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禁海令下：海外貿易為何越做越大？

明朝初年，為防止殘餘反對勢力與外人勾結，朱元璋宣布實行「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及「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的政策。

不過，這一政策也有例外，即准許非朝貢國家船舶前往廣東貿易，並由廣州市舶司進行管理。

及至明成祖時期，明朝政府開始主動組織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這就是歷史上的「鄭和下西洋」。

1405年至1431年間，在鄭和的率領下，明朝官方船隊七次南下西洋，一路上到過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麻林地（今坦尚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

「鄭和下西洋」堪稱中國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壯舉，每次出訪時，船隊檣櫓如雲，雲帆蔽日，數萬人馬如同出征，說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混編艦隊，也不為過。

據《明史》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今151米），寬十八丈（今62米），「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寶船分四層，船上9桅，掛12帆，錨重上千斤，每次起航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出海。

毫無疑問，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雄偉的海船。

明成祖之所以要派鄭和下西洋，一方面是為了對外商貿與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宣示國威的政治用意（另一說是尋找逃往南洋的建文帝）。

和之後達·伽瑪、哥倫布、麥哲倫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鄭和下西洋」的規模更大、船隻更多、人員更眾、時間更久，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在明朝官方的作用下，李約瑟認為明代已有大帆船（非鄭和船隊）到過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並進入過大西洋水域。

這一經歷，對後來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並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線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始於秦漢的「海上絲綢之路」，到明朝已達高峰。

清朝以後，為禁止並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海外的聯繫，清廷先後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禁止商民出海貿易。

直到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皇帝才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開放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沿海為通商貿易地點，並在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設立四個海關，此即「四口通關」時期。

儘管海禁已開，但康熙並不鼓勵國人出海與西方貿易，在他看來，「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關閉寧波、漳州、雲台山三地口岸而只保留廣州一地口岸，此即「一口通商」時期。

與中國異曲同工的是，東鄰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也下達了類似的「禁海令」，日本人海外航渡即以死罪論處，由此中日間的交往日漸稀少，官方更是斷絕往來。

不過，中日兩國並非完全斷絕對外商貿交往，如中國在廣州實行「十三行」制度一樣，日本也只開放長崎一地供中國及荷蘭商人前來貿易。

在種種限制下，由東亞人（包括中國與日本）主導的海外貿易開始日趨衰弱。

另一方面，儘管廣州實行的是「一口通商」，但與各國的進出口貿易依舊逐年增長。

從乾隆末年到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在廣州的貿易增加了八成，而美國則幾乎增長了三倍，中方收入也由1792年的白銀1300多萬兩增至1837年的5500多萬兩。當時的廣州，由於海外貿易的存在而呈現出極繁榮的景象。

英國商人威廉·希克就曾感嘆說，「珠江上船舶運行的忙碌情景，就像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在外國人眼裡，再沒有比排列幾英里長的帆船更為壯觀了。」

1830年，在對曾往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後，英國議會也得出結論：「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順利。」

鴉片戰爭後，隨著五口通商的逐步放開，上海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中外航路由此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當下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年代裡，對外貿易在各國經濟中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以此為契機，中國與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重續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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