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無為-讀破《道德經》

大道無為-讀破《道德經》

2017-05-17 道家

《道德經》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石破天驚地提出「道」的概念，並意在提醒人們：這裡所說的「道」，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哩!

那個時候，天地之間還很空曠，人在這個世界上顯得孤單而寂寞。先人們對自然與社會的思考便是茶餘飯後的一件大事。這個「道」，像是一個詮釋宇宙的密碼，讓後人揣摩了幾千年。以凡人的目光來理解，道應該是指世界的變化和規律。所以老莊的思想精髓就是順應自然，不強加妄為，即無為。

老子認為治理國家應該「無為而治」，又說「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並非什麼都不幹，而是要無為而為，即要順乎自然的前提下有所為。老子的無為而治，也稱為聖人之治，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又說：「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說，聖人永遠沒有自己的主觀偏見，應百姓的意見為意見。這裡我們倒是見到了老子那樸素的民主思想。

根據無為而治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車舟，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個理想世界當然無法實現，後人也多以「消極」之說來曲解無為思想。但是聖人終歸是聖人，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寰宇，為歷史塵埃所不能阻擋。以史為鑒，多少前朝興亡事，不無證明了老子思想的寶貴。世道沉浮，王朝更替，也都說明了一個道理：統治者無為，則百姓有為;統治者有為，則百姓倒霉。

秦始皇滅六國而一統天下，文治武功似乎彪炳千秋。但我們去關注一下當時的百姓民生，則可以用「人間煉獄」來形容。且不說焚書坑儒用暴力消滅了六國文化，摧殘了社會的文明成果，只看那萬里長城與三百里阿房宮，就讓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淚成河!「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秦的暴政激化了社會矛盾，到了秦二世的手裡就土崩瓦解了。究竟有為還是無為，百姓心裡有譜。萬里長城雖然威武，但怎能掩蓋孟姜女的眼淚!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就是說，治理大國應當像煮小魚一樣，不能隨意去攪擾它(否則小魚就殘碎了);同樣，統治百姓，就不能經常去勞民傷財，動不動就抓壯丁去修墳墓、挖運河、壘長城、征北方、打南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到民不聊生之時，你的統治也不長了，秦王朝的滅亡就是歷史教訓。

到了漢朝就不一樣了，漢高祖劉邦和他的功臣們都參加過秦末的農民戰爭，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無為而治的思想在漢朝得到發揚光大，漢高祖及他的繼任者都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田租，鼓勵農耕，提倡節儉，減輕刑罰。使漢朝的生產與經濟得到極大的恢復和提高，當匈奴屢次侵犯北方邊境時，漢武帝憑藉強大經濟和技術條件，徹底打敗了凶蠻強悍的匈奴騎兵，把匈奴趕到歐洲去了。「犯我天威，雖遠必誅」——古往今來，只有大漢時代有如此豪言壯語。大道無為，無所不為。這種高妙的辨證法則，非庸人所能理解。

我們再來看看北宋，在中國統一的版圖上，大宋王朝的面積最小，不過是偏安的半壁江山而已。北方遼國佔領了其幽雲十六州，宋太祖趙匡胤雖一直耿耿於懷，但一直沒有下決心收復之。他曾說有朝一日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但這計劃到四百年後才由明太祖朱元璋指導下遂行。一般人看來，趙匡胤與他的繼任者，在軍上與政治上似乎都是無所作為的，他們從來不會將國家機器與權力發揮到及至;但無為之中卻包含了大智慧，能為常人所不能為。趙匡胤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而通過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就輕易地加強了中央集權;他對南方一些小朝廷採取懷柔政策，統一了南方，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戰局面，小朝廷原來的首領都受到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事件，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他頒布了「不殺大臣，言者無罪」的法令，他的五個繼任者都不曾砍過一個文人和大臣的腦袋，這樣的結果當然是政治清明，經濟文化得到了空前繁榮。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程顥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學家都生活在這個朝代。宋朝沒有徵兵制，為歷朝所僅見，它盡量避免徵派稅賦於民間，刑罰都較其他朝代溫和，但對官吏管理嚴格。那時的百姓生活究竟如何?從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可略見一斑。《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的都城汴京的繁榮景象，生活在畫中的每一個百姓，都享受這其他朝代難有的幸福生活。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比較300年後的明朝財政數字，你會驚奇的發現，大明王朝的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後的大清王朝，其人口與版圖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財政收入也遠遠不能達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強接近。

