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收入流動性減半，中國也面臨「階級固化」風險

《環球科學》特約記者 陳耕石

美國夢，一般的是生活在美國社會的人，通過自己的不懈奮鬥即能獲得更好的生活，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或他人的援助。從1620年第一批歐洲移民乘坐「五月花」號踏上北美大陸起，這種信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和新移民創造了一個繁榮而充滿活力的國家。最容易被美國夢打動的是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在長時間內，年輕人很容易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比自己父母更好的生活。

然而，美國夢的光芒似乎正在褪去。最近，美國斯坦福大學的Raj Chetty及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專家在《科學》上發表的一項研究，通過「絕對收入流動性」這一數據70餘年來的變化，揭示了當今美國社會青年人難於改變自己命運的現狀。

「收入流動性」這個辭彙，是指某一社會階層在經歷一段時間後，其所擁有的收入份額或所處收入階層所發生的變化，是個有些晦澀的概念。我們可以比較通俗地理解，在收入流動性較高的社會，低收入群體更容易轉變為高收入群體。

收入流動性廣受經濟學家關注，但即使在有較完備人口普查數據的美國，以幾代人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收入流動性卻有相當難度。Chetty等的研究通過一個很直觀的方式來體現收入流動性，就是青年人在30歲時的收入是否超過了自己的家長。為了盡量客觀地反應這一結果，Chetty等在使用了大量美國人口普查以及稅務登記等數據的基礎上，綜合通貨膨脹率等經濟因素，開發了一系列複雜而巧妙的演算法。

統計結果顯示：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在30歲時家庭收入超過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可以達到90%，而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群體（也就是美國80後），這一比例則僅僅只有50%。這一結果反應了某種程度上，當今美國的年輕人超越自己父母的難度比祖輩們大了許多。

當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按GDP增速計算）速度低於上世紀40年代，但這僅僅能解釋部分收入流動性下降的原因：Chetty等在套用了上世紀40年代的GDP增速數據來對1984年出生的人口進行了分析，模擬結果顯示能夠超越父母的比例僅僅從50%上升到了62%，遠遠不及40年代出生祖輩的90%。而造成這種收入流動性降低的主要原因，Chetty等認為是近十年來越來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體系，這也是美國教授們認為美國夢正在褪色的主要依據。

然而，經濟學界卻對這這篇報道結論存在爭議。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及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蔣豪先生就不完全認同這篇文章作者的研究結論。他向在接受《環球科學》記者採訪時表示，通過絕對收入流動性或者說代際收入流動性這一度量方法估算社會流動性不能說是完全科學的。比如在一個社會，父代時可能大企業多，父母多為僱員之類的打工者，子代時，由於社會自由度增加，子代收入普遍增加，代際流動性也提高。到孫代時，如果社會自由度和子代差不多，代際流動性提高的難度加大，代際流動性數值並不高。但這並不能代表這個社會的自由度不高。文中所比較的美國40年代以及80年代基本上就是這個情況。相反，一個社會自由度並不高、收入分配普遍均等的社會如朝鮮，據此方法倒可能有不斷提高的絕對收入流動性，即子代的邊際收入不斷超過父代的結果。

蔣豪還認為文章過分強調收入分配應更加分享的經濟增長成果是片面的。經濟增長的根本在於社會和經濟的自由化，即低稅、低赤字、自由貿易、低社會福利、自由銀行制度。在一個經濟社會自由化的社會，不僅代際收入，整個社會的收入流動性必然變動很大，而不在於分配的均等化。分配和生產實際上是一個過程，蘊含在經濟增長過程之中。

在談到國內的社會流動性現狀時，蔣豪引用了經濟學者陳琳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流動性是有波動的。從1988年到2005年,我國代際收入流動性呈現出先高後低的明顯趨勢。1995年是一個高點。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上世紀的最後十多年內,改革開放引入了大量包括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在內的非體制內經濟體系，加之基礎教育和高考體系的逐漸完備使得低收入者特別時農村低收入者的後代獲得了大量提升自己收入的機會。而進入新世紀以來,核心領域的改革放緩,使得低收入者流動性的提高放緩。同時,高收入者逐漸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收入優勢開始通過教育投資、裙帶關係等多種途徑傳遞給其子代,從而使得收入分布兩端的代際流動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階級固化」。

不言而喻，社會流動性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創新的激勵作用顯然是正相關的。中國現階段下提高包括收入流動性在內的社會流動性，需要社會將改革推入深水區，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農村宅基地和集體經營建設用地流轉等措施的同時，加強在社會領域和法治、政治領域的改革，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輿論監督及司法獨立，提高社會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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