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懾貪官的戒石會是什麼？

文/姚樂 胡阿祥

河北保定直隸總督署公生明牌坊背面是北宋書法家黃庭堅寫的官場箴規

2011年的仲夏時節，湖北省隨州市城區某建築工地上，一塊造型古樸的石碑破土而出，上書十六個醒目的大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原來，這塊鐫刻於元朝至元二十五年的石碑，實際上是一方戒石，元代統治者將它立在官府里，用來警示各級官吏：百姓苦，莫貪腐，人在做，天在看！

戒石之生

戒石訓官的傳統，由來已久。據說王莽時期，文豪揚雄曾作《卿尹州牧箴》以激勵和勸誡中央大員和地方長官，東漢的崔駰等人又在其基礎上擴充撰成了《百官箴》。可惜由於世代久遠，這些文字，現在已無從得見。

隋朝的時候，擔任龍州刺史的何孚寫了一些自我警示的話，差人刻在石頭上，立於州門之外，用來提醒自己，且供百姓觀瞻——這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戒官石。

至於皇帝親頒戒石，據歐陽修考證，則應是起於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把哪些話刻在石頭上叫官員們看呢？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

不過，他曾寫過一首律詩，叫做《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大意是說：「朕的刺史們，希望你們把百姓當做自己的兒女，踏踏實實地辦事，判案的時候要寬厚，依法是一方面，更要推究情理。」鐫於石上的內容，想必跟這首詩講的差不多。

唐玄宗的訓誡文辭馴雅，卻失之啰嗦，再加上他在位時忽遭安史之亂，朝廷威信掃地，其戒石因此未能普傳於世。而後來在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官箴，就是隨州出土戒石碑文所寫的「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個字。

這段短小精鍊的訓詞，是哪位帝王創作的？嚴格地說，它有兩個作者，一位是五代十國時期後蜀的皇帝孟昶，一位是宋太宗趙光義。

庸君的德政

孟昶的歷史形象並不光輝。父親孟知祥打下的巴蜀江山，經他之手30年，最終被宋太祖趙匡胤吞併了。這個亡國之君還有好色的毛病，多次在民間搜選嬪妃宮女，弄得百姓驚擾，群臣屢諫也不能阻止。而且，他的生活非常奢靡，連尿壺都有金、銀、琉璃等七寶作為裝飾。

但不容否認的是，相比五代十國多數政權的皇二代、皇三代，孟昶在治理國家方面還是較有成績的，尤其是在他即位初期，被深深的危機感包圍著的時候。

後蜀明德元年（934年）七月，孟知祥稱帝僅半年就病逝了，被大臣擁立的便是其時虛齡才16歲的兒子孟昶。孟昶上台之初，在親信文臣的輔佐下，一面小心翼翼地拔除不服統治的勛舊武將，一面注重通過改善地方吏治來收攏國內民心。

廣政四年（941年）五月，方逾弱冠的他親自撰寫了一篇官箴，凡九十六字，下發給州縣官員刻石為銘：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所得，風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

從孟昶的實際作為來看，這段冗長的訓言並非空話。在頒布這套官箴前一個月，他就針對地方行政做出了一項重要調整。

彼時，後蜀的最高政區是十來個藩鎮，藩鎮長官是節度使，以下各轄若干個州的刺史。這些武人出身的節度使早先皆被集中到了成都，分掌禁兵和參與朝政，並不實際管理地方事務，而是把大小民事一股腦兒地甩給自己藩府里的僚屬們。

藩鎮僚佐本就不直接對皇帝負責，在朝中的頂頭上司又或護著他們，或沒心思管他們，於是一個個都大膽亂來，「專事聚斂」，懈怠政事，導致老百姓想打官司都找不到人管。

為此，孟昶專門任命了一批文官出身的朝臣分頭代管藩鎮事務，監督下僚的作為，並處理匯總上來的文件。經此改革，地方吏治頓時清明了不少。

有位翰林學士叫范禹偁，孟昶做太子時，范已是他的文學侍從，兩人因此有著深厚的君臣情誼。然而，這位學士非常貪財，覺得在中央干秘書工作沒油水可撈，便向皇帝打報告，申請外調當刺史。

孟昶清楚他的小算盤，擔心他到地方上無度侵漁百姓，於是果斷否決了他的請求。但孟昶又礙於情面，便給了范一個簡州刺史的名頭，令簡州官吏每年於上繳賦稅的同時增送數千貫銅錢到中央，充作范的津貼。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可能遭受的壓迫。

