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環《經行記》及其重要價值

文史 05-18

杜環《經行記》及其重要價值

對杜環《經行記》的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已有一些成果，但對其進行全面闡述，尤其是上世紀中葉以來學者對其價值進行全面判斷者為數不多。本文著重憑藉新近掌握的文獻資料，力求全面判斷其價值，凸現其在中西文化文流史上尤其是在科技文化文流史上的重要作用。

1杜環與《經行記》

杜環，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因兩《唐書》無傳，故不詳其生卒年月。大致而言，他生活在唐朝玄、肅、代、德宗時期。杜環為唐代名臣杜佑族子，從其被俘後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禮遇及回國後受到肅宗朝廷召見，推測其西行時尚屬一名年輕的低級軍將，有一定身份地位。唐玄宗天寶十年(公元751年)，杜環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石國(今烏茲別克的塔什干)，俘石國王，送長安斬之，獲石國財寶無數，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於是西域皆怨，石國王子潛引大食(阿拉伯帝國)欲共攻「安西四鎮」，大食王呼羅珊(ｋｈｏｒａｓ-ｓａｎ)，密使ＡｄｏｕＭｏｕｓｌｉｍ遣Ｚｉｙａｂｄｉｂｎｃａｌｉｈ領軍往援，751年7月，高仙芝合拔汗那兵共2萬深入700餘里與大食激戰於怛邏斯(Ｔａｌａｓ)河附近之Ａｔｈｌａｃｈ城(哈薩克的奧利阿塔，今稱江布爾城)，鏖戰5日，由於葛羅祿部眾反戈，與大食夾攻唐軍，高仙芝大敗，士卒死亡慘重，所餘數千人俘往康國(今烏茲別克共和國)。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法國學者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缺及考證》，馮承鈞《西突厥史料》，王國維《經行記校錄》，丁謙《經行記考證》。

論據有二，其一，環為佑族子，年齡一般方應小於佑，杜佑生卒為735—812年，歷玄、肅、代、德、順、憲六朝，環歷玄、肅、代、德四朝至少應有可能;其二，據郭鋒《杜佑評傳》推論，《通典》初稿成於公元770年，而佑此時至780年輾轉揚州、撫州供職，確證780年在京，而杜佑自言環薦《經行記》，當為二人均在京城之時，即780年左右，時為德宗朝。

見〔法〕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4:Ｐ274。《通鑒》記該戰發生於夏四月。《通鑒》雲:仙芝統兵三萬，兩《唐書》雲二萬，從兩《唐書》說。

怛邏斯戰役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從政治、軍事角度觀察，唐朝軍隊的失敗，標明當時雄居東西的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的對峙以阿拉伯帝國獲勝而告終，此後，「安西四鎮」不復存在，加之不久後發生的「安史之亂」，更使唐帝國雪上加霜，唐朝軍事和政治強盛局面一蹶不振，昭武九姓和「安西四鎮」原轄地成為強藩吐蕃與阿拉伯帝國的逐獵場;另一方面，怛邏斯戰役被俘的士兵中，有大量唐朝的工匠、畫匠，他們先後被帶往康國的撒馬爾罕和阿拔斯王朝首都亞俱羅(今伊拉克的庫法)，使得此次戰爭產生了與主觀動機相去甚遠的奇特效果，「戰爭本身也在某些方面促進了雙方經濟、文化交流」[1]，「在大食人俘虜的那些中國人中，有些是造紙的匠人，他們被押解到了撒馬爾罕，在那裡開營店鋪，紙張從此進入了穆斯林世界。

這絕非不是怛邏斯戰役的一種無足輕重的後果」[2]，「通過這些工匠，中國發明的造紙術開始傳往西方，並逐漸取代了西方傳統的羊皮紙和草紙，在世界文化史上引起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3]，「杜環在怛邏斯之戰後被俘，後被哈里發起用，在伊拉克的庫法及敘利亞等地居住10年，762年回國後著有《經行記》，這是中國有關阿拉伯的最早的第一手記載」[4]。杜環公元751年7月被俘，帶至康國，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亞俱羅，後又隨哈里發使團考察北非，先後在中亞、西亞、北非十餘國遊歷和生存過，於公元762年附商船從海路回到廣州，他10餘年間異域耳聞目睹，親歷親為的生活閱歷，真實地記入《經行記》中，成為研究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獻和研究中世紀中亞、西亞、北非風物情貌的地理著作。杜環本人也認識到其著作的價值，便在其族叔杜佑撰寫《通典》時，薦「《經行記》」[5]，以使《通典》邊防內容豐厚翔實，並使本人青史留名。

