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列強放棄瓜分中國 是列強「仁慈」還是中國尚能一搏？

甲午戰爭後在列強中盛行著所謂的「中國滅亡觀」，他們認為中國事實上已經滅亡了，可以輕易把它分解為若干個國家或區域，然後按照各國在華業已形成的「勢力範圍」分別進行統治。然而，這種局面最終沒有形成，是列強「仁慈」還是中國尚能一搏?

一：列強侵略中國，選擇了漸進的過程

中世紀以後國與國戰爭的集中爆發地開始主要在歐洲，繼傳統強國西班牙、葡萄牙之後，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等先後崛起，伴隨著每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往往都有一場或數場戰爭，相比較而言，東方的亞洲還算平靜，從7世紀開始，中國除了按「歷史周期率」，大約每過二、三百年來一次改朝換代外，還沒有感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真正威脅。

改變來自19紀世紀初，這時中國的國力正在衰弱，而歐洲列強的爭霸格局也初步形成，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地爭奪進入到新的階段，一邊是蠢蠢欲動的獵人，一邊是尚無知覺的獵物，一場圍獵活動便圍繞尚未被殖民化的中國展開了。中國在當時有4億多人口，是英國的20多倍，經濟總量佔全世界的30%以上，不容任何一個國家輕視，中國還有80多萬常備軍隊，數量列世界第一，用直接征服的辦法對付中國，想必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也都有所忌憚。所以，繼荷蘭、葡萄牙、西班牙之後興緻沖衝來到中國的英國，一開始派來的不是他們的軍隊，而是東印度公司的商船。

工業製造和對外貿易是英國征服世界的最有力武器，在世界的其它角落素來所向披靡。但來到中國卻感到了力不從心，中國的茶葉是英國人所必需的生活物資，每年都要大量進口，而英國的機製品和毛紡織品卻在自給自足慣了的中國難以打開市場。維護英鎊的強勢地位是英國全球爭霸的重要一環，控制金銀出口是保持英鎊堅挺的最重要途徑，為此英國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但在對華貨易嚴重逆差的情況下，大不列顛只能看著白花花的銀子一船又一船運往東方。

如果說軍事是政治的延續，那麼經濟就是政治的先導，在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展開全面較量之前，最初也會以貿易戰的形式展開。為改變貿易上的被動，英國人拿出了在印度種植的鴉片，他們堅稱這純粹是經濟問題，並且避免以國家的形式出面，但這些根本無法改變鴉片貿易在道德上的虧欠，於是雙方圍繞著禁煙與反禁煙展開了近距離的交鋒。

大清國戰敗了，但也許出於自知之明，英國此時仍不敢過於貪婪，除了戰爭賠款和割讓香港島，他們更看中的是通商口岸的增加和關稅的便利，他們仍然認為只要實現了真正的「自由貿易」，仍有足夠的信心先從經濟上征服這個國家。但過了幾年，他們發現成效並不大，中國太大也太古老了，有很多東西是外人不容易搞清楚的，在英國的倡導下，法、美國、俄等急欲擴大在華利益的歐美國家紛紛提出「修約」，經過反覆的外交交鋒，最終仍由艦炮說了算，於是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有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新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不平等條約就像繩索，每簽訂一份，就如同在大清國龐大軀體上套了一根，歐美國家發起了「屠龍」之戰，卻不想讓這條龍速死，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英國的殖民地印度接連爆發了1853年的貝拉爾起義、1856年的奧德起義和1857年的民族大起義，英國殖民者從中進行了反思，在尋找著新的殖民模式，在中國這裡他們或許相信，不用消滅它的政權，不用替代它的政府直接對其人民進行統治，只要在經濟上完成對它的徹底控制，就能控制起這個國家的一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對這個國家長久的統治。

所以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的炮艦在天津大沽口一帶不斷揚言要進攻北京、火燒紫禁城，而在上海城外卻出動軍隊與清軍合作，用槍炮共同對準試圖推翻清政府統治的太平軍。歐美列強要是的長遠的利益，他們知道自己連印度都統治不好，直接統治中國只能勢得其反，所以需要一個弱勢卻不倒的清政府。

