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親18年的探尋:我的兒子是校園槍擊案兇手,我卻一無所知
1999年4月20日,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高中。
學生們一邊上課一邊期待著三周後的暑假。
一切似乎都與平常無異,然而沒人能預料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慘劇將成為很多人一生的噩夢。
上午11點,兩名12年級的學生埃里克(Eric Harris)和迪倫(Dylan Klebold)帶著槍械和爆炸物進入哥倫拜恩高中,大規模校園屠殺就此拉開序幕。
從食堂到樓梯間再到圖書館,短短的血腥一小時讓整個校園淪為人間地獄,一共有12名學生和1名老師死亡,24人受傷。最後,兩名槍手飲彈自盡。
不幸中的萬幸,由於爆炸失敗,這次校園屠殺並未如槍手計劃的那樣造成更大傷亡。儘管如此,哥倫拜恩事件仍然成為了美國21世紀之前最為慘烈的校園槍擊案。
一、事發當天
蘇珊至今也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那個曾經樂觀可愛的兒子會成為製造慘案罔顧人命的校園槍擊案兇手。
4月20日午後,蘇珊正準備離開辦公室去參加一個殘疾人培訓項目的政府會議。這時,語音信箱中出現了丈夫的留言,「蘇珊,緊急情況,趕快給我回電話!」
丈夫的聲音透露出一種痛苦,蘇珊心臟急速跳動,雙手顫抖,她感到無數根針正在刺穿她的皮膚。「是孩子們出事了嗎?車禍?」蘇珊一邊猜測一邊連忙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快聽電視里的報道!」丈夫把聽筒湊向了電視,一片驚恐的叫聲。
「到底發生了什麼?」蘇珊嘶吼著。
丈夫說,小兒子迪倫的一個朋友打來電話,說是學校里發生了槍擊案,槍手穿著黑色風衣,正在掃射人群。兒子的朋友知道迪倫和埃里克都有黑色風衣,而且他們今天上午都沒來上課。丈夫說,要是能在家裡找到迪倫的那件黑色風衣,那就證明迪倫與正在發生的槍擊案無關。可是,在丈夫差點兒把房子都拆了之後,那件黑色風衣也沒找到。
(左邊是埃里克,右邊是迪倫)
兒子會是槍手嗎?蘇珊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不信任那個自己養育了18年的孩子,她為這種懷疑感到些許羞愧。可是,當穿著防彈衣的SWAT特警小組闖進家門搜尋槍支和爆炸物時,蘇珊的最後一絲幻想被徹底擊碎了。
那天傍晚,有人告訴蘇珊,迪倫確實已經死了,但怎麼死的並不清楚。
第二天早上,迪倫和埃里克被正式確認為哥倫拜恩校園槍擊案的兩名槍手。電視中不斷滾動的新聞,小鎮上空盤旋著的直升機,家門口逡巡的採訪車,這一切都在告訴蘇珊到底發生了什麼:迪倫和埃里克瘋狂槍殺了12名學生和1名老師,24人受傷,之後他們兩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發現場的監控錄像,左邊是埃里克,右邊是迪倫)
從那一天開始,蘇珊沒有一天不是活在悲傷、愧疚和困惑之中。然而,作為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同時也是殺人惡魔的母親,蘇珊喪失了像其他受害者父母那樣純粹悲傷的權利,強烈的負罪感迫使她去找尋兒子成為惡魔的真相。
二、拼湊記憶
迪倫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一個殺人犯的?
蘇珊試圖拼湊起迪倫從小長大的各個瞬間,想找到自己的教育到底哪裡出了錯。
(蘇珊與兒子迪倫)
小時候的迪倫是個特別好養的小孩。
蹣跚學步時,他就是一個注意力集中、做事很有條理的孩子,喜歡摺紙和樂高,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專註地拼圖。
三年級時,他被選入學校的「資優生項目」(gifted program)。從那時起,迪倫就成了爸爸最投契的國際象棋夥伴。
平時,迪倫和哥哥最喜歡玩的遊戲是在後院扮演超級英雄。他還參加了少年棒球聯盟。
十幾歲時,迪倫的性格和行為開始發生變化。也許是因為青春期吧,他變得極為羞澀,不喜歡成為眾人焦點的感覺,哪怕是拍照片,他也會感到不舒服,總是想方設法地躲開。
初中時,迪倫不再那麼喜歡學校了。更糟的是,他對於學習的熱情也在慢慢消退。
高中時,迪倫的成績很一般,他要麼跟朋友到處閑逛,要麼宅在房間里打電動,經常晚睡。
11年級時,情況變得越來越糟。迪倫和埃里克因為闖入他人汽車偷盜財物被捕。在那之後,蘇珊不得不將迪倫和埃里克隔離開。迪倫告訴媽媽,他確實在遠離埃里克,但事實並非如此,可惜當時蘇珊並不知道。
12年級時,迪倫拿到了四所大學的錄取,最後他決定選擇亞利桑那大學,一切似乎漸漸走回正軌。然而,迪倫的行為並沒有好轉。當蘇珊和丈夫批評他的駕駛技術時,要求他幫忙做家務時,建議他剪個頭髮時,他都會顯得煩躁和易怒。
事發前的幾個月,迪倫開始變得深沉,好像他在思考著長大成人這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可是,這一切表現還不足以成為「校園槍擊案槍手」的徵兆吧?