中國歷代皇帝，唯有趙匡胤是職業軍人出身。作為出色的將軍，他當然不甘心偏安於一方，想建立奇功，征服北方，一統天下，名垂青史。但他又很清楚，窮兵黷武和採用嚴酷的政治制度，只會給百姓帶來痛苦，給國家帶來動蕩與災難。有為與無為之間，他選擇了無為。後人不得不嘆服於他智者的境界與行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雖然宋朝後來被北方蠻族滅了，這不是因為無為而治的錯，而是趙匡胤後來的繼任者沒有真正領會無為而治的真諦。如果把「無為」理解為什麼也不幹，那就大錯特錯了。前面提到了，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治就是要在無為的基礎上有所作為，漢朝就是懂得了「大道無為無所不為」道理。如果北宋王朝在國力強盛之後，集中力量打敗北方蠻族，收復失地，重定疆土範圍，那麼歷史就要改寫了，也可以繼續實行無為而治了。

無為而治，其實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不管皇帝與大臣們是否願意，他們的努力最終會轉化成無為，黃仁宇先生一本《萬曆十五年》，道破了其中的玄妙。

中國兩千年以來，以禮治代替精確管理，以道德代替法律，在明朝表現尤甚。自周公創製《周禮》，歷代統治者都一直效法之，禮治制度不是用來建功立業的，而是用來享受人生的。無為而治，皆大歡喜。《萬曆十五年》只是截取明朝萬曆十五年前後發生的事情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縮影，來論述中國的傳統社會管理制度的問題，這正是體現了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在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之後，政局穩定，文官體系迅速壯大，龐大的帝國只需要維持文官的儀式，樹立天子的道德模範，便萬事大吉了。在這個龐雜的帝國里，沒有精確的會計制度，只有模糊的管理，人們無須去操心GDP，無須去關心財政赤字，甚至連國庫里究竟有多少銀兩都是一個永遠無法說清楚的事情。萬曆皇帝的首輔張居正看到了田地賦稅的帳冊已經與現實嚴重脫節，於是決心變法，讓國家得到精確管理。但結果呢?威猛的新法根本無法執行。

老百姓交田賦習慣了講價與拖欠，收稅的官吏也習慣了折扣與中間盤剝，而朝廷也習慣了每隔數年便寬免全國賦稅，購銷帳冊，以免欠稅累積過多、百姓無法清繳而過度舉債，激發階級矛盾。大家都很滿意這種寬容的制度，誰想改變現實都只能是失敗。在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首輔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者身敗，或者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歸根到底，在於這種無為的政治制度慣性過於強大，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中國的封建制度下，無法誕生現代資本主義，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歷代政治家，真正能領略無為而治的高妙境界的，其實很少。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應該懂得讓自己變得平庸無為，這樣才讓百姓有所作為而過得幸福。那些自認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來都是人民痛苦、自己偉大。正如喀爾諾說的那樣，「自由的國度里，怨言多，痛苦少;在專制的統治下，怨言少，痛苦多。」孟德斯鳩也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來大陸，記者問如何評價柯林頓政府對90年代新經濟的貢獻時，人家回答說：「看在柯林頓沒有做過什麼事的份上，給他打個8分吧。」的確，老克同志除了折騰了一個不太正經的萊溫斯基事件外，似乎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東西更吸引人們的眼球了。但美國經濟卻獲得了復甦與持續增長。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

我們的領導人曾經嘔心瀝血帶領我們大躍進大鍊鋼鐵超英趕美、大鳴大放大字報文化大革命，按理說是大大的有作為了，但歷史卻無情地嘲弄了我們。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強加妄為，最終必定要失敗。我們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後，終於認識到市場經濟是社會發展無法逾越的階段，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從此，政府無須去為計劃全國人民穿幾條褲子而殫精竭慮，它所要做的，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與社會發展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讓市場來決定一切而已。它什麼都沒有做，但它的百姓做了一切。順應自然規律，不強加妄為，政府無為，則百姓有為。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告訴了人們大道無為的真理，老子騎著青牛，出了函谷關。除了一個神秘莫測的背影和一部短短五千言的《道德經》，他什麼都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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