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腳步

「

這個假期，地理君的朋友圈被烏里·斯特克（Ueli Steck）刷了屏

這位堅持輕裝上陣的登山者被稱作「瑞士機器」

他曾以難以置信的高速攀登過許多高峰

也曾在不使用輔助吸氧的條件下登頂珠峰

然而，這位曾創下許多奇蹟的登山者

卻不幸命隕喜馬拉雅山谷

「山難」一詞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

今天這篇文章雖然完成於2003年

卻可從作者對「山難」的解讀中

領悟對高山的敬畏

和對山難受害者的惋惜

」

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全世界死於游泳的人數約為30萬，而死於登山的人不超過300人。當然，這並不說明登山不如游泳危險，只是因為參與這兩項運動的人群基數不一樣。登山是一項探險活動，它存在受傷和死亡的可能。所以它比別的「遊戲」規則更多更細緻。堅守這些規則的人，到達山巔，告訴人們那難以到達的地方有怎樣的風景；但也有人，把高山的秘密永遠埋藏心底，不能踏上回家的道路。他們或者因為大自然無法抗拒的力量，或者因為攀登中的意外，或者因為團隊發生了問題。這就是登山中最無情的兩個字：山難。僅僅在珠穆朗瑪峰上，就已有近200具登山者的遺體常年陪伴著無言的冰雪……

真正地認識登山或許應該從山難開始。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

1996年，我開始採訪中國登山隊，1997年底跟著李致新、王勇峰去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那一次嚴重的高山反應讓我對自己徹底失望，但也讓我再也沒有離開山一步。

1998年7月18日，梅里雪山。明永村一村民在上山喂牛回家的路上，發現海拔3800米左右的明永冰川上散落著大片五顏六色的東西。他懷疑那是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聯合登山隊部分遇難隊員的遺物、遺骸。於是8月3日，中日聯合調查小組到達該處，開始了清理和搜索。作為調查小組的一員，從此，我腦子裡關於登山的種種美好而且浪漫的想像，統統開始改變了。

這一段冰川寬100米，長500米左右，坡度不大，較為平緩。當年的遺物、遺骸，隨著冰川運動經過7年半的時間由5100米的3號營地幾乎整體地移動到了3800米左右，崩落到這個「平台」上，散落面約有3個足球場那麼大。

搜索隊隊員袁紅波說他第一眼看到那些五顏六色的碎片時，心裡一陣發麻。他撿起的第一件遺物是日方隊員工藤俊二的日記本，裡面寫得密密麻麻的，有玩撲克牌的成績、有喜歡的歌詞，記錄了一個20歲大學生在雪山上曾經的快樂時光。在4天後的遺物交接儀式上，工藤的姐姐捧著這個日記本含著淚笑了。

而李致新、於良璞和羅申一眼望見了兩條藍色睡袋。

對於李致新來講，那藍色太刺眼了。1988年中日尼三國聯合雙跨珠峰時，他們隊每人發了一條這樣的睡袋。那麼這肯定是宋志義、孫維琦兩位老登山。兩具遺骸相距30米，由於冰塊的擠壓，早已面目全非。但於良璞肯定地指著身材稍長一些的說：「這是孫維琦。維琦1米83，宋志義1米74。這件灰白格襯衣，是維琦最愛穿的。」 他們太熟悉自己的戰友了，判斷結果和3天後大理市公安局法醫的鑒定完全吻合。

我沒有得到許可，不能站到冰川上，只能在破碎的冰川邊緣上遙望那些碎片。和我在一起的是小嚮導尼瑪登珠。這個17歲的男孩是冰川腳下明永村的老鄉。他說：「那些人心裡很難受。」

「他們哭了嗎？」我問他。

「沒有，臉色不好看，那些人都是他們的朋友嘛。」

「雪山會愛他們的。」尼瑪和村裡很多人一樣並不願意有人登他們的神山，而這一天，他開始向雪山祈禱：「別下雨了，愛他們吧。」

第二天下午15∶55，當木世俊把找到的最後一具遺骸背出冰川放在安全地帶的時候，明永村的上空突然出現了一道彩虹。晚上6點，中日調查小組結束了整個搜索工作，從山上背下來一個小背包，裡面裝著21份骨骼標本，日方準備帶回去作DNA檢驗。