《經行記》原作早已散佚，現在所有研究乃是依據杜佑《通典》。《通典》所引《經引記》共有7處，全集中在卷191～193，共1 775字，杜佑視其為文獻依據放置於附錄以為佐證。由於杜佑撰寫資料浩繁，僅憑一人之力難以也無必要將該書全部引用，恰如杜佑解釋「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睱錄焉」[6]。這也就是說當時杜佑在撰寫《通典·邊防》章節內容中所涉大國異聞之事大多已將《經行記》主要內容摘錄。《新唐書·西域傳》記載拂菻條，「俗喜酒，嗜干餅」，「西海有鬼市，貿易不相交，置直物旁」，記述摩鄰「其人黑而性悍，地癉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等內容，顯然是源自《經行記》所載[7]。

《文獻通考》在大秦、石國、大食三條之下也引用《經行記》[8]，可見《經行記》作為記載中西文化交流及中西地理著作的原始資料，從唐代以來即被學者重視和沿用。由於該書的散佚，便給今天留下了許多迷惘，諸如該書何時撰寫，是在遊歷途中還是回國之後，篇幅長短，書的全貌以及全部內容均不得而知，可以說，此乃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科技史上的一大憾事，正如唐史專家岑仲勉先生所言「杜君卿(佑)與環既同族，不將《經行記》全部納入《西戎典》，而使人莫視全豹，是亦天壤間一恨事」[9]。上世紀以來，國內外部分學者曾對此書進行過一些研究，諸如張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法國著名學者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缺及考證》，王國維《經行記校錄》，丁謙《經行記考證》，日本學者石田之助《長安之春》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等都對《經行記》材料予以引用或鉤沉校勘。現據《通典》和張一純先生《經行記箋記》來看，殘存《經行記》主要記述拔汗那國、康國、師子國、拂菻國、摩鄰國、波斯國、石國、碎葉國、大食國、未祿國、苫國等國的概貌風物以及大食法、大秦法和尋尋法，包括今天的中亞、西亞和北非的地理環境、山川河流、風物土產、居民飲食、生活風俗、飾物禁忌、節日娛樂、宗教信仰諸方面的狀況，為我們研究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

2《經行記》的重要價值

殘存的《經行記》，史料價值極其珍貴，價值非常高，許多方面值得後學者去繼續挖掘，從歷史上觀察，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重要價值值得重視。

1)客觀地介紹了中亞、西亞、北非諸國的地理概貌、民情風物，是一部研究中世紀中亞、西亞、北非國家歷史的重要地理著作。如前所述，杜環10年間歷經康國等12個國家，大體相當於今天的烏茲別克、哈薩克、斯里蘭卡、亞美尼亞、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吉爾吉斯坦、土庫曼、埃及、摩洛哥等地。撮其要者，可從物產、風俗、科技三方面進行觀察。物產方面，記錄拔汗那國「土宜蒲萄、馣羅果、香棗、桃、李」，石國「多果實，出好犬良馬」，碎葉國，「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碗豆、畢豆」。

大食國更是物產豐饒，「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缽，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面不異中華，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余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未祿國「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果有紅桃、白木奈、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蔥、顆蔥、芸台、胡苽、葛藍、茴香、英韮、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10]。中亞、西亞物產豐美，自張騫通西域以來，其特產大部分已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諸如胡桃、棗、大蔥、胡豆、蒲萄、金桃、銀桃、毛皮、玻璃等物種[11]。

