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廿年：從《查禁鴉片煙章程》到廓爾喀戰爭，清朝滅亡的序曲

文/江隱龍

在共和國的歷史時代劃分體系中，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被定格在了第一次英中戰爭爆發的道光廿年（1840年）。這一場清帝國的「首敗」被中國稱為鴉片戰爭，鴉片源於戰爭的導火索；而在英國，這場戰爭被稱為通商戰爭，通商則敘述了戰爭的目的。在大而弱的清帝國眼中，「鴉片」一詞包含著罪惡、侵略、強權與不公，同時也隱藏著一個古老文明在日漸衰落中的產生的排外恥感；而在大不列顛帝國眼中，「通商」只是經濟全球化中勢必經歷的一步，哪怕這一步要依靠劍與火的洗禮才能邁出。

1689年至1815年間，英國通過第二次百年戰爭擊敗法國，在通向「日不落」的道路上可謂風頭正勁。1689年是清康熙廿八年，也正是清俄《尼布楚界約》簽訂的那一年——在剛剛結束的雅克薩之戰中，康熙大帝重挫了彼得大帝南下的野心，奠定了之後一個多世紀遠東地圖的版圖；1815年是清嘉慶廿年，這一年清帝國發生了兩件不大不小，卻幾近讖語的事。

一件事是清廷定禁鴉片令。兩廣總督蔣攸銛疏陳《查禁鴉片煙章程》主張禁煙，後嘉慶帝下諭云：

「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至粵省行銷鴉片煙，積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恐伊等瞻顧因循，查拿不力，嗣後有拿獲鴉片煙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員等，有得夫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竟當概行寬免處分。至所請拿獲興販煙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並軍民人等拿獲獎賞，以及誣良治罪之處，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辦理。」

這一諭令比虎門銷煙早了兩紀二十四年，清廷對鴉片之禍並非後知後覺，只是一道道諭旨策制並沒有改變煙毒泛濫的現狀，從這個角度來看，嘉慶帝在這一年下發的失敗諭令，可以視為日後國內被強行打開的伏筆。

而另一件事發生在國內之外。19世紀初，英國在基本平定了印度次大陸之後，兵鋒直指廓爾喀。廓爾喀位於尼泊爾，同時也作為尼泊爾的別稱之一被使用，而它還有另一個身份，便是清朝最後一個藩屬國。太平天國之亂時，廓爾喀國王甚至還曾上書清廷協同剿匪——正是這樣的一藩屬國，在向清朝駐藏大臣請求支援軍餉並出兵援救時，遭到了後者的嚴辭拒絕。孤立無援的廓爾喀無奈之下割地求和，並同意英國大使常駐加德滿都。與《查禁鴉片煙章程》相對，嘉慶帝在廓爾喀戰爭中所表現的消極態度，可以視為東亞宗藩體系逐漸瓦解的伏筆。

一內一外，兩處清帝國衰亡的伏筆在嘉慶廿年的東南沿海與西南邊陲同時寫下。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拿破崙遭遇滑鐵盧後被放逐到聖赫勒拿島，倫敦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二十五年之後，大英帝國與清帝國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而清朝天朝上國的美夢也終於在炮火中被戳破。

戰爭與朝代更迭在中國歷史上都不算稀罕事，然而清朝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歷史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正如李鴻章上《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時所述：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亘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變局變於何處？鴉片戰爭無非是一次外族入侵，歷朝歷代均有遭遇——真正「變」的是戰爭結束後簽定簽定的《南京條約》（時稱《江寧條約》）。在《南京條約》之前，清俄也曾簽訂過《尼布楚界約》以及《布邊斯奇界約》、《恰克圖界約》、《色楞額界約》等條約，但《南京條約》卻是有清一朝不平等條約的始作俑者。自此之後，清朝與東西列強共簽訂了數百份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直到清朝滅亡，還依然有不少橫行在中國大地上。這些條約是清帝國的國恥，但從另一方面講，它們也是清末歷史的萬華鏡，細緻入微地投射出了一個動蕩時代下混亂不堪的歷史進程。

咸豐之後，歷代朝廷將這些中外條約彙編成《籌辦夷務始末》、《各國立約始末記》等官修檔案，多少崢嶸歲月，就濃縮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條約之中。誠然，條約里當然有割地賠款，有喪權辱國，但同時也有妥協堅守，有縱橫捭闔，其領域擴散至交通、民政、司法、礦產等方方面面。其中更有一些條約保留了一段段別開生面的支線歷史，使得後人在清末的刀光劍影之中，尋覓到一絲絲別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