兵出戰。當日，洪承疇斬殺敵兵三百人，解了韓城之圍，他的名字才廣為世人所知。

崇禎二年這一年，是農民起義風雲初起之期，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單單陝西境內就有近百支流民軍部。相當數量的官軍邊兵，因缺餉嘩變，也加入了流民軍的洪流。

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剿撫兼施、以撫為主」。

事實證明，楊鶴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以民軍首領王左桂為例，其接受了楊鶴的招撫不足一個月，等手上的招撫金花光，立刻翻臉不認人，拎起刀子反朝廷，大舉攻打韓城，把楊鶴嚇得魂飛魄散。

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洪承疇一介文士，在危難之時拔劍而起，解困扶危。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洪承疇走進了崇禎的視線。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疇被任為延綏巡撫。其一改楊鶴的招撫政策，大力剿匪，不但大力剿匪，且並「殺降」！短短一年的時間裡，殺掉的「降軍」多達數萬，令人瞠目結舌。

不過，似乎也不能全怪洪承疇，這都是給那些降而復叛，叛而又降，在降與叛之間反反覆復地循環永遠不知疲倦的流民軍所逼的。在明末，詐降似乎是所有流民軍的「光榮傳統」，不但小股流民軍如此，就連李自成、張獻忠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對詐降的流程也是駕輕就熟，明軍歷經多次都對他們剿而不死，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崇禎四年（1631年），主撫的三邊總督楊鶴被罷官入獄，洪承疇繼任陝西三邊總督，從此站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洪承疇高舉「全力清剿」大旗，集中兵力進攻陝西農民軍。

崇禎五年（1632年）春天，洪承疇在慶陽的西澳對陝西境內的數支流民軍進行圍剿，雙方激戰數十次，斬殺流民軍首領杜三、楊老柴，一掃官軍多年頹氣，朝廷稱此戰為「西澳大捷」。

陝西待不下去了，各部流民軍先後東進，湧入山西，其中有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共二十餘萬人，號稱三十六營，一度攻破大寧、隰州、澤州、壽陽等城，氣勢大盛。

崇禎六年（1633）九月，洪承疇會同曹文詔、左良玉等人將這些流民軍驅逐至河南武安，層層包圍，應該說，這次是對流民軍實施「一鍋端」的大好時機。可惜，皇太極繞道蒙古，兵進大同，曹文詔在關鍵時刻改調，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人再次祭出詐降一招，騙過了王朴，從容突破明軍的包圍圈，經澠池縣突破黃河防線，轉進至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他們以鄖陽為中心，改變了以往戰術，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利用官軍分兵守境，互不協同的弱點，「以無厚入有間」，進行游擊性質的流動作戰。

明軍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疲於奔命，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

洪承疇於是做出了調整，他梳理出主次，以重兵攻打重點地區，將高迎祥部先後擊敗於確山、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等地，逐入西部山區。

崇禎七年（1634），五省總督陳奇瑜在車廂峽又中張獻忠等人的詐降計，錯失將流民軍一網打盡的良機，下了個丟官棄職的下場。此時的洪承疇仍任陝西三邊總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成為明廷的主要軍事統帥。

這一年，洪承疇調動官軍入陝，命總兵賀人龍、左光先對高迎祥部進行夾擊，大獲全勝，一直追殺到靈寶、汜水（均在河南）。

崇禎八年（1635年）初，流民軍一分為三，分襲陝西、山西及東入鳳陽，焚毀皇陵。

八月，崇禎以盧象升為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分區作戰，相互協同。

這年年底，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而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疇率軍在臨潼大敗高迎祥部，將之圍困了三個多月，追至整厔（今陝西周至）成功俘獲了高迎祥，將之解京磔死。

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清軍入邊，連陷昌平等十六城，盧象升被調，馳援京師。

流民軍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才等部二十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而李自成也招攬了高迎祥的大部分潰兵，從「闖將」進化為「闖王」。

崇禎十年（1637年），闖王李自成的表現相當活躍，其進軍四川，沿路破城十餘座，攻克了甘肅的寧州、羌州，入七盤關，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及孫傳庭軍襲擊，敗走岷州。

乘勝宜勇追窮寇，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洪承疇令總兵馬科、左光先領兵截擊李自成，李自成軍潰不可支，回師轉東，洪承疇又令曹變蛟潼關設伏邀擊，李自成大敗，僅餘十八騎走入陝南商洛山中，「關中賊略盡」。

