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騙了我們好多年

文 | 維舟

在一場公司大會上，在領導們說完之後，一位新來的95後實習生舉手說：「我也來說兩句。」她走上台時，很多人都在台下議論：「這是誰？」「怎麼也輪不到一個實習生來發言吧？」

無論這意味著年輕人的「勇氣」還是「不懂規矩」，這事能成為受人議論的話題，本身揭示了我們所身處社會的一個側面：在中國，發言是需要某種「資格」的，而這與發言本身是否有道理未必有關，倒是和發言人的輩分、資歷、身份密切相關。「資格」是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辭彙，既可能指你輩分、級別低（還可以用「什麼時候輪到你說話了」來訓斥人），也可以指不具相應的專業知識。

即便是馬雲，今年1月底會見特朗普之後，對媒體表示「美國之所以衰落是自己造成的」，因為它把本可以用來改善基建、民生的錢消耗在了戰爭等事務上面；他說的是否有理且另論，但此事被澎湃新聞報道後，底下點贊的最多的評論之一是：「馬雲沒有資格談論這種專業性強的話題。」——但如果是這樣，特朗普作為一個企業家又有什麼資格談政見、進而還被選為總統呢？

在生活中你會發現，人們經常以各種理由設法剝奪別人的發言權：「你不夠資格」、「你的觀點不值一聽」、「你的看法是錯的」，以及最厲害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些都假定了一系列前提：只有重要的人物、權威的看法、正確的觀點才是有權說出來，而身份低微者或錯誤（更不用說虛假）的看法都是沒價值的，不應有發言權。

「發言權」一詞本身就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本來，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在發表這些看法時也無須具備什麼資格才能說話。在集思廣益的頭腦風暴中，首要的規則就是：把你第一時間的想法說出來，暢所欲言，哪怕異想天開，不必顧慮對錯，更禁止評判、扼殺他人的觀點。很顯然，這需要參與者以一種平等的身份參與其中，激發每個人的主動性，並容許各種天馬行空的奇怪觀點，因為說不定其中就有一個就能成為創新的起點。

與之相比起來，很明顯的一點是，如果發言是需要某種「資格」才能談的事，那意味著很多人只能閉嘴，即便心裡藏著有價值的看法也不敢拿出來說。當然，任何社會中總有一些人握有更大的話語權，然而中國人說的「資格」和話語權還不是一回事，而是預先判定了什麼人的話更值得傾聽。這就自然造成某種「讓尊長先說話」的氛圍，固然這在大部分社會裡恐怕都是禮節的一部分，但在中國往往更明顯地表現出一點：發言有時是一種姿態，重要的未必是說的內容，因而在多數人沒資格發言的同時，對領導則常常讓他們「隨便說點什麼」。因為「資格」意味著一個人的說話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樣的話，你沒資格說，但別人卻可以說。

這會形成一種無形的社會氣氛，彷彿只有那些權威的、正確的觀點才容許在社會上傳播。這無疑是一種正統的意識，因為這意味著默認符合現有的權威所確定規則的話才是對的。很多人也許覺得「那些沒用的廢話、錯誤和虛假的說法是沒什麼必要讓它們發聲」，但問題在於，誰以什麼標準來界定哪些話是有用的和正確的呢？畢竟，像「地球是圓的」、「地球圍繞太陽轉」這種看法，也曾被人視為荒謬不堪。

更進一步說，由於這樣一種社會氛圍的存在，人們習慣了將發言分為三六九等，這不僅讓許多人赤裸裸地表現自己的知識優越感和智商歧視，強化社會等級觀念，還會使人常常去主觀判斷（有時甚至在其說話之前就預判）別人的觀點不值一聽，尤其難以容忍一個自己看不慣的觀點——而在此時，卻又不是去技術性地討論問題本身，而是去說對方「沒資格」談論這個問題，隱含的意思彷彿是只有他本人才有資格判定誰有資格談。這就使得我們難以寬容分歧，正如日本學者栗山茂久所說的：「雖然我們表面上都同意觀點會因人而異，但由於自己的觀點通常看起來極為明確，以至於我們忘卻這只是個觀點，而以為是事物的實際狀況。這是種強烈的錯覺。」

在我看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也是這一邏輯中衍生出來的。雖然它乍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但也常被借用來剝奪沒做過調查的那些人的意見，還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做了調查就掌握了真理。沒做過調查者的意見未必就不值得傾聽，如果事事都要調查，邏輯推理就毫無用處了。更何況，在現實的政治運作中，那些走過場的「調查」常常被用來強化已有的定論，其結果，「調查」的結論都是事先就已定下的，而其他人則或是其調查不被認可，或是因未作調查而被剝奪發言權。