眉州刺史申貴是孟昶父親的舊部，他在任時「聚斂貪恣」，為巧取百姓錢財，竟屢次通告本州獄吏，讓他們誘使犯事被抓的盜賊將某些無辜富民招供為同謀，再以此誣告為把柄，強迫富民們賄賂自己以求「免罪」。申貴曾指著監獄大門得意地對人說：「這是我家的鑄錢爐。」孟昶得知後，立即把他貶官到邊地，並在途中將其賜死。

孟昶勸誡文武官員不加害百姓，卻未禁絕其他形式的腐敗。還是那位高官范禹偁，在負責科舉時屢次公開收受賄賂，賄賂的錢多就給高名次，錢少的名次就往後排，甚至當著考生的面清點錢數，毫無愧色。

對這種惡劣的舞弊枉法行為，孟昶居然不聞不問。對於其他各類出身的朝臣，只要沒有謀反的意圖，孟昶同樣一概優容，甚至帶著他們一起享樂。結果朝野一片烏煙瘴氣，文武懈怠，或無能力，或無操守，軍政敗壞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亡國前夕，孟昶哀嘆道：「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這實是他自己釀成的苦酒。

明主的威刑

打敗孟昶的是宋太祖趙匡胤，他和弟弟太宗趙光義兩人終結了亂世。一方面，他們任用能臣徵稅轉漕，來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以運作其屢戰屢勝的舉國體制；另一方面，對貪官污吏痛下殺手，以爭取精英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擁戴。

立國不久，趙匡胤就命人修成了《宋刑統》，作為國家的司法依據。承襲唐律的規定，官員枉法貪贓，價值滿上絹十五匹者即處絞死。上絹十五匹，在宋初約等於十五貫銅錢。將通貨膨脹等因素考慮在內，則宋朝大抵是唐初至清末這一千多年來，針對貪官污吏的死刑標準制定得最為嚴苛的朝代。

宋太宗趙光義

宋太祖、太宗兄弟將《宋刑統》切實付諸了施行，兩朝因犯贓罪而被處以極刑的官員，見於正史者就有數十人。其中一大半不僅被處死，還遭「棄市」，即陳屍街頭以儆效尤。

還有人被「杖殺」，亦即亂棍打死，而據法典，死刑是不用杖的，以杖殺人，表明皇帝為懲貪，不惜動用法外的酷刑。這還是針對體制內的命官，體制外的胥吏因贓而死者，只會更多。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新科進士張詠出任鄂州崇陽縣（今湖北崇陽）知縣，一日，縣中有小吏從府庫里盜取了一枚銅錢，張詠發現後，擬對其處以杖責。小吏不服大罵，張詠當即改判道：「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親自仗劍將小吏斬殺於縣衙大堂之下。

事後，張詠以用刑失當，對上級自我檢舉，結果不僅未受處罰，還得到穩步升遷。由此可窺見宋初政治風氣之肅厲。不嚴懲貪官污吏，就無以掃蕩五代以來的濁亂之風，無以樹立新政權的威信。

及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四月，宋太宗趙光義對各級地方官下發了一份戒諭，敕令官府付之石刻。這道聖諭，便是節取自孟昶官箴的「爾俸爾祿」等十六字文。

妖霧又重來

不幸的是，宋太宗死後，統治者和司法者再度寬縱了起來，支撐戒石威嚴的基礎逐漸式微。

繼太宗位的真宗趙恆，早年還能對一些貪污官員動用死刑，然而，到他在位後期，死刑就已基本退出治貪的舞台了。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三月，宋廷判決了一起牽扯到錢惟演、慎從吉等多名朝廷大員的貪腐案件。涉案者中有一人名為高清，原是當朝宰相寇準的女婿，後又因寇氏早死而繼娶了前宰相李沆的女兒。

仗著裙帶關係，高清雖僅任知縣，職權低微，卻敢胡作非為，在地方多次受賄枉法。相關部門搜查其住宅時，發現了數目驚人的金錢和奢侈品，最後結合民眾的投訴情況，經反覆審核，決定將其判處死刑。

但是，真宗卻「慷慨」地給予高清寬大處理，免了他的死罪，降為杖責一通、刺配沙門島（今屬山東長島縣）。

待到北宋中後期，別說死刑，就連肉刑都基本對貪官停用了。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在外出考察一處金礦的開發潛力時，金礦周圍的百姓擔心將來被派遣勞役，遂賄賂了他八兩黃金。