然而，隨著盧象升陣亡巨鹿，京師危機未解，崇禎不得不把洪承疇從西線調入，與孫傳庭一起率軍拱衛。

洪承疇率總兵官左光先、賀人龍等十五萬人馬，出潼關，趕赴京師。

崇禎帝下旨郊勞，隆重地接見。

崇禎十二年(1639)正月，崇禎帝授洪承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但洪承疇被任命總督薊遼軍務不久，清軍飽掠了河北、山東之後，已回到瀋陽。

洪承疇接手對遼戰事後，提出了「守而兼戰」的策略，主張穩紮穩打，步步推進。

崇禎十三年(1640)五月，清軍進圍錦州。

洪承疇審度時勢，在明軍野戰難以與清軍爭鋒的前提下，仍是貫徹「守而兼戰」的策略，紮營固守，先將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守中又不時主動出兵與清軍交戰，以積小勝為大勝。

由於策略得當，戰局在一步步地向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彼時，洪承疇立營於松山西北，清軍濟爾哈朗發其右翼兵出攻，雙方數度交手，互有殺傷，但明軍略佔優勢，斬敵首一千五百餘級。

隨後，楊國柱、王朴等部先後來聚，兵力更增至十三萬，由八鎮總兵分領，依松山結陣，大張兵勢，掘壕築城而居。

多爾袞不服，率鐵騎直衝洪承疇大陣，被打得頭破血流而回，「清人兵馬死傷甚多」。

遠在瀋陽的皇太極得知，急得「憂憤嘔血」，急命阿濟格率軍支援前線。

阿濟格連打幾仗，亦均以失利告終。

阿濟格心灰意冷之餘，對部下說：「與其勞苦如此，不若遁走。」清軍已有撤圍之意。

只要堅持原有策略，洪承疇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明兵部尚書陳新甲太認為時間拖得久了，就會靡費糧餉，力主速戰速決，一面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趕往前線催促洪承疇儘早解決錦州問題，一面請崇禎下令洪承疇兵分四路進擊清軍大營。

明廷國庫虧空，財政赤字，崇禎也覺得拖不起，發密旨給洪承疇，令其刻期進兵。

洪承疇只好放棄前議，盡統八鎮大軍傾注於松山「孤危之地」，最終收到了影響明清戰局走勢的松錦慘敗。

對於這場慘敗，朝鮮人嘆息說，是「中朝（指明朝）之運，亦已衰矣」。

《國榷》也說，此戰，「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

明朝從此元氣大傷，積重難返，迅速走向沒落。

洪承疇及手下一大批幹將被俘，清軍要求他們按照清人的習俗剃頭以表示投降。曹變蛟、丘民仰和王廷臣等人堅決表示：「寧可殺了我們，決不肯剃頭！」洪承疇最初也拒不剃頭，「只求速死」。

皇太極下令殺死丘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人，卻獨獨留下了名氣最大、才能最顯的明軍的統帥洪承疇。

洪承疇被押送到了瀋陽，殉國的意念一點點退散，最終牙口鬆動，做了個可恥的叛徒、走狗。

可嘆古往今來多少人，平日慷慨成義易，事到臨頭一死難！

可憐崇禎並不知道洪承疇已經降清，以為洪承疇會在這種大忠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為全天下人做出表率，會以身殉國，因此輟朝3日，以王侯規格「予祭十六壇」，七日一壇，親自「痛哭遙祭」，還御制「悼洪經略文」明昭天下。

滿清入關，洪承疇效勞於多爾袞的鞍前馬後，明朝臣民才知此老已經變節偷生，苟活於人世，不由得痛呼：「蒼素變於意外，人不可料如此！」

滿清入關前，多爾袞從未與李自成的起義軍交過手，不知李自成的底細，為慎重起見，專門召開了王公大臣會議，就要不要出兵與李自成爭奪天下進行商議。

洪承疇是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的剋星，諳熟起義軍的作戰特點，鼓勵多爾袞說：「李自成流寇不過烏合之眾，豈能與我大清八旗勁旅相提並論？！」

由此，多爾袞再無顧忌，率滿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漢軍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馬鳴炮出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時的宣傳口號是：替崇禎帝報仇。

這是一個極其陰險、也極其高明的口號。

而制訂這個口號的人，就是洪承疇。

洪承疇向多爾袞獻策，說：「我兵之強，流寇可一戰而除。如今宜先派遣官員宣布王令，諭示大明百姓我軍此行目的在於平滅李自成流寇，有抗拒者，必加誅戮。我軍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各府各縣，開門歸降，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大軍破城之日，百姓之外，官吏悉誅。而城內有主動作為我軍內應的，破格封賞。這是首要之務。」