回憶到迪倫人生的最後時刻,蘇珊想起了這幾個畫面。
四月的一天,我問他,「你最近似乎有點兒安靜,還好嗎?」他回答說,「只是累了」。
另外一次,我問他要不要聊聊上大學這件事。我告訴他,如果他還沒準備好,可以先在家附近讀個社區學院。他說,「我當然想離開了」。
17日,迪倫陪著他的朋友羅賓(Robyn Anderson)參加了畢業舞會。
20日早上,我準備出發去上班,聽到迪倫下樓梯的聲音。我很納悶,他怎麼起這麼早,他本來還可以再睡20分鐘的。「迪倫?」我探出頭去喊道。迪倫只留了句「再見!」就關上前門開車走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句「再見」竟是我聽到兒子說的最後一句話。
(1999年4月17日,迪倫陪伴好友參加畢業舞會)
三、追尋真相
為了敘述方便,以下採用蘇珊的第一人稱。
在校園槍擊案發生的六個月後,警察局開始讓我接觸事件的真相。
六個月中,我們和迪倫朋友們的心裡一直在否認迪倫就是兇手的事實。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迪倫和埃里克非法獲得並組裝了槍支和爆炸物,因此還存有一絲僥倖,認為迪倫只是不小心被牽涉其中,或者他其實是被脅迫的,他不可能有意傷害任何人。
然而,警察的調查結果讓我們的僥倖顯得如此的愚不可及。鐵證如山,反覆傾訴自己被排斥的筆記本,描寫穿黑風衣的男人殘忍殺害9名學生的作業,儘管我們都從來沒見過,卻清楚地說明我的兒子迪倫確實是殺人兇手,沒有不小心,也沒有被脅迫。
4月20日的慘劇像一場噩夢,一場我永遠不可能從中醒過來的噩夢。槍擊案後兩年,我得了乳腺癌。再兩年之後,我出現了精神問題。在永無止境的悲痛之外,我的心中充滿恐懼。我害怕遇到受害者家屬,我害怕被媒體和民眾追堵,我害怕打開新聞看到自己被稱作令人作嘔的母親。恐懼發作時,我的心臟一陣陣收緊,大腦彷彿要爆炸一樣。很多時候,我覺得無法呼吸,甚至希望自己就這麼死去。開車時我會感到失去方向,工作時我經常腦中一片空白,不分場合我會無法控制地突然大哭。在外面時,我不敢與人眼神接觸,我很怕他/她正是因我兒子的所作所為而遭受痛苦的人。
我開始不相信任何事情,尤其是我自己的判斷:我怎麼會對自己兒子的行徑一無所知?!
「你怎麼會什麼都不知道?你還能算是個母親嗎?比起你兒子,你才是那個惡魔!」
我一直被輿論認為是慘劇的製造者,畢竟我是那個養出「怪物」的人。在一次媒體調查中,83%的參與者認為是失敗的家庭教育才導致迪倫和埃里克毫無人性的屠殺。如果我打開收音機,我聽到的都是責罵我們的聲音,連政府官員都發布聲明公開表示,父母教養的失敗是造成校園屠殺的根源。
我覺得無比的羞愧和恥辱。迪倫是我生命的延續,是我養育出來的作品,他的行為說明他的價值觀人生觀是徹底扭曲的,而這也意味著作為母親的我的徹底失敗。
如果說這世上有誰最了解迪倫,誰能事先預見到慘劇,我想那該是我吧?但我卻對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
一直以來,我們這些與迪倫有關的人們都在想著一個問題,「如果我能做一個更好的媽媽/爸爸/哥哥/朋友/姑姑/叔叔/表兄弟姐妹,也許就能阻止這場慘劇。」我們將他的行為歸咎為我們自己的失敗。
我試圖找到他成長過程中導致他產生扭曲變化的關鍵事件。
我太嚴格了嗎?或者還不夠嚴格?