李致新說，給17個兄弟也準備些吃的吧。於是小背包前堆滿了餅乾、小食品，還有17支香煙，其中一支是國產煙，因為孫維琦就喜歡國產煙。17支蠟燭，17支香，17朵鮮花，在梅里腳下靜靜緬懷。不遠處，篝火點燃了，飯菜的香氣也傳播開來，生死之間，似乎只有一步之遙。

其實誰也無法確切地描述，1991年時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有氧和無氧

伴隨著海拔升高，空氣會越來越稀薄，特別是在8000米的地方，氧氣含量大約只有海平面的1/3。1875年，義大利人斯賓內利、賽維爾和蒂桑迪埃乘坐熱氣球升空。在氣球到達8000米的時候，斯賓內利和賽維爾當即死去，只有蒂桑迪埃因氣球破裂自動下降而獲救。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在8000米以上高空，如果不使用氧氣，必然會死亡。到20世紀50年代，國內外的一些航空生理學家仍然沿用著蒂氏的8000米「生物禁區」、「人類死亡地帶」概念。

所以，特別是在珠穆朗瑪峰的攀登中，單單關於氧氣瓶，就可以講出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各個營地、各個高度使用和遺棄的氧氣瓶都非常可觀。（下） 然而，這個生物禁區在1978年宣告突破，特別是1980年義大利登山家梅斯納爾從珠峰北側第一次單人無氧成功登頂，開創了人們探險的又一個新時代。（上）

梅里變幻莫測的氣候和獨特的地形使它迄今依然保持著「處女峰」的神秘。這個地區強烈的上升氣流與南下的大陸冷空氣相遇，變化成濃霧和大雪，並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見的低緯度、高海拔、季風性、海洋性現代冰川。由於降水量大、溫度高，梅里的冰川運動非常劇烈，加劇了對山體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聞之色變的懸冰川、暗冰縫、冰崩和雪崩。從1987年首次攀登以來，每次登山者都是揮淚而別。

1991年 的1月5日下午，中國登山協會接到中日梅里雪山聯合登山隊大本營報告，「在梅里雪山3號營地的17名中日隊員與大本營失去聯絡」。 17名隊員人手一台報話機，不可能全壞，他們認為3號營地發生了意外情況，最大可能是突發冰雪崩，請求北京給予支援。

當時登協馬上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對策。但是，梅里沒有地面導航和補給，直升機不能用，救援隊只能從地面進入山區。偏偏那幾天大雪紛飛，救援隊在深達一兩米的積雪中艱難地前進，卻只能登達2號營地。

空軍派出的高空偵察機幾次飛臨梅里雪山，拍攝了3號營地位置的照片。從照片上顯示的一片新雪堆積的痕迹、冰層的面積來計算分析，有近30萬噸的冰雪從山體上崩落完全覆蓋了3號營地。

1月23日，距大本營與3號營地中斷聯絡已經整整20天，中日雙方只好沉痛地向新聞界宣布終止救援和取證工作，並對17名中日隊員失蹤的事故做了初步判斷：「l月3日和1月4日間，3號營地上方發生特大規模的冰雪崩，將3號營地掩埋，17名中日隊員（日方11名隊員全部，中方宋志義、孫維琦、王建華、李之雲、林文生、斯那次里）全部遇難。」

我手邊有這樣一份記錄：1991年5月，中日搜索隊統計，梅里一天內發生大小冰雪崩達80餘次。而據我觀察，1998年8月4日，調查小組在冰川上工作的近7個小時里，就發生了大小冰崩十餘次，其中，最大一次延續時間30秒，有的冰塊甚至直接落到我的腳跟前。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聯合登山隊所選擇的3號營地正好處在受到雪崩威脅的地帶。「他們明明知道危險，為什麼還要將營地選在這裡？」不僅是我，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中國登山協會秘書長於良璞披露了當時的一段隱情。中日雙方曾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論。日方為了向上攀登時節省體力，極力主張營地靠近山脊，而中方則認為越靠近山脊危險性越大，主張營地遠離山脊。後來雙方各讓了一步，中方把理想營地向上推進了幾百米，而日方則下移了幾百米。