南明弘光政權覆滅之初，清廷準備派一個有影響、有才幹的漢人官員前往南京招撫江南。多爾袞把洪承疇當成了不二人選。

多爾袞說：「我見他做得來，諸王亦薦他好，故令他南去。」

於是，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

在江南，洪承疇使用了剿撫並用的手段，做盡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

金聲、夏完淳、黃道周等明朝忠臣義士都死於他的屠刀之下。

而鄭芝龍等一乾鮮恥寡義之徒也全被他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招攬到清方隊伍。

順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洪承疇因父喪和眼疾，且江南局勢基本平定，暫時解任守制，回家休養。

然而，順治五年(1648年)隨著金聲桓、李成棟等人的相繼易幟，清朝文武驚恐不安、惶惑無策，洪承疇又擔任了平定湖廣、廣東、廣西的重任。

金聲桓、李成棟等人已被鎮壓，洪承疇返都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

順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疇母喪，奉旨私居持服，漸被邊緣化。

順治十年(1653年)，孫可望、李定國所率領的幾十萬大西軍在雲、貴歸附南明永曆帝，抗清出現新高潮。洪承疇的行情見漲，被特任為太保兼太子太師，經略湖廣、廣東(後改以江西代)、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撫鎮以下，聽其節制。兵馬糧餉，聽其調度。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

洪承疇此年已「年逾六十，理宜退休」，驀然得此重用，激動得夜不成眠，在燈下揮筆寫決心信，表示「盡心竭力，以期剿撫中機」不負朝廷重任。

在湖南，洪承疇制訂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鞏江南」的戰略防禦方針，在軍事上「以守為戰」，採取守勢，政治上「廣示招徠」採取攻勢，與當年主持松錦大戰時所的主張的步步為營、且戰且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以緩見功效。

順治十四年（1657年），有稱帝野心的孫可望被李定國打敗，走逃無路，向洪承疇請降。

清廷遂嚴令洪承疇率所部相機進取，另外命平西大將軍吳三桂自四川、征南將軍卓布泰自廣西分道進兵貴州。

順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軍攻陷昆明，雲南平定。

八月，洪承疇因年老體衰、目疾加劇，請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調理。回京後卻遭到冷遇，仕途生涯基本結束。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駕崩，康熙登位。

年已六十九歲的洪承疇在朝廷倍感孤寂，於五月疏乞休致。清廷幾經爭論，終授以「三等阿達哈哈番」之爵位。

三等阿達哈哈番的漢名即三等輕車都尉，是位列公、侯、伯、子、男之下的一個等級，敘三品，分一、二、三等，洪承疇為三等，很低。

四年後，即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疇死，享年七十三歲，清廷「賜祭莽如制，謚文襄公」。

表面上看，洪承疇得謚號文襄，那還是不錯的。

但，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別出心裁，下令國史館編纂《明季貳臣傳》，把洪承疇和其他降清的叛臣一併打入「貳臣」行列，唾棄這些「貳臣」「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刑生，靦顏降附」。

由此可見，雖然洪承疇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清廷對他的所作所為還是很反感、很不齒的。

畢竟，無論站在哪個角度看，洪承疇都是一個大節有虧、背叛舊主的貨，他的行為不應該得到表揚和讚頌。

然而，奇怪的是，近二百多年過後，洪承疇的歷史地位卻被逐漸抬起來了。

1991年，《求是》雜誌副總編、歷史學家蘇雙碧揮筆讚頌洪承疇建了「開清第一功」。

1996年，在泉州舉行的洪承疇學術研討會上，到會專家學者及其他人士對洪承疇積極致力於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歷史功績高度評價，予以肯定。

2003年，清史專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員李治亭主編《清史》，對洪承疇的歷史功績作出了肯定。

同年的洪承疇學術研討會上，到會專家學者一致定位洪承疇是開清重臣、中華民族傑出人物，為統一中國作出了貢獻。

憑心而論，洪承疇仕清期間，為了大清統一事業，雖然多有屠戮，但主要還是採取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策略，避免了過多的武裝衝突和流血，在國家統一和安定社會秩序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另外，他還招撫、舉薦大批明朝降官，並實施了一系列減輕百姓負擔、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緩和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而在清廷朝政建設上，洪承疇又大力建議清朝統治者沿用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國家機器，並倡清朝議統治集團「習漢文，曉漢語」，了解漢人禮俗，倡導儒家學說，以淡化滿漢之間的隔閡。

