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執行過哪些「對華秘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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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美國媒體承認中情局的情報活動在中國遭受重創

文 | 諶旭彬

美國《紐約時報》2017年5月20日爆出消息稱，自2010年起，中國針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在華間諜活動，給予了相當沉重的打擊：

「數名現任和前美方官員將這次情報工作出現的缺口形容為數十年來最慘重的一次。」「官員們表示，美國這次在中國損失的線人可以匹敵當年在蘇聯和俄羅斯因為阿爾德里奇·艾姆斯和羅伯特·漢森的背叛造成的損失，後者分別是CIA和FBI的人員，在多年時間裡向莫斯科泄露美國的情報活動。」

歷史上，「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曾做過些什麼呢？

情報收集與信息評估

美國對情報工作的重視，始於二戰期間成立的戰略情報局（OSS）。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正式設立「中央情報局」（CIA）。

收集情報，並對之進行歸類和分析，形成「國家情報評估報告」，是中情局的核心工作。

1、龐大的對華情報機關

早在六十年代時，「中情局已擁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面向中國的情報機關」。

比如，總務辦公室（OCR）「有66名全職員工負責中國事務，包括24名翻譯與7名專家。他們每年獲取和分發12萬份文件，為8萬份文件編索引，處理9.7萬頁中文資料，查找5400份文件。總務辦公室的傳記登記簿上有9萬名中國人的卷宗，發行了幾部傳記出版物。」

再如，國外廣播新聞處（FBIS）「有52名僱員，包括5名分析家，對幾百小時的中國廣播（每年約10萬次播送和評論）進行監聽、宣傳和分析。」

再如，國防部情報局（DD/I）「有136人在國家照片分析中心專門對中國進行研究。圖像分析組按照中情局的要求，提供照片情報報告、大量的簡報與其它服務。在1965年，圖像分析組中的13名負責中國項目的全職分析員的成果，幾乎是圖像分析組全部分析成果的五分之一。圖像分析組提交的數百份關於中國的報告，主要與軍事事務相關。」

中國是中情局情報收集和評估的重點對象。故局內絕大多數情報部門，如基本情報辦公室（OBI）、時事情報辦公室（OCI）、研究和報告辦公室（ORR）、國內聯絡處（DCS）……均設有專職分析中國情報的專家和專職收集中國情報的工作人員。

中情局的情報部，與其說是一個間諜機構，不如說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有統計認為，其中半數以上的分析人員擁有大學文憑，三分之一者擁有博士學位。

圖：左，中情局局長史密斯（1950-1953，左）與艾森豪威爾（右）合影；右，史密斯與杜魯門總統在白宮合影。

2、情報收集很困難，信息評估常不確

近二、三十年中情局關於中國的情報收集和評估，限於檔案未解密，目前尚難以知曉。故僅就50-80年代的往事略舉幾例：

（1）國共內戰，情報失靈

中情局成立時，正值國共內戰。因組織混亂、技術不足，當時「美國情報人員幾乎完全無法獲取中共方面的相關情報」，只能更多依靠公開信息。甚至對於國民黨的了解也很有限：

「最了解的，是國民政府的軍事裝備及其暴露無遺的經濟狀況。但對於國民黨內部的人事糾葛、派系矛盾，以及高層決策的內幕，亦常常只能依靠主觀的分析和推測。像……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的形勢估計，美國的情報分析人員就明顯不了解李宗仁及其桂系根本不可能左右國民黨中央及其中央軍的情況。」

（2）認為中國不會出兵朝鮮

1950年，儘管「以中情局為核心的美國各情報部門早在8月份就已經獲悉有關中國政府向東北邊境地區調動及部署軍隊的詳細情況」，但在「中國是否會出兵朝鮮」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判斷卻出現了重大失誤」。

這一失誤，暴露出中情局對中國政府的「內在決策邏輯」尚不夠了解。

（3）錯判中國核試驗時間

60年代，中情局高度重視中國的核武器研製進展。

但是，「美國情報部門在中國核裝料上發生明顯的誤判，從而對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進程（的判斷）產生了一定的偏差。……判定核試驗在1964年底以前不可能進行。然而，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

（4）對毛澤東的健康只能依賴揣測

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身體狀況和權力關係，是中情局情報部門極為重視的問題。但往往苦於無法得到有價值的直接信息，而只能依賴公開的新聞報道做出揣測。

這種揣測，常顯得相當模稜兩可。比如，1964年10月，中情局在一份備忘錄中，如此評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即充滿揣測之辭：

「至少從50年代中期起，毛明顯有心血管的毛病，據可靠的報告，他有過一兩次中風，這種情況對於他這個年齡與過度肥胖的人而言是正常的。曾經作為一位雄辯的演說家與多產作家的毛，在1958年突然變得不活躍了，但在過去兩年里他禮節性露面的次數增加了。這段經歷與逐步、緩慢的康復過程相一致，這是在一次沒有併發症的中風發生後通常出現的情況。」（中情局關於中國領導人健康狀況的情報備忘錄，1964年10月27日）