我對孩子要求太多了?還是我要求的不夠?
在他去世之前的幾天,我曾經摟著他告訴他我有多麼地愛他。我捧著他的臉頰,告訴他他是一個多麼棒的人,我多麼地以他為傲。難道他因此覺得壓力太大?他覺得他無法滿足我的期待?
我渴望能再跟迪倫聊一次,問問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反覆思索,得到的唯一結論是,他肯定沒愛過我這個母親,因為如果愛的話,這樣的愛應該足以讓他在製造慘劇之前止步。
而我曾經相信如果我真地愛迪倫那麼深,我就理所應當知道他正深陷泥沼,我的母性本能就應該能保護他免受傷害。但是,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的母性本能根本沒用,我也無法解釋和理解我兒子所做的一切。
在十多年的探尋之後,我才知道只有愛是遠遠不夠的。
四、精神疾病
迪倫病得很嚴重,一種人們目前知之甚少又羞於啟口的病,精神疾病。
實際上,在慘劇發生的兩年前,迪倫就開始產生自殺的念頭。而從迪倫留下的文字分析來看,犯罪心理學家認為,嚴重的抑鬱症和自殺傾向是導致他最終走向絕路的主要原因。
FBI調查人員的報告顯示,作為哥倫拜恩校園槍擊案的兩名槍手,迪倫和埃里克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迪倫深受抑鬱症和自殺傾向所擾,而埃里克更像是個冷血精神病患者(Psychopath)。這類人是缺乏正常人類情感的性格障礙者,無法理解情感,沒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外表可能和正常人一樣,但實際上卻是在模仿和利用情感,這是一種來自於生理缺陷的精神疾病,幾乎是無法改善和治癒的。
美國監獄裡的囚犯有15%-35%是冷血精神病患者,並且他們在獲釋後再犯罪的比率是常人的4-8倍。一些治療和糾正行為的訓練只會提高冷血精神病人模仿悔意與自我反省的能力,使這種精神疾病的偽裝性更強。
然而,迪倫的情況卻並非如此,他是能夠重新走上正軌的。只是當抑鬱症和自殺傾向折磨他的時候,病理、性格和環境相互作用而引發的痛苦已經嚴重影響到他的理性,在那一刻他喪失了自救的能力。而正是由於迪倫意識到了這種無能,才愈發對自身的軟弱感到恥辱和絕望,他一直以來的驕傲被打碎了,他羞於求助,不願意與家人和朋友敞開心扉聊一聊這些困擾他的念頭。
其實,當一個人處於極度想自殺的狀態時,他的思考能力已經受損,同時也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說,這種情況已經屬於醫療中需要直接撥打911的「急救」狀態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很擅長隱藏這種狀態,導致周圍的人竟然在事發後一無所知。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我們一直都在教給他們如何保護自己:不要去危險的地方,不要玩火,不要到河裡游泳,不要碰插座,不要抽煙喝酒,不要太晚回家,不要過早發生性行為,不要上陌生人的車。凡此種種,我們竭盡所能地為孩子鋪上一條陽關大道,可卻忘記了這世間的危險除了來自於周邊的外界環境,還有一種極為可怕很難察覺的危險就潛藏在我們自身。
當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就此遠去,我們是不是到了正視精神疾病的時刻?
我們應該像討論其它疾病一樣,毫無偏見地去理解和應對精神疾病,去識別精神疾病的早期癥狀,克服談論精神疾病的恐懼。除了用藥,敞開心扉正視精神疾病恰恰是最有效的治療手段。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精神疾病面前休論公平。
我們也許願意固執地相信自己的孩子是特別的,是不會有傷害自己和他人的念頭,可實際上這種固執卻會讓我們對出現的種種徵兆視而不見。
我們更應該經常去設想,或許我們的孩子正處於痛苦之中,但卻無力自救,他們粉飾太平的背後是已經千瘡百孔的心。
正如蘇珊在慘劇發生的十八年後,鼓起勇氣站在TED舞台上講述自己經歷的初衷:
提醒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現自殺傾向,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
請正視,請聆聽,請觀察,請不要讓哥倫拜恩的慘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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