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個納粹家庭子女的訪談集，他們是如何面對自己的父母和過去的歷史

作者簡介：

彼得·西施羅夫斯基：奧地利著名記者、作家 。他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維也納，是納粹集中營猶太人受害者的後裔。

書籍摘錄：

後記 出生太遲也是一種不幸（節選）

1987 年 2 月，本書部分章節在德國新聞雜誌《明鏡周刊》上分三期連載。連載的最後一期刊出後，《明鏡周刊》從大量讀者來信中選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師之手。他生於 1940 年，父親是黨衛軍軍官，已被處以死刑。這位現年四十七歲的人寫信給十九歲的斯特凡妮：

親愛的斯特凡妮：

我生於 1940 年，父親曾經是州長和黨衛軍一衝鋒隊的長官， 1948 年因其納粹罪行而被處決。我是個老師（雖然如果讓學生說，我算不上好老師），教數學、科學、經濟和歷史。

你問誰知道當時的情況有沒有那麼糟糕？請相信：情況還要壞得多。

我有不倫瑞克勞改營處決囚犯的原始名單。我父親簽署了許多份死刑執行令。他這些「侵害行為」的證據就掌握在我手裡。

你問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麼來的？

那麼，哪些照片能夠拍攝並發表，哪些又不能？誰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說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蠱惑人心的」（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胡言亂語）?

據選舉情況判斷，當時我國有半數人歡迎希特勒，你問其中的原因？

許多人確實在艱難困苦中掙扎了太長時間，於是，有人只有在這樣一種制度中才能搏取權力、地位和名聲。例如，我的父親，他在法律考試中一敗塗地，這就決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級法官。所以，他入了黨，憑藉黨的力量進入政府部門，接著又進入警界，當了蓋世太保，

最後（自動）進入黨衛軍，迅速地飛黃騰達。

還有其他「勝利者」。醫生和教授，擺脫了猶太人的競爭（許多診所也因此每況愈下）。所有那些街頭潑皮，那些流浪漢和醉鬼，本來無心或無力涉足學術，現在，忽然成了寶貝，而且得到允許，可以去騷擾知識分子。這真夠刺激！感覺太好了！還有軍人！多少年來，因為別人打贏了，他們不得不銷聲匿跡，現在，忽然身價百倍。

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發動一場運動，為「錘鍊」那些懦夫、小白臉兒和信教的人而強迫他們去勞動，你會不會——比如說作為一名「專家」——參與進去，贏得事業、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學和失業的痛苦！怎麼樣？誠實一些。你準會的。

你知道杜塞爾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檔商店是從政府的敵人或猶太人那裡，以荒唐的價格「買」下來的嗎？今天，就是這些闊佬虐待僱員，歪曲法律，偷稅漏稅，因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絕給你一份兒工作。

你問我們德國人是否應當繼續卑躬屈膝下去？

不，我不會的，而你那位穿運動衫的老師是一個白痴。我們應當時時懺悔，同時，我們不應有任何幻想，不應為過去的「罪孽」而指責一切。因為問題不在於此，問題在於日常的卑俗和腐敗。

每個人都有可能沾染！法國人、愛斯基摩人，無一例外。

你希望屬於「勝利者」。以你的背景，這不難理解，但什麼是勝利者？每個勝利者都會有其剋星。在以色列的「六五戰爭」後，我見過許多勝利者。令人作嘔。他們以為，他們可以對任何人都為所欲為。（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勇士卻在發抖，默默無言！）

關於「威猛」的外表。軍服確實有助於提高自信心。但只有膽小如鼠的人才懼怕它們。

因此，以為靠虛張聲勢、裝神弄鬼就可以嚇住別人，那就錯了。聰明的人懂得，一些人需要軍服，就像患了陽萎的人需要波爾舍跑車，裝裝門面而已。

我家老頭子看上去也很帥，尤其是靠一頂軍帽，遮住了他剛剛出現的謝頂。他死時昂首挺胸，也夠勇敢。你想過沒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對別人的輕蔑和怨憤中活得太輕鬆了一些，而從長遠來看，這些或許還不夠吧?

此致

迪爾克?庫爾

於雷姆沙伊德

《明鏡周刊》的一位編輯將採訪斯特凡妮的報道拿給他十八歲的兒子看。兒子的反應令他震驚。他說，班上有一半同學會做出同樣的反應。在德國，本書引起的反響大都集中在對斯特凡妮的採訪上。在無數場合，四十歲到五十歲的男女們紛紛詢問，他們做錯了什麼，以致青年人對納粹時代如此寬容。

父母一代在納粹時代之前和納粹時代期間所受的教育和他們對權威的順從，有助於解釋他們與戰後一代人之間的巨大區別。為了理解這些四十歲上下的人和他們的子女，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們的父母受到怎樣的教育：

向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 1938 年說）講授的一切，只應是如何像德國人一樣思維，像德國人一樣行動。這些十歲的男孩會進入我們的組織，四年後，他們又會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這裡，他們會經歷四年的錘鍊。我們不會把他們交給舊階級和爭權奪利者，而會把他們立即帶入黨內，帶入勞工陣線，帶入衝鋒隊或黨衛軍，進入民族社會主義機動兵團……他們此後一生都不會離開我們。

元首這樣來論述他對德國青年的教育方針：

我的教授法是嚴厲的。必須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長的青年人將令全世界恐懼。我要青年人野蠻、冷酷、崇拜權力、無所畏懼。青年人必須具備所有這些品質。他們必須能夠忍受痛苦，不應有一絲一毫的軟弱和溫情，他們的眼睛裡必須再次射出自由、威嚴的猛獸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強健、英武。……這樣，我將能夠創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兇作惡者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就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成長的。如果已是成人，則被告知以此來教育他們的子女。此外，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

總結德國人對本書的反應，我必須說，人們以懷疑為重：懷疑他們——德國新人——是否與他們的父輩或祖輩確實截然不同；懷疑他們在心理上是否仍然與納粹兇犯藕斷絲連。這種懷疑孕育著極大的希望，直到不久前，德國人仍堅信，歷史絕不會重演。但今天，情況已並非如此。今天，他們說，他們希望及時覺察危險，防患於未然，他們說，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須提高警惕。而這種戒心，相對於相信歷史不會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於防止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捲土重來。

但德國卻並非唯一的國家，並非只在這裡，本書才攪動了對以往的論爭。例如，在荷蘭，出版商就計劃附加一章，談論荷蘭納粹分子的子女。本書的法文版將收入一篇序言，討論法奸的作為，而此時，對克勞斯?巴比的審判正在新聞報道中沸沸揚揚。希臘文版中提到了以往的軍事獨裁。

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否認第三帝國的歲月距我們越來越遠。第三代人即將進入成年，現在的一些兒童已是納粹兇犯的曾子孫。那個時代遺留的活躍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歲以上，罪大惡極者極少還活在世上。納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逐漸成為歷史，納粹兇犯及其僕從的經驗和個人歷史也越來越不可能在家族內傳承。

本書在德國內外引起的反響之所以令人震驚，原因即在於此。它表明，儘管自納粹在 1933 年掌權和 1945 年失勢以來，時光流逝，人們對那個時代的興趣卻不曾消退。「怎麼可能會發生這些事？」納粹分子的後人不斷提出這個問題，許多老的活躍分子希望時間會帶來忘卻，德國人將得到民主世界的接受，再不談他們黑暗的過去，但他們的希望落空了。忘記德國的歷史，就沒有新的德國。否認民族社會主義時代是自身歷史的一部分，就沒有新的德國民主派。

題圖及文內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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