其實對3號營地存在的潛在危險中日雙方是有共識的。在1990年2月，中日聯合偵察選定這條攀登路線時，曾在報告中指出「設3號營地時要注意上方危險。」 而且12月20日，3號營地剛建不久，一場雪流幾乎波及此地。在登山日誌上，有這樣一段話：「12月20日，梅里雪山第2第3支脊發生了雪崩，雪崩的塵霧覆蓋了3號營地。雪崩的堆積物距3號營地約有200米。其間有一道大冰裂縫相隔，估計再大一點規模的雪崩也不會影響到3號營地的安全。」看來，爭論後的中日雙方都沒有把這次雪崩作為一種預警。悲劇就這樣「偶然」地發生了。

8月10日，搜索隊把找到的10具遺骸帶回大理，這些遺體在大理火化，等待他們的是已苦等了7年的親人。

林文生的愛人和永梅家就在梅里腳下。林文生走得匆匆，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孩子——一個3歲就會認字、現在已經上學的女兒。和永梅常常抱著女兒望著山，她希望什麼時候能有機會去登一次山，不管是梅里還是別的。她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她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大山，不回頭。她說：「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真正失去了他，以前總感覺他是出遠門了。」

斯那次里的3個孩子都長大了，大兒子16歲，在一所重點中學讀書，能帶弟妹、干零活了。可是，如果讓他母親阿瑪追說說梅里，阿瑪追的腦袋立刻搖得像撥浪鼓。斯那次里是個電影放映員，阿瑪追看的電影都是丈夫放的。而今7年過去了，她再沒看過一場電影。她說雪山太可怕，兒子不能去。

說雪山不可怕的是孫維琦的妻子趙小欣。她說那山看著很親切，畢竟是留過親人的地方。因為梅里，每一個登山的人、每一次登山她都會關注。因為丈夫愛山，他們的雙胞胎兒子一個叫孫岩，一個叫趙岩。

7年，於人的一生是轉瞬即逝的，但對於17勇士的親人卻彷彿重活一次。7年，他們的親人華髮叢生，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

痛並快樂著

登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即使沒有高山反應，幾天、幾十天不能洗臉刷牙，臉可能掉皮、流膿，手腳可能凍得發黑甚至壞死，行軍至天黑可能找不到營地，搭建好的帳篷也可能被狂風一次次吹倒，需要一次次重建；登山，可能根本不能登頂、享受無限風光，可能失去最親愛的隊友，甚至不能走上回家的道路。

但是，喜歡登山的人，一離開山就像渴望愛情一樣渴望回到山上簡單而淳樸的快樂時光。那些苦痛，對他們來講也是快樂，雖然他們無法解釋——這就像海明威的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里那頭奇怪的豹子，人們在乞力馬扎羅西峰附近發現了它風乾的屍體，豹子到這麼高的地方來幹什麼呢，沒有人能做出解釋。

從梅里回到北京以後，跟趙小欣一樣，山成了我最牽掛的一個字眼。沒事兒的時候，我就喜歡往登山協會跑，聽那幫老登山講雪山的故事。2000年5月12日，和往常一樣，我抽空溜到了登協，恰巧坐在傳真機旁。突然，和以往一樣的嗒嗒聲傳送出一條驚人的消息：北京、廣東兩個商業登山隊的5名隊員在玉珠峰南坡失蹤了。

登協秘書長於良璞是個活動檔案館，幾乎所有的山峰資料都裝在他腦子裡。「昆崙山東段最高峰玉珠海拔僅6178米，其南坡路線清楚明了，幾乎沒有技術要求，是國內公認的初學者最佳啟蒙路線。這條路線怎麼會出事？」在他找玉珠照片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地這樣自問。

這次山難恐怕是我採訪登山活動以來寫作最痛苦的一篇稿件。我老是在想，讓遇難者的家屬在媒體上得到失去親人的消息是不是很不人道？而且我的腦海里開始無法遏制地循環演出《進入空氣稀薄地帶》——

1996年5月11日，是珠峰攀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這一天，11個人永遠安息在珠穆朗瑪峰的風雪之中，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嚮導羅勃·霍爾也是其中的一位。

下午6點20分，珠穆朗瑪峰南側海拔8600多米的雪坡上，高山嚮導羅勃·霍爾接到他的朋友柯特的呼叫，柯特告訴他，他的妻子打來衛星電話，等著他接。霍爾說：「等我一分鐘，我嘴巴乾乾的，我想吃點雪再跟她說話。」過了一會兒，他的聲音重新傳了出來：「嗨，甜心，但願你躺在床上蓋得暖暖的。你好嗎？」