然而，杜環《經行記》所記載的大量物種此時尚未完全傳入中國，他的介紹勢必引起國人的重視，豐富了國人的視野。記載風俗方面內容較為豐富，主要介紹了中、西亞所遊歷地民眾衣食住行和禁忌、體育諸方面的情況，從《通典·邊防》191～193卷分別列述有:拔汗那國，「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球場」，「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靴，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師子國「人盡胡貌」，「人皆儋耳布裹腰」。拂菻國「男子悉著素衣，婦皆服珠錦，婦飲酒，尚干餅，多工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石國人喜飲「蒲萄酒、糜酒、醋乳」。對大食人的描寫更是詳實，「其士女環緯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法唯從寬，葬唯從儉」。未祿人「用鐵為城門，村柵連接，樹人交映，四面合匝。其土沃饒，其人凈潔。牆宇高厚，市廛平正」，「有打球節，鞦韆節，其俗禮天，不食白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發」。苫國人「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科技方面記載內容鮮少，主要有兩處:一是稱拂菻人「多工巧，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大秦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也就是講大秦人醫學發達，尤其是擅長外科。物產、風俗、科技諸方面的記錄介紹，使唐代中國對中亞、西亞等國風貌、山川形勢、生活習俗、社會狀況有了較全面且準確的認知，拓展了國人的視野，有助於之後中西經濟文化和科技的進一步交流。

2)首錄了中國科技尤其是造紙術西傳的真實情況。杜環《經行記》應記載有不少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內容，但遺憾的是現今留存在《通典·邊防》193卷中僅有寥寥數語，「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阝睘、呂禮」，顯見，怛邏斯戰役被俘的幾千人中有許多為工匠，「中國的紡織、造紙等技術由被俘士兵中的工匠傳到了中、西亞各國」[12]，從《通典》所引用的此段簡略文字，表明幾種現象，其一，杜環所經歷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首府所在地庫法確有中國工匠勞作，京兆人樊淑、劉泚、河東人樂阝睘、呂禮便是明證;其二，這些工匠從事著種類較多的技術勞作，有紡織者，有金銀匠，也有畫匠，後者實際為從事建築繪畫的工匠，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便是有從事造紙勞作的，也就是說唐代中國造紙術傳入到阿拉伯。這在全世界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國內目前高校流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各種教材已有確論[13]，也是外國學者公認的事實，法國學者沙畹在上世紀初就認為「造紙工業為中國之專利，自此役(怛邏斯之戰)以後，大食人將中國俘虜至康國，造紙之術由是傳佈於回教諸國，而流傳至西方。

日本著名學者石田之助承認，「唐怛邏斯戰役被俘的中國士兵，其中有許多造紙工，他們被送往薩瑪爾干，以他們為中心，在阿拉伯人統治的國家、建立起了最好的造紙廠，他們造出的紙很快變得非常有名併流傳到西亞地區」[14]。從大量資料分析，在紙張傳入中亞、西亞和南亞各地之前，這些地方還在使用樹皮、羊皮、貝葉和埃及葦草當作書寫和紀事材料，「康國之特產有紙，此物一興，遂使埃及之草紙和舊用皮紙一概消滅，蓋紙之為用，較之更為美觀而便利也，考路程國土志，此紙蓋由中國之俘虜輸入康國，而在(ＺｉｙａｉｂｎＣａｌｉｈ)戰勝中國一役之後，嗣後紙業發達，而為康國之重要特產，大地一切國家之人皆賴之」，怛邏斯戰役俘虜為沙里(Ｓａｌｉｈ)的兒子齊亞德所有，他們中的很多造紙工匠被帶到撒馬爾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座造紙坊，不久，撒馬爾罕紙就以其精美適用的優點聞名於大食統治下的亞洲各地。塔明一本·巴赫爾(Ｐａｍｉｐｌ.ｂ.Ｂａｈｒ)9世紀上半葉撰寫的《回鶻行記》中，引述阿拉伯作家阿布·法德爾·瓦斯吉爾迪(ＡｂａｌＦａｄｌａｌ-Ｖａｓｊｉｒｄｉ)話說，穆斯林不久前打了勝仗，虜獲甚豐，擄來的一些人中的孩子就是現在在撒馬爾罕製造上等紙張、各種武器和工具的人。阿拉伯學者比魯民在《印度志》，卡茲維尼在《地里志》，還有《邦國道志》等書對此均有記載，「中國的戰俘把造紙法輸入撒馬爾罕，當時，他們中有人知道造紙技術，於是採用了這種技術」[15]，撒馬爾罕紙成為撒馬爾罕的特產，供不應求，方豪先生搜集史料講:「9世紀中，回教作家裘希德(ｊｕｈｉｔｈ)曾曰:`西有埃及葦紙，東有撒馬爾干紙」。