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為保住岌岌可危的地位，全盤接受了列強的訛詐，外國軍隊進駐北京及周邊地區後，慈禧太后以及她所領導的政權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上就被列強牢牢地控制住，此時的清政府已經發生了質變：它不再代表4億多中國人民，而蛻變為列強在中國實施統治的代理人，至此中國被列強徹底「套牢」了。

二，經濟上的分割比領土分裂更徹底

如果說這一切都是西方殖民主義貪婪本性造成的，那就忽視了歷史悲劇內在的一面;如果說這這一切是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這幾任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人奉行投降主義、昏庸無能造成的，那也沒有完全了解歷史。

事實上，除同治皇帝在位時年幼不說，其它幾個人大體上都是「排外」的，至少做過精神上的「強硬派」。道光皇帝十幾次下詔禁煙、兩次對外宣戰;咸豐皇帝對列強一向反感，嘴上比前任還強硬，也多次表示不惜一戰;光緒皇帝雖然大部分時間並不掌權，但在有限的空間里也力主富國強兵，希望國家走向富強，擺脫列強的控制;至於慈禧太后，雖然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她的形象偏於負面，但她也不能算一個徹底的投降主義者，她曾下令向11個列強同時宣戰。

當時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出在幾最高領導人身上，如何那樣就太簡單了。中國的問題複雜得多，複雜到誰也拿它沒辦法。這些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歸納出很多。有人說，當西方列強已氣勢洶洶地從19世紀殺過來時中國還停留在16世紀，其實16世紀恐怕都是高估，說中國仍停留在10世紀之前也大體沒錯。自秦朝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制度以來，2000多年中雖然其制度體系也在不斷地更新改造，但核心並沒有多少改變，這種體制在政治上強調君王至上和中央集權，在經濟上強調重農輕商，用這種模式漢朝輕鬆統治了410年，唐朝290年，宋朝320年，明朝276年，在統治者看來穩定是它的優點。

清朝建立後延用的也是這樣一套制度體系，治理國家的手段與漢朝、唐朝雖有一些區別，但實質性差別不大，從財政體制上說，它延續了農業國家的稅收辦法，建立了土地稅為主體的稅賦體系，收多少、支多少都有一套完整的辦法，如果天下無事或事情不大，它都能運轉下去，周而復始。但當一些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出現時，如何去應對，單從經濟層面考慮都會成為一件棘手的問題，這一點在晚清體現得十分突出。

晚清政府沒有公共財政的概念，是一個「小政府」的框架，從農業上收一些稅，拿出一大半去養它的常備軍，剩下的發發官員薪俸、供皇室支出、搞搞救災也就沒有了，財政調節經濟的功能、投入基礎建設的功能、強化國防的功能基本體現不到，國家雖大、政府卻很小，鴉片戰爭輕鬆被打敗，國家財政準備不足、缺乏動員能力是要害。

近代經濟不僅以工業化為先導，而且更重視政府的財政職能，更注重發展對外貿易，同時開始重視金融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金融建設上晚清政府幾乎交了一張白卷：長期沒有金融方面的法規、沒有中央銀行，甚至長期沒有一家本國資本開辦的商業銀行，嘗試著發行紙幣卻失敗了，而坐視20來家國外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且到處流通;缺乏金融的支撐洋務運動成了一個「爛尾工程」。這一系列體制和機制缺失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反過來又作用於整個經濟和軍事，作用於政治，使中國身上的繩索套得更緊了。

三：為什麼幾次「解套」的努力都失敗了

中國人從來不甘於被壓迫和奴役，當然不會失去抗爭，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也是無數中國人試圖自救、試圖奮發自強的歷史。

太平天國運動是由一群農民發起的自救運動，他們的矛頭雖然對準的是無能的滿清政府，但他們的動機是讓4億多中國人擺脫內外的壓迫和剝削，重新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所做的可以看作是一次「解套」行動。與中國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一樣，太平軍打出了平均土地的口號，並立即產生了極大的號召力，讓它用了短短的3年時間就實現與清政府的南北對峙。