他的妻子阿諾德說：「我說不出有多麼想你！聽起來你比我預料的好多了……你冷不冷？親愛的。」再有兩個月，他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

「就眼前的環境和高度來說，我算是舒服的。」霍爾盡量不嚇著她。

「你的腳怎麼樣了？」

「我沒脫下鞋子檢查，但我想我有點凍傷……」

阿諾德說：「你回來以後我一定讓你好轉。我只知道你會得救。不要自覺孤單。我正把我所有的積極能源往你那裡送！」

結束通話前，霍爾對妻子說：「我愛你。好好睡，甜心。請不要太擔憂。」

這是人間最後一次聽見羅勃·霍爾的聲音。12天之後，人們發現他向右側躺在一個淺冰窪里，上身埋在雪下。

暴風雪降臨的時候，霍爾本來可以單身下撤，但他還留在頂峰等漢森。郵遞員道格·漢森到達頂峰的時候已經是下午4點鐘了，而霍爾預計最晚下撤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後來，很多人想不通，經驗豐富的霍爾為什麼會准許漢森耽誤了行程。一年前的同一天，下午兩點半，霍爾曾經讓漢森在南峰掉頭下山，放棄近在咫尺的成功。也許就是霍爾動員漢森一年後再登珠峰的，他很難再次做出讓他放棄的決定。

為了幫助漢森，霍爾把自己留在了雪山之巔。藉助於紐西蘭隊的電台，他和懷孕的妻子通了前面那段讓人心酸的對話。那個時候，漢森已經死了。最後霍爾的能量也漸漸耗盡了。

（2002年，當北大登山隊在希夏邦馬西峰遭遇雪崩時，很多人說，要是帶了海事衛星電話就可以獲救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衛星電話里，霍爾和妻子所做到的只是為即將出世的孩子起了個名字。）

《進入空氣稀薄地帶》（Into Thin Air）是美國記者科萊考爾根據自己在1996年珠峰山難中的親身經歷寫成的一本書。在書中，他不僅真實地再現了那次山難，描繪了珠峰對人類那種致命的誘惑，更對攀登珠峰的商業化趨勢及其有關問題提出了嚴肅的思考。

偉大和渺小

每次看這張「登山隊員行走在冰川上」的照片，（上）總是想起那句「在偉大的自然面前，人類是多麼的渺小」。冰川上處處都可能出現「裂縫陷阱」。而天氣好的時候，巨大的冰裂縫（下）四壁呈現出柔和的藍色光澤，冷冽而安靜，像教堂也像墳墓。每個登山者一生中都該來這種地方一次，練習冰裂縫的救難技巧。

這次玉珠山難和《進入空氣稀薄地帶》有著表面的類似——兩者都是商業登山，主角都是高山嚮導和一些剛入門的登山愛好者。然而，在珠峰，高山嚮導為了客戶不惜捨棄自己的生命，很多隊伍為了援助遇險的登山者放棄了自己的計劃，投入救援。而在玉珠峰，5個人失蹤多天之後，他們的領隊竟然不能詳盡地講述隊員的情況，甚至，還有一個失蹤隊員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發稿的第二天，我到拉薩準備採訪中國大學生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活動。在那裡，碰到了剛從章子峰下來的中國登山協會交流部部長王勇峰和登山隊隊長馬欣祥，他們也剛剛帶一支業餘登山隊完成攀登。在山裡，他們就已得到了消息，一見面就向我詢問詳情。聽罷，王勇峰長嘆一聲：不幸言中了。

1999年，也是5月，王勇峰和馬欣祥帶領一支業餘隊攀登玉珠峰時，有一支貴州的隊伍正從東坡路線攀登。王勇峰到貴州隊的營地探望，攀登者腳上的膠鞋和簡陋的裝備讓這個有十幾年山齡的登山家目瞪口呆。離開之前，王勇峰告誡他們，「不出事是一種幸運」。

但不幸來得太快了。王勇峰帶著章子峰隊員直接殺奔玉珠。這一次搜索對於所有參與的人來說都是巨大的震撼。後來綽號「大連小子」的劉福勇流著淚撰寫了兩萬字的《哭泣的玉珠》，成為感人肺腑的名篇。他寫到了王勇峰隊長的告誡：「大劉，對任何一座山你都不能輕視，沒有一座山是絕對安全的。」他不止一次地說：「王濤是真不該死呀！」其實，不該死的豈止王濤。