此事經舉報立案後，張仲宣被判絞刑，按過去的慣例可減為刺配。主管審刑院的蘇頌，在複核案件後駁回原判，免其受杖刑和黥面，只押送遠方安置。

從此，「命官無杖、黥法」，犯贓罪者，嚴重的直接送某處編管，情節較輕的扣幾個月工資，最多停幾年職，也就完事了。犯罪成本之低，和宋初相比簡直判若霄壤，已然無法嚇阻貪官們以身試法。

再者，監察官的獨立性亦趨於淪喪。

真宗和仁宗父子，將原先隸屬宰相、負責規諫皇帝言行的諫官，也改編成了直屬皇帝、針對百僚的監察官，和本就負責監察工作的御史們一道，監視各級官員的作為。

諫官和御史合稱「台諫」，他們有權糾察「監司」，也就是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軍事、司法長官，監司互相監督並考察州、縣官員的行為，從而構成一套完整的全國監察系統。

作為該系統中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環，台諫極受君主倚重。皇帝賦予他們「風聞言事」的權力，即可以不經查實，僅憑傳言就許上書彈劾某人。為保證其充當「人主耳目」，皇帝還下令台諫禁由宰相薦舉，改歸自己親授。

於是，台諫的特權，震懾著百官。人事方面的獨立地位，尤其使他們敢做敢言。仁宗一朝政治清明，官員頗知「以廉自飾」，有人說是仁宗「數懲貪吏」所致，其實這背後，更有包拯、唐介等一批傑出台諫的功勞。

南宋開始，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使得朝廷不少典章制度散佚，倉促重建政府的宋高宗和諸臣子不明舊體，竟容許宰相舉薦台諫，這就導致監察者逐漸淪為當權者的附庸，充作權臣排斥異己的工具。

奸相秦檜常趁諫官、御史們參加皇帝經筵的機會，派他兒子在場偷偷告諭台諫，把自己想打擊的人透露給他們，往往經筵剛散，其台諫系統的走狗們便能把相應的彈劾文書寫好呈給皇帝。

皇帝們痛感貪官除不盡，但卻無如之何，只能三番五次地頒布新的戒石，寫上越來越冗長的訓言，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家不要貪污。

可是，失去了基礎的戒石，儼然頑石一塊，其命運可想而知。

戒石之死

鑒於這種情形，迷信祖宗威德的宋高宗，在紹興二年（1132年）將該戒條重新頒行了一次，令各路府州縣的長官統一採用北宋書法家黃庭堅抄寫的版本，「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早晚閱讀，以正其心。

但這又有什麼用呢？高宗勤於反腐，可朝廷年年都查，官員年年都犯，竟呈現越反越腐的架勢。為此，有人在四句戒文下各添一句，戲謔地改寫作：「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景定二年（1261年），宋理宗下發了一道被稱為《御筆戒貪吏》的詔書，供天下官署傳寫刻石。這是他第N次，也是宋朝皇帝最後一次公開對各級官僚申明反貪的決心。

朝中大臣帶頭表態響應的，竟是當時的右丞相，素以貪賄之名聞於朝野的賈似道，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最後一部戒石頒行十多年後，宋朝被蒙元滅亡。

元朝在行政領域繼承宋代的因素不多，倒是將那塊「爾俸爾祿」的戒石保存了下來，繼續充作政府的門面，掩蓋背後愈發不堪的官場。

這塊內容琅琅上口的戒石，在爾後的朝代仍被傳承。明朝統治者把它移到直面衙門正廳的甬道上，讓長官辦公時抬頭便能看到它，還在其上蓋起亭子，以示尊重和保護。

清人則將石碑撤去，把文字改書到更高大的牌坊之上。可是，這些徒具形式的做法，無一能阻擋官員們「前仆後繼」的腐敗步伐。

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在他的《宋論》里反思歷代政治時，專門評價過這方戒石。他說，為人君者對官僚「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光靠詛咒恐嚇，說什麼「上天難欺」，真是可笑之極。而在早期著作《搔首問》中，他曾幼稚地誇大過戒石的作用，把清初地方官吏的無所不為，歸咎於各地戒石在戰亂中的遺失。

晚年的反思，應是王夫之的一次自我超越：治亂之本不在石，不在天，在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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