但是，與以往歷代不同的是此時的中外形勢都發生著巨變，中國社會的階層不再是原來簡單的以農業人口為絕對主體，各種新階層的興起產生了多樣化的利益訴求，而經濟發展也呈現出多元，一個簡單的土地改革口號外加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主張，無法調動起全社會各個階層，奮不顧身地投入到一場革命中，太平軍前期風捲殘雲，之後卻銳氣漸消，根本之處就在這裡。並且，以往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外部勢力的介入，太平軍還要面對西方列強，西方勢力經過精準的算計，認為站在清政府一邊才是他們利益最大化的體現，儘管他們與清政府是對手，但還是選擇支持它，在內外夾擊之下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

太平天國運動是「體制外」的抗爭，「體制內」的精英們隨後發起了洋務運動，也試圖為中國「解套」。這場運動表面紅紅火火，其實有太多的短板，最根本的在指導思想上，一個「中體西用」道出了洋務派左右逢源的心態，也道出了他們境況的恓惶：不敢冒政治上的風險，卻又想順利推進他們的近代化，由此得來的支持必須是有限的和附加了條件的。這種從思想到體制、機制都充滿矛盾和缺陷的運動，遇到關鍵環節就容易露出破綻。低效、缺乏創新是對洋務運動的總體評價，依靠這場先天不足、後天乏力的經濟運動，中國還難以從列強的繩索下掙脫。

雖然失敗已是常事，但甲午戰爭還是把國人打懵了，因為對手是日本，不久前這個國家還不如自己，現在卻與列強平起平坐，也有資格向中國的軀體上套上它們拋出的繩索。這場巨變又引發了中國的變法運動，與其說它是日本明治維新在中國的翻版，不如說是一群思想上實在迫不及待的知識分子，在進行的一場註定無法成功的「模仿秀」，因為此時的中國已經不具備發起一場明治維新的內外部條件，這其中有政治、經濟和思想上的原因，也有列強的因素，歐美列強可以容忍日本的崛起，卻不會坐視中國把身上的繩索掙開，因為這些繩索是列強們花了幾十年時間才一根根套上去的。

四：不能讓「國亡而人種在」的悲劇重演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揭開那段痛苦的傷疤，一定是為了有所收穫，回顧近代以來被殖民的歷史，在我們的內心裡不僅有激憤和憂傷，更要有冷靜的思考。

儘管那段往事已經過去了100多年，但很多事彷彿就發生在昨天，有些人、有些話彷彿時常來到我們的眼前和耳邊，我們甚至不能保證以往的屈辱今後絕不會重演，當重新遇到類似的挑戰，我們也無法預知自己會不會做得比我們的前人更好。

晚清的中國儘管內在里無比空虛和脆弱，但仍不是一個小國，當英國人第一次用炮艦讓清政府臣服時，所提出的條件還是有限的，不是那時的殖民者尚有仁慈，而是如果那時就把中國逼到懸崖邊，從最高統治者到民眾只能選擇一戰的話，結果仍難預料。清政府內部稱《南京條約》為「萬年和約」，以為惡夢就此開始也能從此了結，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惡魔的盒子一旦打開就再也蓋不上了，後面的事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套在身上的繩索被列強有步驟地逐漸收緊，直到最後被完全「套牢」。

歷史的啟示是，涉及國家利益和原則的「吃虧」沒有大小、多少之分，除了反抗沒有別的選擇，忍讓和妥協無法換來民族的尊嚴，一個被徹底「套牢」的中國即使軀殼仍在，國家也已經滅亡了，就像一名侵略者說的那樣，最終讓中國人成為另一個猶太民族，「國亡而人種在」。

歷史的車輪不會停下來讓你去反思，你只能一邊思考一邊奮力前行。前進的道路從來都是坎坷的，路雖然寬闊，你卻無法一個人獨行，你的身邊有朋友也聚集著對手，更多時候，正是因為對手的存在你才會變得更強大。對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有人說它是一隻睡獅，一旦驚醒將讓世界震驚，問題是，這一覺終究還是不能睡得太久太久，不能讓對手以為你其實真的已經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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