（5）無力判斷林彪的真實政治地位

再如，1966年9月，中情局在一份關於林彪地位的特別報告中，得出的結論非常模糊，幾乎窮盡了所有的可能：

「在這場清除異己的運動中，他具體的角色仍不清楚。他或許只是毛利用的工具，或許是和別人在一起干，也或許他自己是這場運動背後的發起者。他是否已經建立了足夠強大的個人權力基礎，以便在毛去世之後能得以生存，這一點仍不確定。從目前看，他無疑會是毛之後的當權者。可以想像，如果毛的統治已急劇下滑，那麼林可能已是占支配地位的領導人了。」（中情局關於林彪地位的特別報告，1966年9月23日。）

（6）準確評估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

中情局針對中國的情報評估，亦多有準確者。比如，針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1970年11月，中情局的一份評估報告認為：

「目前，中國人將蘇聯看作他們最主要的軍事威脅，通過接受與蘇聯談判，緩解邊界緊張局勢，以及改善中國外交形象，中國人顯然斷定他們已經降低了與蘇聯敵對的奉獻，然而，在此時的中蘇會談中，中蘇真誠和解的前景依然渺茫。」「（毛澤東在世時）中國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做出重大妥協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北京對美國的態度已經從先前的毫不妥協轉變為比較靈活，以期更好地利用中美關係來達到中國的目的……然而，在追求這種新的靈活性時，北京並不期望中美關係過早地取得較大進展。」

上述關於中蘇、中美關係的走向預判，與歷史的發展基本合拍——當然，中情局也承認，「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北京決策過程所知甚少，因而對其短期戰術行動的評估容易出現失誤。」

圖：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1966-1973，左）與約翰遜總統合影。

對華秘密行動

情報收集和評估之外，對外採取「秘密行動」，也是中情局的核心工作。限於檔案尚未開放等原因，中情局近二、三十年在中國的具體活動，尚難以知曉。故僅就50-80年代的往事略舉幾例：

（1）進攻雲南

1950年朝戰期間，中情局「政策協調辦公室」曾提出一個計劃，欲援助緬北李彌所部國民黨殘軍進攻雲南。該計劃最終因被認為太過冒險而被否定。取而代之是秘密援助緬甸國民黨部隊的「白紙計劃」（Operation Paper）。利用陳納德的民用航空公司（CAT），武器和補給經由泰國中轉，被不斷輸入緬甸。如1951年3月：

「一架民用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沖繩島起飛，在泰國清邁附近空投了下列物資：200挺美國輕機槍；12門60毫米迫擊炮；150支口徑30毫米的美國卡賓槍；4台無線電收發報機；彈藥若干。泰國警察總監在兩位美國軍官的陪同下，親自把這些武器在緬甸邊界交付。」

1951年4月，中情局組織李彌部隊攻入雲南，但以失敗告終。這是中情局針對大陸的首次軍事行動。1952年，擴充了兵員、補充了裝備的李彌部隊，再次攻入雲南境內，仍以失敗告終。

（2）扶植「第三勢力」

利用民航公司作掩護，中情局在50年代還曾在香港招募蔣介石之外的「第三勢力」人士，對其施以培訓，再派往中國東北開展游擊活動。

當時，美方認定的「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包括顧孟余、張發奎等人。

中情局駐香港特工李潔明（James Lilley）曾感慨，「這些第三勢力人物，大言惶惶，並沒有具體消息可以提供」，中情局被這些人矇騙，花錢買到的大都是無用的情報。中情局曾空降間諜至東北尋找「第三勢力的反抗軍」未遂，反導致其情報人員被捕（至尼克松訪華時才被釋放）。據大陸公布的數據，1951-1953年間，中情局在東北空降了212名特工，101人被擊斃，111人被捕。

（3）「對中國作業最為成功」的一次行動

在特工李潔明（James Lilley）看來，中情局「對中國作業最為成功的地方」是在西藏。1960年代初期，在中情局支持的一次針對西藏的武裝行動中：

「由一輛卡車中搜出二十九冊《工作通訊》的機密軍事記事」，「這些絕密文件，涵蓋日期為一九六一年一月至八月，限解放軍高階部隊指揮官閱讀。這些文件讓美方了解到中國大鬧饑荒，以及中、蘇開始分裂之際，中國內部的軍事，甚至政治、經濟狀況。最為重要的是，中情局分析人員藉由這些文件可以檢驗北京對外公布的種種說詞之真實性。如果觀察中國局勢發展好比是卜茶葉算命，這……可以說是找到一份圖表，可以按圖索驥辨認中國境內各種茶樹。」