根據當時搜索的情況來看，廣東綠野登山隊除領隊外，全部隊員都是第一次攀登雪山。可是在攀登前，他們沒有經過任何初級登山技術訓練，甚至缺乏起碼的野外求生知識和心理準備。

遇難隊員鄺君詠是在並不陡峭的冰雪坡上單獨滑墜的，遇難隊員周虹俊在已下撤到很安全的雪線以下卻沒能生還。這不僅說明隊員們沒有初級的冰雪地形行走技術，同時，也因為隊伍根本沒有採取有效的結組保護。隊員們也沒有按登山戰術的一般要求，攜帶必要的防寒裝備和食品去登頂。事實上，在當時的氣候條件和海拔高度下，即使緊急露宿，一兩天內也不會危及生命。

風雲莫測

如此壯觀的蘑菇雲，預示著可怕的暴風雪即將來臨。暴風雪幾乎在每一次山難中都會出現。為了預防意外發生，所有登山者都應在出發前仔細收聽氣象預報、閱讀該地區氣象資料，同時還應培養實時判斷天氣變化的能力。

北京凱圖登山隊也存在同樣問題。他們得知廣東綠野登山隊發生山難事故後，不僅不尋找救援失蹤和遇難的山友，還讓毫無登山經驗的隊員們繼續攀登，再次發生傷亡事故。這在國際登山界簡直是聞所未聞。

一般的登山活動中，一個結組為3—4人（同時要求其中最好至少有兩個具有攀登和保護經驗的人），通過一條40—50米長的保護繩，在遇到危險地段時實現相互保護。而凱圖7名新手竟然共用一條長僅三十多米的繩子結成一個小組進行保護！

當然，最讓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失蹤隊員情況不明時，廣東隊的領隊居然採取了撤營的決定。王濤就是跪在離1號營地不足200米的地方死去的，他能獨自回營地，足以證明他強烈的求生慾望和生存能力。但，他根本想不到那一頂帳篷竟然不負責任地消失了！

理解和緬懷

珠峰墓地一角，一名遇難者的妻兒用照片默默地陪伴著他。（上）這讓人想起與羅勃·霍爾同時遇難的嚮導費希爾的妻子珍妮那段著名的話：我知道他的願望就是死在珠峰；如果他死於車禍，我會覺得自己受了欺騙。

2002年8月12 日，還是在北京左安門中國登山協會的小院里，我看到剛從美國參加登山救援大會回來的王勇峰。他不是在把行李拿出來，而是在重新裝包，頭上的帽子還是救援大會的帽子，上面赫然寫著「rescue」 （救援）。他要趕去希夏邦馬。

希夏邦馬峰是我國境內緯度較低的高山，降水量比較大，雪崩發生概率也較高。1991年，中國地質大學登山隊在攀登希夏邦馬峰時就曾遭遇雪崩，所幸全部生還。1999年，美國著名登山家阿里克斯洛則是在希夏邦馬峰因為雪崩而遇難。

這一次，5名山鷹隊員在希夏邦馬西峰遭遇雪崩遇難，其原因、細節、能否避免，種種問題都被後來關於登山的大辯論淹沒了：如果他們活著，是否會創造更大的價值？如果他們不是因為贊助，是否會選擇危險係數更小的山？登山究竟為了什麼？吃登山的苦就比吃別的苦更高尚嗎？為登山而死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

我從一張照片上看見：那時候，北大博雅塔旁，山鷹社的大本營——那座峭拔的岩壁仍然高高聳立著，只是鐵絲網牢牢地鎖住了它；百合、黃菊花、紙疊的小白花，以及系在鐵絲上的黃絲帶，在陽光下靜靜地搖曳……

我知道山鷹社的成立源於1989年中國冰川研究專家崔之久教授一次關於北極探險的講座。1959年，崔之久隨登山隊攀登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成功登頂並打破當時的世界紀錄。在登頂過程中，為了科考的需要，他不得不時常脫下手套進行拍照和記錄，造成嚴重凍傷，以致失去了右手的全部手指。他一直在青年中倡導一種探險精神，但在中國，這種精神並不被我們溫厚保守的固有傳統所賞識。

