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大總統，幾乎要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

（記者專稿，1916年6月7日刊登）如我們在另一版面上宣告的那樣，隨著袁世凱的去世，中國失去了最後一位與慈禧皇太后的威望和權勢相關的政治家，也失去了自皇太后離世後唯一一位可在各方面證明自己具備中國百姓所期待的統治者特質的領袖人物。因為他生命的突然終結，一時之間，中華民族找不出任何一位具備被認可特質的領導者，找不出任何一位可以憑藉其名號喚起各省信心的人物。

袁證明了自己是純粹的東方式權術和政治謀略的翹楚。他獨立、安靜、決策謹慎、手段精明，不給下屬留太多的餘地和機會，每當看到對手身上可能存在危險，他便會逐步削弱其實力。他溫文有禮、高貴自重、一貫謙恭，在不到必須要祭出那致命性的一擊時，他從不會讓人察覺到自己那藏在絲絨袖管下的鐵腕。他的勇氣屬於冷血型的那一種，總會將於己不利的局面轉變為有利於自己的元素，並且不需要淪落到破釜沉舟的地步。沒有人比他更了解錢財在中國政治和擺平人際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對於下屬，他有著慧眼識英雄的本領，並能激發出他們的自尊和忠誠。在中國的衙門中，這些特質可謂極為罕見。總而言之，他對於中國人的靈魂有著一種直覺性的理解，像老佛爺那樣懷抱著一種真正的同情心，這無疑為他的政治策略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改革的支持者

袁世凱超越了和自己同一時代的人，或許，榮祿是唯一的例外。我們這麼評論袁，是基於一個事實，他篤信中華文明所賴以建立的倫理學，渴望維護在倫理的基本傳統中所不能割裂的連續性，從任何角度而言，他都是一位極有建設性的政治家。每一項令人嚮往的改革方案，立法、教育、整編軍隊、禁止鴉片等等，都得到過他真誠的擁護和支持。袁不僅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在直隸總督的任期內，他還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極具才幹、精力旺盛的管理者。

對於國家無法實行自治，對於靠著現存的政治實體必將無法適應共和政體與制度，這位已故的政治家從來沒有任何懷疑。他確定無疑地相信，實行帝制是使國家得以健全、完整的唯一途徑。儘管如此，他還是從實際的角度出發，單槍匹馬地和南方的派系爭辯。隨後，他以自己必然的德行，以東方式外交的傳統手段，在共和政體中公開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並且接受了總統的任職。此後，他堅定地遵守中國人的規範和傳統，以自己在為慈禧太后和李鴻章服務的過程中所學到的充足的政治智慧來處理一切政務。他以自己的親身實踐，抵制了混亂中的「失控的民主制度」政策，以自己認為最適合中國人國情的獨一的「仁厚獨裁統治」方針，逐步重建起國家。對於國外的輿論而言，這種策略極具吸引力，即便它不是唯一的指望，也最大可能地將中國從袁本人早已清楚預見到的嚴重危機中扭轉回來。

早年生涯

袁世凱於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項城。常年以來，其家族在「報效國家」中都表現得極為出色。其叔祖父袁甲三在鎮壓太平天國的叛亂中聲譽卓著，1864年去世時，身兼欽差大臣和漕運總督等職。早年，在取得有限的功名之後，袁世凱棄文投武（在當時，從軍為世人所鄙夷），在二十歲的年紀，他出任淮軍統領吳長慶[1]軍部的「營務處會辦」一職，之後統領山東東部的軍務。1882年7月，他迎來了自己生平第一項聲譽，當時，他參與了由李鴻章派遣的遠征軍，前往朝鮮協助朝鮮高宗平定了在其身邊爆發的叛亂。1884年，袁世凱又接受了清國駐朝衛戍部隊的命令擊退了駐朝日軍，並於次年被任命為清國駐朝的全權代表。此後，在連續九年的時間裡，袁都是朝鮮事實上的統治者，柏卓安[2]爵士是他忠心且能力卓越的助手。

袁的獨裁作風和不輕易妥協的態度，成為他在漢城和日本人周旋的重重困難中所必需的人格特質。1893年，漢城爆發了「東學黨之亂」和緊隨其後的一場有組織的平民武裝暴動，清國再次應朝鮮高宗的請求而派兵援救，也正因如此，發生了「高升號」被擊沉的事件，並第一次令人羞辱地暴露了清國軍力薄弱的事實。袁世凱在英國水兵的掩護下，從漢城逃至海岸線邊。

在重獲和平之後，因受袁世凱建議的影響，李鴻章將5000新兵的兵力交付給他，由他在天津近旁的小站實驗性地以西方的制度和技術進行訓練，這就是中國現代軍隊的最初由來。即使他無法將一個國家的軍事武裝所必需具備的軍紀和忠誠的精神完全灌輸給他的軍隊，但袁始終以嚴格的軍紀來掌管自己的武裝，展現出靠著正規、有效的訓練可以達到的成果。此後多年，事實一再證明了這一點。

