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不能停墨需有「道」 訪西安美術學院陳子林

陳子林

陳子林，1927年生於陝西乾縣。早年受教於西安國畫名宿馮友石，蒙其指授，打下學習國畫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入伍，從事宣傳及美術編輯等工作，1954年轉業考入西北藝專（西安美術學院前身），畢業後留校，在馮友石於新創辦的國畫系就職，任系幹事。1962年起因國家政策先後被「精簡」、參加「社教」，後分配至眉縣文化館工作。1980年調回西安美術學院，任教於師範系。1981年赴敦煌臨摹壁畫一年，得稿三百餘。

陳子林 倚石生根

對中國畫教學的擔憂

趙：依您數十年從事中國畫教學和創作的經驗，對當前這方面的狀況有些什麼評價？

陳：還是令人有點擔憂。中國畫教學，就培養學生的方法來說，從20世紀50年代起已經和民國不一樣了。解放前我上小學時，教學還比較傳統，老師很負責任。娃們（指學生）上課時，老師畫一個比較完整的示範作品，然後手把手教學生畫。高中時跟馮老（馮友石）學畫，也是比較傳統的方法，手把手地教。當然，現在也有，但和過去比，老師對中國畫的理解變了，教的內容也就不一樣了。

我已離休多年，有時從娃們那裡聽到，再從他們的畫上看到，大學裡學了3年，還不知道筆咋用，對中國畫筆墨的運用、章法的處理還沒有入門。當然，這種情況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就這樣，關鍵是有些老師就不知道用筆是怎麼回事。當然人的成長也很複雜，不是單方面因素決定的。比如大的社會環境，個人的家世、人品、秉性，還有努力的程度不同，結果都會不一樣。現在都說學習是為了生存，上大學是為了找個工作，我看這是很成問題的。過去50年代的大學還不是這樣，當年西安美院創建國畫系，很多人還是有當國畫家的理想。當然，「念經的多，成佛的少」，才子也要吃苦才能成才，因為中國畫難度還是比較大的。中國畫是文化的事情，傳統文化被破壞了一百年，如果傳統文化沒有了，儒家、佛家、道家這些都不講了，國畫就成了無本之木。但是傳統文化畢竟是這個民族根性裡頭的，只要有合適的氣候土壤，給以適當的引導，還是會長出來。

工筆花鳥畫做戲太多

趙：請您談談當前花鳥畫的現狀。

陳：現在的花鳥畫，特別是工筆花鳥畫做戲太多。用了很多辦法，表面看起來很細緻，但修飾太多，做工太多。有人提出要很好地學習宋畫，但對宋畫的精神理解得太少，所以技法也消化得不夠。寫意畫也是這樣，大寫意說得很大，但沒有多少「意」，也不見「寫」，還是做工太多，做意太強。怎麼才算大寫意，關鍵是對「意」的理解。我理解大寫意的「大」，是不在乎你的筆有多大，墨汁潑了多少，紙用了多大，而是人的心要大，但也不是個人的野心大，而是心胸大、心量大。心大了境界就大。「意」就是意境、意趣，只要心量大，也許一個很小的畫也是大；心量小，也許你畫了幾百米，還是小。你把小我、自私自利忘掉了，就成為大；你在小我的範圍里，把名利地位看得太重，總是被這個束縛著，圍繞著這個轉，畫得再大也只是個粗，不是大。

符合「道」的就是好筆墨

趙：和過去比，現在年輕一代接受的教育不同，傳統文化的影響多了，對中國畫越來越認識到筆墨的重要。但對筆墨是什麼，可能理解得還不夠深。您可否談談您對筆墨的理解？

陳：對筆墨的討論有很多，吳冠中「筆墨等於零」的說法就很轟動。學生一聽，中國畫筆墨等於零，完了，於是不重視筆墨了。這對年輕人的影響很不好。我在想，什麼是筆墨？不是把毛筆蘸上墨在紙上一畫這叫筆墨，但很多人可能就是這樣理解的。過去老先生說這張畫筆墨好，就是說這張畫好；說筆墨不好，就是畫不好；要是說這畫沒有筆墨，那就不看了。很多年來我覺得這個說法很神秘，當然現在明白了。

筆墨其實就是行筆運墨，筆怎樣運行？墨也是行筆寫出來的。筆墨的內涵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意思，不是毛筆蘸上墨，蘸上水，畫到紙上就是筆墨。你的六根通用，你的個性、情趣、風格、意趣、觀察、體會等等在筆下流露出來，造型、意趣、形象表達得好看、美，有情趣，就叫有筆墨。用筆符合天地萬物的道，運墨符合天地萬物的道，變化意趣很微妙豐富，沒有人為造作，就是好筆墨。吳冠中說「筆墨等於零」，這個話本身很矛盾。既然承認有筆墨，怎麼是等於零呢？等於零就是沒有筆墨。有筆墨就有表達，至於表達得高低好壞那是另一個問題。

現在年輕人很多也不錯，還是能懂中國畫的筆墨，這是好事情。但要自己能畫出來，還得有一個很艱苦的過程。中國畫是要發展，但萬變不離其宗，筆墨這一點是不能丟的。趙孟頫說的「用筆千古不易」，也有這個意思。作為中國人，如果我們覺得連筆墨都可以丟的話，那對後輩來說是有罪的，不過我相信也丟不了。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這麼好的條件，這麼悠久的歷史，哪能那麼容易就丟了？不可能的。藝無止境，筆墨也是沒有窮盡的。那麼多老先人畫了那麼多好畫，筆墨也是變化無窮，就說明筆墨沒有盡頭，筆墨質量的提高沒有窮盡。像黃賓虹的筆墨，如果再活九十歲，也還是年年不一樣，仍跑不到頭。