11世紀初之史家泰亞利比(Ｔｈａａｌｉｂｉ)亦曰:「欲舉撤馬爾干之名產，則惟有紙。其紙已代自所用埃及之葦紙與羊皮之書卷，以其較美，亦較為便利而平滑也。此物僅產於撒馬爾干及中國」[16]。撒馬爾干造紙業建立後，因為有技術熟練的中國工匠操作，所造紙張精良，銷路迅速擴大，引起了呼羅珊總督巴勒馬基家族(ａｌ-Ｂａｒ?ｍｉｋａ)的法德爾·伊本·葉海亞(ａｌ-ＦａｄｌｉｂｎＹａｈｙ?)的重視，在其贊助下，794年在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也開設了新的造紙廠，主要技術由撒馬爾罕提供，肯定會有中國工匠的直接或間接重要作用。之後，帖哈麥，葉門、大馬士革、提貝利亞、特里波利，哈馬等地陸續建立起紙廠，9世紀傳入埃及，再傳至歐洲的西班牙、義大利及全世界。中國造紙術的傳播使用，使阿拉伯紙終於代替中東傳統的葦紙和羊皮，成為最便利適用的書寫工具和包裝用紙，不僅為阿拉伯的翻譯事業奠定發展基石，也為10世紀阿拉伯科學的創造鋪平了道路，是中華文明對阿拉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3)載錄了8世紀中葉的阿拉伯宗教的發展狀況。《經行記》專門記載了大食法、大秦法和尋尋法這三大在當時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大食法，也就是伊斯蘭教，「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禮天」，反映其為一神教，「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斷飲酒禁音樂」，「不食豬、狗、驢、馬等肉」，「葬唯從儉」，記述了伊斯蘭教的功課教俗和生活禁忌，同時還扼要記述了伊斯蘭教的倫理道德，「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貪虐賊，有於一此，罪莫大焉」，「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致相累」，「唯法從寬」，「人相爭者，不至毆擊」[9]。這極為客觀準確地「記錄了伊斯蘭教的信仰、禮拜、齋戒以及行為規範、飲食、衣飾、禁忌等教義、教法及生活的最主要方面」[16]，陳垣先生稱杜佑是「中國典籍記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確者」[17]，杜佑依據資料便是杜環《經行記》，由此推論，杜環是中國典籍記回教事最早而最正確者。

白壽彝先生更是在《中國伊斯蘭綱要參考資料》中講，杜環對「伊斯蘭教義有相當正確的知識，他把他所知道的教義記載《經行記》里，遂成了伊斯蘭教義之最早的中文記錄，這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也是一件大書特書的事」。大秦法即基督教分支———景教，尋尋法為火襖教，其中康國有神祠名襖，師子國有佛法寺舍，留存在《經行記》中對回教外其他宗教記載不多，但至少表明摩鄰國有多種信仰，也使唐人最早知道了火襖教[17]。

4)最早記載非洲的地理著作。杜環的非洲之行，被稱為中西文化的一個謎，《經行記》雲:「摩鄰國，在勃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癉癘特甚」，摩鄰國由於可考資料稀少，難以定論，有學者考證杜環非洲之行始於勃薩，即伊拉克的巴士拉，後陸行，越過蘇伊士地狹，到達埃及，走南路或沙漠到達摩鄰，摩鄰為馬格里布，即為摩洛哥」[18]，沈福偉先生認為摩鄰國「它是厄利垂亞的阿克蘇姆王國」[14]，筆者認為前者較為可信。無論怎樣，杜環是第一個確曾到達埃及北非的中國人，是有文字可考的第一個訪問非洲的學者，《經行記》留下了記載北非的珍貴資料。

3結論

杜環作為唐朝軍人，被俘後10餘年，跋涉數萬里，遊歷阿拉伯帝國10餘個國家，成為8世紀中葉中國著名的旅行家，尤其他的非洲之行，是「有史可考的第一個到達非洲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位行程最遠且見多識廣的旅行家」[19]。他著述的《經行記》雖僅殘存不足2 000字，但卻是記載中亞、西亞乃至非洲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它被《通典》等著作摘錄引述後，對後世學者研究中亞、西亞地理形勢、物產風俗、宗教信仰諸方面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它不僅開闊了國人的地理視野，增加了對中亞、西亞乃至對非洲的認知了解，更重要地客觀真實地記錄了伊斯蘭教及伊斯蘭文明，見證了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紡織造紙術等中華文明對阿拉伯以及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杜環與《經行記》不失為中西文化交流乃至中西文明史上的見證者、鑿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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