在1898年的戊戌政變以及隨後皇太后重掌大權、光緒皇帝屈辱被囚等一系列事件中，袁在軍事上的聲譽及其兵力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按照袁自己的聲明，他之所以沒有能夠在需要時出手相助皇帝和維新派人士，是因為由譚嗣同秘密捎來的皇帝詔書僅是一份以墨筆寫成的副本，而非由皇帝本人以御筆朱漆擬就的原文。維新派人士單方面斷言，皇帝自己直到臨終時也聲稱，是袁向榮祿泄露了維新派的密謀。很自然，皇帝的兄弟和家人緊抓著這一論調不放，並照著這種說法行事，等到慈禧死後，攝政王早早地抓住時機，剝奪了袁的所有職權，並將他極不光彩地掃地出門。他們認為，歸根到底，袁應該早就知道維新派的計劃；如果他願意，也是能救得了皇帝的，但他寧願孤注一擲地投靠老佛爺和自己的上司榮祿。

直隸總督

無論袁在戊戌政變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隨後的「義和拳」運動中，他所表現出的充滿勇氣和睿智的愛國精神畢竟還是毋庸置疑的。他在阻止「仲夏之亂」向直隸東南方向繼續

擴散時所採取的行動、與兩江總督以「東南互保」維護法制和社會秩序的策略，都確鑿無疑地挽救了帝國和無數生命。之後，他在直隸總督（1901年11月）這一官職上被委以重任，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擁戴，因為這是恢復穩定和進步的最佳保障。在這一個時刻要面對著各種異常困難的位置上，他展現出了最高級別的政治智慧，憑藉著自己和聯軍的關係，成功地維護了清國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在天津的駐防地帶，他為整個帝國展現了一種開明式治理的典範。在認識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的必要性之後，他起用了一群在國外受過教育且能力卓越的廣東籍人士，並持續向皇帝進言。在籌備憲政政府的過程中，他也採納了一系列合理的自由政策。

1907年9月，他卸任直隸總督，赴北京調任外務部尚書，並成為軍機大臣的一員。清國的對外關係從來沒有像袁在外務部任上時那樣得到合理、出色的處理。外國人對他相當信任和尊重，也使得外交事務的運作有了極大的便利；他的獨立、公正和勇於承擔責任的品性是清國政府在外交中注入的新的特色。然而，皇太后去世後，他被滿人政治小集團的眼光短淺、荒唐愚蠢所拖累而遭到棄用；而對於那些認識他的集團成員，他卻曾經抱以尊重和同情。在解職後，他帶著在其政治生涯中所展現過的同樣的處世哲學，回到故鄉河南。

被選舉為大總統

在1911年10月的革命危機中，袁再度被朝廷召回起用。11月1日，他被任命為內閣大臣，兩周之後，又成為總理大臣。1912年2月15日，他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繼而又在1913年10月6日正式當選為大總統。四天之後，他聲明中國會遵守所有已經簽訂的條約並承擔起滿人政權應承下的一切責任、義務。在1913年夏秋之際，由於江西都督的背叛而引發的騷亂在中國迅速蔓延，雖然騷亂得以控制，但由於政府沒有乘勝追擊，國內情勢並不令人滿意。

大總統廢除了國民黨（即民主反對黨）並剝奪了其成員們的國會席位。隨後，國會休會，一個臨時性的中央政治會議作為替代機構成立並開始運作，直到重組為止。會議被指定對「臨時約法」進行修正並已在1914年春季完成其使命。大總統被賦予更多權力；一個新的內閣成立，在對內閣成員的職責描述中，他們僅僅是各部委的負責人而已。看起來，袁世凱像是這一情勢的主導者，中國的前景總的來說有了改善的可能。為了貫徹其政策，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大總統又廢止了軍事長官制；為了鋪平自己繼續控制國家的道路，他又設立了歸北京直接控制的新財政部。

恢復帝制

1915年夏末，恢復帝制政府的風聲在北京四處瀰漫，參政院通過了一項以投票表決特殊國體問題為前提的議案。到了11月，大多數的省份都投票贊成恢復帝制並由袁世凱出任皇帝。袁聲稱，他將其視為人民對改變政府的意願的反映，必須要予以接受，他覺得，鑒於自己在民國大總統就職典禮上所作的誓言，他必須要謝絕稱帝的邀請。

緊接著，儘管列強們紛紛給予建言，他又宣布自己「被迫遵從人民的意願」。其登基大典定在1916年2月9日，然而，各省對總統方針路線的不滿隨即再度爆發，並且發展到嚴重的地步，袁不得已做出了放棄帝制的聲明。但這並未讓南方派系感到滿意，發動騷亂的省份在廣東組成了臨時政府，聲稱袁已經因接受稱帝而喪失了其總統資格，並宣布由副總統黎元洪將軍出任總統，但黎並未得到各界的廣泛認可。

文章摘自《龍蛇北洋： <泰晤士報> 民初政局觀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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