圖：中情局前特工、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

（4）形式受限的宣傳戰

冷戰時期，中情局也深度參與到宣傳戰和心理戰之中。比如，中情局工作人員卡林頓·艾爾索普（Carleton Alsop），曾以「中間人」的身份，與喬治·奧威爾的遺孀協商《動物莊園》一書的電影版權，促成其同意將版權賣給了RD-DR公司。在中情局的推動下，該書被拍成不識字的民眾也能看懂的相當通俗的動畫電影。中情局也會秘密資助某些圖書的出版和發行，資助過程往往非常隱秘，作者本人亦未必知情。1977年，《紐約時報》曾報道稱：中情局至少參與翻譯、出版了1000本以上的圖書。

但上述方式，對冷戰時期的中國而言，均難以奏效，故只能局限於散播傳單。有數據稱，截至1953年，中情局已在大陸空投了3億多份傳單，另有大量假鈔和假的物資配給票證。文革期間，中情局還曾偽造文件、報紙，將之偷運進入大陸。[11]

（5）飛越大陸進行偵察

50年代後期，中情局研製成功U-2型間諜飛機。1960年五一勞動節，U-2偵察機在直接飛越蘇聯領空二十餘次之後，首次被擊落。至此，「它的照相機和感測器傳回的信息搞清了蘇聯原子彈核戰略武器項目的相關信息。……還為戰略空軍司令部提供了軍事打擊目標，甚至繪製了一張蘇聯空防圖。……它所收集的情報讓華盛頓『可以充滿自信地面對蘇聯虛張聲勢的恐嚇』。」[12]

從1961年起，中情局停止以U-2飛越蘇聯，轉而開始以台灣為基地，對大陸進行偵察，其飛行最遠距離可達到蘭州、包頭，目的是了解大陸核武器研究的進展。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U-2在大陸的飛行偵測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1964年，147B型無人機在大陸首次投入實戰。[13]同期，中情局也依賴衛星攝像技術的進步，獲得了諸如羅布泊核試驗場等重要照片。

（6）破壞台灣核武計劃

1988年，台灣核武研究學者張憲義上校逃往美國，並向美方提供了諸多台灣核武研發的機密資料。據中情局特工、曾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披露，張憲義早已被中情局吸收，其出逃是中情局一手策劃：「這是他們真正做對的一件事情。他們把他弄出來，拿到文件，再當面質問台灣。」此事直接導致台灣被迫公開宣布終止其核武計劃。[14]

圖：張憲義

（7）自行其是、無法無天是一種假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自成立以來，始終給世人一種不受制約、無法無天的印象。但在美國學者喬姆斯基看來，這種印象完全是一種誤解：

「我的看法是，中央情報局接受行政機構的控制。我非常廣泛地研究過它的案例。它擅自行動的情形極為罕見。通常看上去它在自行其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行政機構想保留隨時推諉責任的機會。行政機構不想到處擺放這樣的文檔：嘿，聽我說。把盧蒙巴給我幹掉；把巴西政府給我推翻；送卡斯特羅上西天。所以說，行政機構要執行合理的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的政策。這意思是說，它給中央情報局發送指令，命其採取某某行動，但又不留書面痕迹。一旦暴露了行蹤，看上去像是中央情報局在擅自行動。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幾乎絕無可能。」[15]

圖：人民日報多次隆重報道擊落中情局U-2偵察飛機

注釋

紐約時報：https://www.nytimes.com/2017/05/20/world/asia/china-cia-spies-espionage.html。譯文引自微信公眾號「冬天毛的一己之見」。 沈志華、楊奎松，《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序言。楊奎松，《無所作為：美國情報工作在中國內戰中的失落》。收錄於：《窺視中國：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紅色對手》，沈志華、梁志/主編，東方出版中心，2011（下文不再贅注）。鄧峰，《置若罔聞：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情報評估一錯再錯》。詹欣，《管中窺龍：美國情報部門對中國尖端武器計劃的評估》。徐友珍，《迷霧中的紅色異邦：美國情報評估視野中的中國外交》。范宏偉，《和平共處與中立主義：冷戰時期中國與緬甸和平共處的成就與經驗》，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P84-91。另可參見：李洪波，《美台矛盾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P92-99。（美）蒂姆·韋納/著、杜默/譯，《監聽大國》，海天出版社，2014，P56-57。（美）James Lilley，《李潔明回憶錄》，時報文化社，2003，P108。（美）特里西婭·詹金斯/著、藍胤淇/譯，《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 中央情報局如何塑造電影和電視》，商務印書館，2015，P11-12。[11] 衛安，《外國情報史》，時事出版社，1993，P267。[12] （美）邁克爾·華納/著、黃日涵 邱培兵/譯，《情報的興衰：一部國際安全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P137-138。[13]（英）諾曼·弗里德曼，《全球作戰無人機》，中國市場出版社，2011，P20-24。[14] （美）蒂姆·韋納/著、杜默/譯，《監聽大國》，海天出版社，2014，P352-353。[15] （美國）諾姆·喬姆斯基/著、季廣茂/譯，《世界秩序的秘密：喬姆斯基論美國》，譯林出版社，2015，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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