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歷史不尋常：杜月笙、宋子文、孔祥熙，誰才是蔣介石的財神爺

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仰仗東南，東南經濟首推上海，而上海經濟又看杜月笙。所幸，杜月笙一生扶持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也由此多了一份保障。然而，從某種層面上來看，杜月笙支持的並非蔣介石，也非中華民國，其行事作風自有自己的一套準則。戴笠死後，章士釗曾給其寫過一幅著名的輓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功罪蓋棺須論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是非留待後人評。」事實上這一對聯放在杜月笙身上也同樣適用。作為青幫頭目，杜月笙剿殺革命雙手血跡斑斑；而在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後，迅速組織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並籌集了大量物資的，同樣是這個杜月笙。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而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又不忘成立公司幫派在淪陷區大發國難財。人性的矛盾與對立，在杜月笙身上，可以稱得上極其鮮明。

日據上海時代到來之前，整個上海的商業看杜月笙眼色。直到日本佔領上海，兔死狗烹，才最終改變了杜月笙的命運——二戰結束後，杜月笙大受蔣介石排擠，後蔣介石於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後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

杜蔣交惡不僅僅在於此，但子輩之間的戰爭卻成了一個預示：時代不同了，幫派那一套行不通了，上海乃至東南的經濟掌舵人，也該換了。而這個繼任者，便是宋子文。

宋子文生於上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民國十五年（1926年）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民國十七年（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在形式上統一，年輕的宋子文開始著手整頓財經狀況，以期富國強兵。

宋子文上任的時候正值危難之際，政府開支極大，宋意圖通過稅務改革確保歲入，控制歲出。只是處於戰爭年代，政府的財政支出逐月上升，而宋的知識分子作風實在很難籌集軍費。民國十六年（1927年）至民國廿二年（1933年），政府發行公債達十億以上，銀行的資金紛紛用於投機，紙幣濫發又導致了巨幅的通貨膨脹，直到日軍南下，上海的工商業其實早已癱瘓。

宋子文不僅僅是個學院派。民國十三年（1924年）廣州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宋子文於此時主政經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爭取通過《取締外幣條例》、反對隨意增發紙幣、革命政權向中央銀行借款必須有抵押品或切實擔保，以及平息擠兌風潮等。在其積極努力下，中央銀行業務有了長足發展，到1925年底月周轉總額已達年初的25倍。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宋子文在爭取關稅自主、改革稅制、建立國家預算、發行公債以及廢兩改元等方面提出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反覆強調統一財政乃「圖治之本」。民國廿年（1931年），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國民政府第一次實現收支平衡。

只是宋子文與蔣介石之間終於出現了裂痕。宋如同管家一樣，辛辛苦苦為政府籌著一分一厘，而蔣則如敗家之子一般，把高額軍費花在江西。終於宋子文盛怒之下辭職並遠離政治中心，直到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以蔣介石的代表名義常駐美國——便是如此，宋也不記為蔣爭取美援。

宋子文辭職之後，財政部長轉交到了一個兼具東西文化氣息的人手中：孔祥熙。孔祥熙是在私塾中讀著《三字經》、《論語》度過其童年的，後進入基督教公理會創辦的潞河書院讀書，最終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作為高材生，孔祥熙有其讀書人的傲氣，歸國後孔祥熙一手創辦銘賢學校，後逢「五四運動」爆發，遂向全校師生髮表演說，並決定停課10天，以便組織學生參加聲援活動。與此同時，山西境內大旱，孔祥熙向華洋義賑會借貸100萬美元，並商定以工代賑方式修築晉西、晉東兩條公路。這一系列救國義舉讓孔祥熙取得了極大的威信聲望，偶然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依然源於他的第二任妻子，宋藹齡。

從姻親來論，蔣介石、孔祥熙分別是宋子文的妹夫與姐夫；不過從視野與思維來看，三個人卻相距十萬八千里。宋子文離開後孔祥熙長期主理國民政府財政，在其治下有著進行幣制改革、建設中國銀行體系、加大國家對資本市場控制的積極舉措，也有著亦官亦商，聚斂資財的不堪面。直到民國卅七年（1948年）發生了揚子公司囤積案醜聞，孔祥熙終於在輿論的指責中黯然下野。

以才能來說，孔祥熙並非庸人但畢竟差宋子文一籌，之所以為蔣介石所器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唯蔣命是從」。孔祥熙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期間受命赴歐洲考察實業，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採購大批軍械、聘請德國軍事顧問，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為內戰準備的。這樣的「揮霍」宋子文自然無法認同，宋走孔留的結局也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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