所以，洪承疇客觀上還是做出了一些有益於社會和人民的事。但是，不應該把這些東西無限誇大、放大，更不應該把洪承疇定位為「中華民族傑出人物」。

洪承疇本質上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小人，他在投降的時候，他在翻蹄亮掌地為大清王朝奔走操勞的時候，主觀上並沒有要促進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想法，他更多想到的恐怕只是自己的個人生死、家族的榮華。

現代有很多歷史學家喜歡用所謂的歷史進化觀來分析明亡清興的原因，他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明朝政府是一個陳舊、腐朽、沒落的政權，其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新興的滿清政府來自關外，生機勃勃、富於朝氣，其代替明朝政府是歷史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實，此言大謬！

對滿清政府而言，它是建立在原始社會基礎上的奴隸社會國家，雖說有其富於朝氣的一面，但和明朝相比，根本看不出其有何先進性可言，文化方面就不用說了，滿洲文字的創建，也是滿清建國以後的事。生產關係嘛，也就奴隸和奴隸主關係，生產方式，主要是漁獵、放牧。努爾哈赤侵佔遼東後，奴役原屬於明朝的廣大遼東百姓耕種，但搶掠仍是其創收入必不可少手段，因為，即使諸如鍋碗瓢盆一類生活用品也是需要成熟的手工業來完成的，這，可是女真人無法勝任的。

雖然，在滿清的統治下，後來也出現了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但其代替明朝，仍然屬於落後文明代替了先進文明，這個過程是歷史的一次大倒退。

也由此可見，儘管歷史總是要向前發展，但發展過程不可能都一帆風順，其間也會出現逆轉和曲折。

蒙元、滿清的勝利，靠的不是先進的文化，而是野蠻的殺戮和殘酷的征服，他們的統治，都是建立在大幅度破壞全國生產力的基礎上進行的。

滿清軍隊在征服、侵吞中國的過程中，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屠殺活動，比較典型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廣州大屠殺、江陰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殺等。

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大約持續了半個世紀左右，直到康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才逐漸平息。

也就是說，在明亡清興的短短几十年內，全中國人口迅速銳減了幾千萬人。

當然，這人口的銳減除了跟上述的大屠殺有關外，也和明末各種天災人禍，如旱災、蝗災、戰亂、流民軍肆意殺戮等等有關，但，不可否認，屠殺絕對是導致人口減少的罪魁禍首。

清初學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就悲愴無限地記：「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這真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

滿清女真人屬於中華民族的一員，其參與到國家的重新統一戰爭中，這一點本無可非議，但出現了這樣慘烈的過程，就應該遭到詛咒和譴責。

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以既定結果去評定事物的發展，用大歷史觀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政治體系在明末遭遇重組的過程中，西方殖民主義者正向東方逼近，沙俄殖民主義者甚至已經將入侵的魔爪伸到了我國的黑龍江沿岸。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迅速由亂入治，進入統一，不然，中華民族就會遭受更大的危險。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南明和其他勢力都沒能擔負起統一的重任，那麼，由滿清來擔任也不是完全的壞事。

實事上，也正是因為滿清迅速統一了全國，在後來的日子裡，其以強大的軍事實力與沙俄展開堅決鬥爭，最終保住了疆土。

此後，準噶爾的大亂及西藏的屢屢生亂，如果國家還處於明清間的混戰狀態，這些動亂實難平定，則這些地區就會有自立於中華之外的危險。

所以說，歷史的發展，雖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即使在偶然性事件中，也包含有必然的成分在裡面。

如果以此為切入點，洪承疇在歷史上是有貢獻的。

但是，我們終究不能以既成事實來評定之前歷史發展中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否則，就會出現李永芳、范文程、孔有德、吳三桂、洪承疇等民族敗類屬於順應歷史發展的大英雄，而志在保疆衛國的袁崇煥、盧象升、史可法、鄭成功等大英雄則被斥為反對國家統一的反動分子的荒誕結果。

把既成事實全都一古腦地定義為歷史發展的必然，則研究歷史就會變得毫無意義了。歷史的科學，在於從歷史的必然性中找出偶然性事件，並通過做偶然事件的分析，總結成敗得失，為今後的發展提供借鑒。

兩百多年前的乾隆皇帝，尚且拎得清這一點，怎麼我們現代人卻會把這種是非觀給弄混淆了呢？

明遺民諷洪承疇：不帶單于來叩塞，李陵還是漢忠臣。

明亡清興的更替之時，明朝人口將近一億，而女真人滿打滿算還是不足一百萬人。如果不是以洪承疇為代表的眾多漢人的變節倒戈，明朝是不會亡，滿清是不會統治中國三百年的。

這一點，細思極恐，在今天仍是一個極大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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