這樣，如果事先認定只有一部分有價值、正確、權威的觀點才能得到傳播，還會使得人們往往會歧視、乃至打壓那些在他們自己看來是無用和錯誤的意見。這恐怕就是為何中國的公共討論中常常見到「碾壓式討論」——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平等地討論，而總是以一副論戰的架勢，在討論中試圖完全徹底地駁倒對方，不斷追擊以求完勝。無論其觀點對錯，這基於一種自我中心的威權主義設想：我掌握著真理，而你的意見是完全不值得傾聽的，與此同時，卻又格外無法接受別人的批評。考古學家李學勤1958年曾撰文抨擊「安特生關於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代的謬說更徹底破產了」，即便是學術性的假設，當時的人們也常常使用諸如「猖狂進攻」、「組織反攻」這樣充滿火藥味的軍事隱喻。顯然，這裡不承認所有觀點都不過是平等的假說。我們以往書本上常常描述的「真理戰勝謬誤」的圖景本身也是可議的，倒不如說在諸多假說中，某一個假說逐漸被認定為更具有解釋力，但它也有不足之處，而其餘假說也並不見得就是一無可取的「謬誤」。

如果說傳統社會的爭論中，人們常常用「講理」或「評評理」來解決爭端，那麼這前提是社會對「道理」本身還有較為一致的看法，但在缺乏共識的多元化時代，一味尋求壓倒對方，恐怕無助於增進社會的文化豐富性。在歐洲史上，不同教派之間的觀點分歧也曾極為激烈，自詡掌握真理的那些人甚至不屑於論戰，而只是將自己的想法灌輸給別人，「不僅如此，他甚至把這看作是一種讓步，一種恩惠；這時，在基督徒眼裡，與異教徒討論問題已成為一種多餘的事了。」（《法國文明史》卷一）大概正因此，曾堅定捍衛達爾文進化論的英國學者托馬斯·赫胥黎才說了那句看似費解的話：「沒有理性地堅持真理，可能比理性地堅持錯誤更有害。」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也曾抱怨過，認為許多科學探討的爭論幾乎總是毫無成果，「因為人們關心的並不是彼此理解，而是彼此壓過對方。」——這樣的場面，想必中國人也不會感到陌生。

人實在是一種極為頑固的動物，在哥白尼的「日心說」使得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再是宇宙中心之後，達爾文進化論又粉碎了人類是世間之靈的神話，然而，人們在下意識中其實仍然依賴自身來把握整個世界。再加上中國人長久以來習慣了一元化的價值觀，總認為所有的看法都要分高低對錯，所以不免有一種想要以自己為標尺去判斷人的衝動——因為他們認為存在唯一正確的觀點，而那不必意外，通常恰好就是他自己持有的那個觀點。到頭來，這就不自覺地造成一種幻象，認為「只有我自己才是對的」。

就目前來看，中國人已經在兒童教育中慢慢接受一點：鼓勵孩子說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在大人看來幼稚可笑的，也不要緊。如果你問問他為什麼說，會發現他有他的理由。孩子的想像力，正是因為他們尚未接受成人的那些規則和框框，在畫畫時他可以說「我覺得霧應該是藍色的」，此時如果你非要去糾正他說那「應該」是白色或灰色的，那無異於扼殺他的想像力。然而我們的寬容似乎僅適用於孩子，等他們慢慢長大了，我們就又開始覺得那些異想天開不是「有想像力」，而純粹只是「錯誤」的，這就讓人不敢說出與眾不同的看法。我們自己就是這樣一路被「糾正」過來的，到最後又想著去「糾正」別人的觀點。

平等交流是需要長久學習的。如果一個人只能容忍在他看來是那些權威、正確的聲音，並把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那些看法灌輸給別人，把討論僅僅視為「為了說服對方同意我是正確的而談話」，進而輕蔑地認為僅憑對方的身份就表明他沒有資格談或即便談也只是錯誤的看法，那麼，這也就真的沒什麼好談的了。但合作就得尊重彼此，去理解那些即便在我們乍看起來是匪夷所思的想法，因為歷史一次次表明，很多變革，正是那些身處邊緣的人物所發出的讓人不適的奇思怪想引發的。這就需要給所有發言以平等的機會，不急於去壓制不同意見，並對看法的分歧進行就事論事的討論。就此而言，一個年輕的實習生能站出來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本身是值得稱讚的一個新變化，或許能讓我們整個社會慢慢學會如何討論。

(原標題：《所有發言都是平等的》)

【作者簡介】

維舟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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