「工畫」先「善書」

趙：錘鍊筆墨肯定要下苦功，但有的人下了苦功也不一定能長進。是不是筆墨訓練中還有個什麼在起著作用？

陳：我不這樣認為。大多數畫家，下了功夫，雖然畫不到神品、逸品，畫到妙品、能品，也是可以的。功夫下到總會有效果，總會有收穫。有人請教於右任，怎樣能把字寫好？于右任想來想去，說沒有比多寫字更有效的辦法了。這話說得多好。當然，還有一點，「工畫者多善書」，中國畫筆墨訓練的途徑是啥？通過啥訓練出來的？就是寫字，寫字能解決用筆很多問題，這些都可以從實踐裡面得到體會。畫到困境了，停下來，寫一陣子字。寧可不畫，但字非寫不可，必須天天寫。

在興國寺（西安美院舊校址）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百天字，不畫畫。寫字不是一個機械性勞動，對人的思維、心境都很有作用。寫字要寫到很專心，心很靜，不僅是練手，也是在練心性。想要在畫上有進步，那就必須寫字，不能含糊。過去說人畫畫不行，說他提不起筆。筆毛是軟的，到你會用了，用起來就跟鋼錐一樣。寫字要用心，不要想那麼多，不要想怎麼樣畫得好，心要完全靜到一定程度。從歷史上來看，很多大畫家字都是第一流的，像黃賓虹、齊白石，還有很多古人的字，都很厲害。

我青少年時期比較喜歡寫字，學過柳公權、顏真卿、魏碑、龍門二十品等。學畫主要是臨《摹芥子園畫譜》。我小時候寫字經常被老師誇。有個遠房親戚叫王貫一，字寫得好，也能畫，在我們那地方很有名。抗日戰爭時期，王貫一在廟裡牆壁上畫了個「馬踏日寇」，有馬、大刀、日寇，好得很，我記得很清楚。有次來串門，看到我寫的字，就在字上畫滿了紅圈圈，上面批的是「壓倒全聯」，意思是在那一帶比誰都好。我的天！娃們一看，這不得了，把我也張得不得了。還有個老師叫朱懷德，字寫得不太好。有次我們一夥娃們在一塊，我說：咱老師的字寫得不好。娃們說：我告你去，你還說老師的字寫得不好。這一下把我嚇得不得了。現在想起來這些事很有趣。

小時候我對畫畫的興趣也很有意思。那時我舅娶了個啞巴媳婦，手很巧，天上的鳥飛過去，她馬上就可以綉出來。那時我七八歲，對這個印象很深，算是有些啟蒙作用。我伯家有匹馬，拴在樹上，我就拿個粉簾紙，還有石板筆畫那馬。過去農村過年也買不起啥，我也畫老虎，下山虎，惡得很，畫點這個算是過年。

上小學時候畫畫也考試，有的娃畫得不好，就讓我替他們畫，我就給人家娃們代筆呢。小時候我的老師叫李昌榮，西安師範畢業的。那時候實行新學，有點改革的意思。這個老師給弄的畫板，就是個板釘兩個帶，和現在的寫生板差不多。從這老師那裡接觸到拿毛筆畫畫，上顏色。後來到了乾縣城裡面的陳家巷，有個鄰家，我叫她嬤嬤，他老漢當過永壽縣縣長，能畫畫，畫過一個老壽星。那時候這嬤嬤50來歲，人很好，老漢已經不在了。她給我說：那個老壽星是你伯伯畫的。這是我接觸的第一個裱好的捲軸畫。我把那個畫臨摹了好多遍。那時沒有宣紙，就在油光紙上畫，用的也是爛毛筆。當時我上初中，十四五歲吧，就是覺得那畫很神奇。老壽星臉上那幾道線，還有手都畫得非常好。

我讀初中時，在美術老師孔哲夫房子里看到一幅馮老的山水，不大，小小的，一看畫得這麼好，人家說這是西安一個叫馮友石的老先生畫的。從那開始我對馮先生就仰慕了，想著啥時候能去拜師學習。1947年，我初中還沒畢業，慕名來考興國中學，考場在西安北大街二中，幸運得很，考上了。上學後，我參加了興國中學的美術研究會，會址在興國寺上面那一排窯洞里。參加研究會是馮老推薦的。馮老當時是興國中學的美術老師，住在西村。我在宣紙上臨摹了一兩張芥子園，拿到他家裡叫他看。他看了蠻高興，說這娃還不錯，師母也說這娃畫得還可以。我很高興，就對馮老師說我想參加美術研究會，馮老說能行，叫我去找當時研究會的會長劉乃福。

趙：80年代您回到西安美院任教後，去敦煌臨摹壁畫一年，之後為什麼沒有繼續人物畫創作？

陳：那時候我已經50多歲了，不能貪多了。中國畫是借物抒情的，不在乎你畫什麼，而是看你怎麼畫。早期我在花鳥畫上練習比較多，所以選擇了花鳥畫，而且都是梅蘭竹菊這些常見題材。

趙：您對今後的創作有何規劃？

陳：我已經90歲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只是覺得現在的畫還有很多不足，沒有想到畫什麼或怎麼畫。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筆不能停下來。「文革」那些年受了些苦，耽誤了些時間，但對我熱愛的藝術，我沒有悲觀喪氣。我只有忘掉磨難，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把心底里的意趣寫出來。我幾十年沒有給自己節假日。

（本次採訪承西安美術學院教授王非、李鴻照二位先生悉心指導幫助，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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