然而傳統也在悄然改變。2000年玉珠峰發生山難的時候，我白髮蒼蒼的父母非常不理解：「都是白領了，年紀輕輕的，何苦呢？」這一次，他們剛剛去加拿大探望妹妹回來，已經能夠比較坦然地聽我發布山鷹折翅的噩耗。他們說，在加拿大，幾乎天天都有某人滑雪遇難的消息。登山是很個人的事情，當作別人的一個愛好尊重就是了。

白色死神

隨著「咔嚓」一聲巨響，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噸的雪體開始滑動，爾後就像一條飛流直下的白色巨龍，以每秒幾十米的速度衝下山來——「雪崩」是大量積雪突然崩落的自然現象。由於它帶給人類的多是災難，人們把它稱為「白色死神」。

據德國《登山者》雜誌統計，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雪崩奪去生命的人數多達6萬。1970年，秘魯瓦斯卡蘭山峰發生了一場大雪崩，將山下的容加依城全部摧毀，造成兩萬居民的死亡。1990年7月13日，前蘇聯境內的帕米爾山脈列寧峰因地震而發生大面積雪崩，使設在5300米的登山隊營地被完全吞沒，至少有43名登山隊員喪生。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17名隊員在攀登梅里雪山時，遭遇巨大雪崩不幸罹難，是中國登山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山難。2002年8月，北京大學山鷹社攀登希夏邦馬西峰，5名隊員也是因為雪崩遇難。

醫學資料表明，如果遭遇雪崩或者其他原因被雪掩埋時，由於缺氧和失溫，人最多只有8分鐘的存活時間（若及時使用了呼吸管，可以堅持到30分鐘）。

然而登山者有很多種方法可以使雪崩的危險降至最低，如「新雪3天內盡量不行軍」、「避免在山谷、在30度到50度的斜坡下紮營」、「注意選擇行軍路線」，還要「注意溫度對積雪層的影響（如果地面和雪面溫差懸殊會形成多面的雪結晶——深白霜，又叫糖雪，這種雪支撐不了多少重量；還有一種在地表形成的輕薄的羽狀白霜，如果後來被降雪蓋住，就會形成脆弱的雪層，而且跟糖雪一樣，增加了雪崩危險的可能）」。

冰川「補給」（背景資料1）

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在梅里雪山海拔5100米3號營地遇難，7年半之後，他們的遺骸在海拔3800米處被發現，感傷之餘，我們不禁想知道這樣的發現是不是一個必然。因此，編者走訪了中國科學院地理所楊逸疇研究員。他做出了如下解釋：

梅里的冰川屬於海洋性冰川，運動劇烈（中科院地質所研究員趙希濤曾經過長達4年、多達10次的考察，發現梅里的明永冰川每年運動速度約為500米），可塑性特彆強。而梅里地區豐沛的降水、降雪正好是該冰川的補給。1991年被雪崩掩埋的3號營地海拔高度屬於冰川的積累區。突如其來的雪崩把整個3號營地崩落到了冰川上面，然後，低溫把這些「補給」——新雪和營地漸漸「融合」成了冰川的一部分。7年半以後，「3號營地」海拔下降1000餘米，到達海拔3800米處的大平台，是完全符合冰川運動規律的。如果我們仔細測算原3號營地到此處的實際行程，可以據此計算冰川的年平均運動速度，進一步驗證趙研究員的考察結果。

關於山難（背景資料2）

在唐·赫克和柯特·漢森等編著的《登山聖經》里，山難以「登山的意外災害」詞條出現。書中指出：如果究其原因,高山上的偶發事件幾乎毫無例外，全都涉及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災害。

客觀災害是指高山環境充滿了快速的變化和強大的力量，暴風雪、閃電、酷寒酷熱、地心引力、黑暗、濃霧、雪崩、落石、高海拔、冰裂縫、懸崖……等等非人類的危險，讓人類相形之下顯得微不足道。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登山者欠缺面對高山災害的心理和生理準備，就存在著主觀的災害。例如領隊或嚮導員的經驗與能力不足，計劃不夠慎密、時機不適當、資料搜集不全，隊伍組合不健全，行動超出原訂計劃，過於自負、大意疏忽、判斷錯誤、恐懼慌張，缺乏登山常識和應變能力，過度勞累體力透支、高山反應嚴重、疾病猝發等等。

— 本文選自《中國國家地理》2003年05月—

撰文/王灝錚 供圖/中國登山協會 張璐

責任編輯/尹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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