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最好做、最快捷的生意是什麼？

作者：雪珥

大清國最好做、最快捷的生意是什麼？不是茶葉、不是絲綢、不是瓷器，也不是鴉片，而是高利貸。

高利貸

把海外的資金搞到中國放貸，年利率12%-20%，甚至40%———這是1803年時的紀錄(《東印度公司編年史》)，更為誇張的，居然有短期借貸的月利率達到5%———那意味著年息高達60%！「月息5%是人人知道的事，臨時放款的2%-3%月息是普通的，即使在往來帳上有最可靠的保證，利率也不下於月息1%。」(William Hunter《廣州番鬼錄》)。相比之下，英國市場的直接融資成本，僅僅3%，從中間人手裡拿到資金，一般也在6%-12%。

於是，跨國高利貸，成為當時中英之間最具生命力的生意，滾滾熱錢湧入中國。這種熱錢的規模，大致可以推斷。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僅1782年，廣州商人的外債規模就已經高達380 .8萬元(銀元，約合266.6萬兩白銀)。

這些錢，大多是將貨物在中國銷售後的款項，不少滯留在中國，牟取高利貸利潤。這種生意，甚至成為一些外商的主要利潤來源。某外商1801年的財務報告說：「利息比1799-1800年度少得多，不過還是給我們賺來了將近5000元，對我們的資本給予18%的報酬，所以我們所有的借貸是一項很大的供應和便利。」(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由於放貸的利潤如此之高，這家外商坦承自己不願意為生意夥伴在中國墊款。

跨國高利貸的貸款人，是那些獲取了中國政府的進出口特許證、卻在資金上遇到困難的中國「行商」。持證的行商本來就不多，而真正有資金實力的更少，僅有3-4家，大多數都必須為了獲得流動資金而從外商那裡得到貸款。

中國的「行商」之所以對資金如此饑渴，首先是因為大清國一直沒能發育出成熟的資金市場，資金借貸都是靠「熟人社會」的潛規則解決，導致融資難度、成本偏高，高利貸橫行。此外，「行商」們要從內地採購絲茶瓷器等，也因為缺乏信用體系，而只能現款結算、甚至要預付款項，佔用大量資金。

有研究者認為：「在中國缺乏流動資本以及由此而來的高利率吸引了外國的投資人……這種高利率，當是中國(中世紀歐洲也是這樣)資本積累不發達狀態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公行不能應付英國貿易擴張的基本理由。」(《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

更為致命的是，「行商」們因為獲得了壟斷外貿的特殊許可，也就承擔了「報效」的義務，無論是政府官方、還是各級官吏私人，都把「行商」當作了提款機，予取予奪。乾隆皇帝雖然在英國人面前自誇天朝大國無所不有，但這並不能阻止以他為首的資源掌控者們，對西洋奢侈品的極大需求，而他們並不為此埋單，最終都是由「行商」們掏腰包作為貢品上貢。

外商方面，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大多數的業務，留給散商們、即所謂的「港腳商」的空間並不大。「港腳商」最終在兩國的經貿縫隙間找到了高利貸這一新的增長點。

更大的問題是：高利貸所帶來的壓力，逼迫中國商人越來越深地捲入「港腳商」的鴉片走私，以攫取最快捷的暴利。在鴉片和高利貸的兩輪驅動下，中英貿易日益投機化，陷入了飲鴆止渴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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