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當重刑犯遇到藝術

「你這會兒在做什麼呢？」 Earling問媽媽。

「我正準備出去遛狗，我要出去幾天，需要找個人照顧它。」媽媽在電話那頭說。

「我不太喜歡狗，它總是亂撒尿。」 Earling說。

「你可以給它用尿不濕啊。」媽媽笑著說。

電話這頭，Earling也被逗得笑出聲來。此刻，他正在監獄中，光頭，一身囚服，臉上和手上都有紋身，在獄卒的監視下，他和媽媽嘮家常，開玩笑。

這是紀錄片《Kobbar》（中文名《無法漂移的陸地》）中的一個場景，Earling是這部紀錄片的最重要的一個角色。他也是瑞典重刑犯監獄 Kumla 的一名犯人。Kumla號稱「地下王國」，關押的都是需要最高警戒級別的犯人，包括1980年代瑞典首相謀殺案的兇手等等。

而Kumla監獄的獨特不僅在於所關押的犯人級別之高，而是在這裡，犯人成為了「藝術家」。Kumla監獄有一條藝術長廊，也是全世界第一條監獄藝術長廊，長廊上布滿了由外聘的女藝術家和監獄內的犯人合作完成的繪畫作品。紀錄片《無法漂移的陸地》便記錄了這裡的犯人在獄中生活和繪畫的過程。

希望犯人出獄後，忘掉這段時光

《無法漂移的陸地》整部片子自始至終沒有交代Earling究竟犯了什麼罪，觀眾無從知曉這個人的過去，在導演周燕看來，她不是在拍一個犯人，她在拍一個人，只是這個階段，這個人在監獄裡而已，他繪畫，他與人交談。周燕試圖在監獄題材的紀錄片里呈現日常生活的煙火味。

2015年周燕在上海參加一個藝術家駐地活動，認識了來自瑞典的女藝術家Cecilia Johnson，她受雇於Kumla監獄，是教犯人繪畫的藝術導師。

「燕，你要不要過來看看我們的監獄？」和大部分創作者一樣，周燕對監獄一直懷有好奇，在Cecilia向她發出邀請之後，她獨自一人去了瑞典，第一次走進了Kumla監獄。

她第一個見到的不是犯人，是一位帶著孩子來探監的母親，「那個女性打扮得很美，因為她要見自己老公嘛，那個孩子看起來挺高興的。」周燕說自己被發生在監獄裡的這一幕「人間景象」所觸動。

她來到了Cecilia提到的那條藝術長廊。在這裡，她看到了一幅畫作，同時找到了拍攝的理由。那是一幅描述搶劫現場的繪畫，犯人Jan 和兩位女藝術家合作，重現了自己的犯罪過程：一個拿著鐵鎚的小偷，走過人行橫道。兩位女藝術家也都成為了他的畫中人，一名女藝術家拿起花瓶，說要阻止他。「啊，當心啊！」另一面女藝術家在旁邊大喊。

在這幅畫里，周燕看到了水果攤、櫥窗里的模特和ATM機的細節，還有畫作開頭和結尾處的兩首詩，「看得出他在監獄裡對普通生活的渴望。」這是周燕當時的感受。

Kumla監獄的藝術長廊有兩邊，一邊是1970年代老藝術家和犯人的畫作，一邊是年輕女藝術家和犯人的畫作。而Jan 便是1970年代長廊繪畫的主要創作者之一，一年半的時間裡，他留下的作品遍布長廊。周燕看到這幅作品時，Jan 已經出獄了。

周燕和團隊試圖去尋找這個叫Jan 的人，由於瑞典的監獄系統對犯人的隱私保護，檔案館以及監獄方無法提供相應信息。在詢問了 Jan 的周邊獄友、牧師、老監獄長、老藝術家和記者等人之後，周燕團隊還是沒能找到Jan 本人。

周燕一開始覺得有些遺憾，現在她接受了 Jan消失得無影無蹤的結果。「他本人不那麼重要了，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象徵著70年代的犯人。」跟Jan 合作完成多幅畫作的女藝術家曾告訴周燕，她希望犯人出獄後忘記這段時光，開始新的生活。

實際上，說服那些正在監獄裡的犯人成為一部紀錄片的拍攝主角，這難度可想而知。大多數人並不願意露面，比犯人更難說服的還有獄卒，哪怕自己的雙手被鏡頭拍到，他們也是拒絕的。

Earling是難得的願意不戴面罩出鏡的犯人。

捨棄「攻擊性」的一面，呈現「普通人」的一面

今年24歲的Earling已有兩個兒子，第一個兒子出生時，他只有16歲。也是這一年，他回到親生母親身邊，才得知自己是吉普賽人。他是瑞典哥德堡一個黑幫的頭目，迄今為止，輾轉過北歐的9座監獄，犯罪履歷開始於14歲那年。

2015年，周燕帶著紀錄片《無法漂移的陸地》 參加了斯德哥爾摩電影節。她原本打算請Earling 來參加首映，再次聯繫時才得知已經出獄的他又犯了罪，目前在候審階段，不過倒是有一位參加拍攝的犯人，出獄後悄悄來到電影節活動現場，在電影的海報上留了個塗鴉。

在周燕的鏡頭中， 24歲的Earling 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要老許多。周燕見他時，覺得他像30多歲的人。「他十歲時，父親給他注射了第一支毒品，之後他的人生幾乎就圍繞吸毒、販毒和暴力展開了，他從小就缺乏關愛，他的人生只能這樣了。」周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和Earling 相處的那一個月，大部分時間不是在拍攝，而是在和他交流，她覺得Earling之所以接受拍攝，也是希望通過這個方式找尋他自己的根。

Kumla監獄關押的都是重刑犯。得知周燕要去這裡拍攝犯人，身邊人的第一反應幾乎一致，「你害怕嗎？」

「一開始我也怕，了解後會發現，他們其實是在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跟我的世界太遙遠，他們不存在任何理由去攻擊一個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我也就不緊張了。」周燕說。

捨棄「攻擊性」的一面，呈現「普通人」的一面，也成為紀錄片《無法漂移的陸地》的特質。

4月19日，紀錄片《無法漂移的陸地》在北京的第一場放映，國家圖書館的一間放映廳里，幾乎是滿座，有觀眾看完後感嘆，「在監獄題材片子里竟然看到了小清新。」

影片結尾處，黃昏時分，天空顏色柔和，街上人來人往，隨著鏡頭的移動，Kumla 監獄的標誌出現了，這個時候，天空上有一群鳥兒飛過，鳥叫聲和孩子的嬉鬧聲交織成的「普通生活」在Kumla 監獄外不遠的地方發生著。

和片尾字幕一同出現的是海鷗的鳴叫和人們的說話聲。那是錄音師在法羅島上的一家小酒吧里收錄的客人交談時的聲音。周燕說那是生活的聲音，是她想呈現的理想狀態。

周燕此前拍攝過兩部故事短片，《無法漂移的陸地》是她第一部紀錄片作品。其實，原本是有四個不同的犯人可以接受拍攝，後來到了實地拍攝階段，其他三個人全都不見了，只有Earling在那裡。「老天給什麼，就去接受什麼。」在她看來，接受那些不可預料的安排是紀錄片該有的態度。

拍攝期間，周燕和來自中瑞兩國的攝製團隊，十個人一起，住在離Kumla 監獄100公里的小城裡。每天早上開車來到監獄，每一天都是未知的，不知道會遇到什麼，能拍到什麼。「這種不可預見性是紀錄片的魔力。」就這樣，監獄裡一切照常運轉，周燕和團隊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記錄這一個月當中發生在犯人Earling 身上的一切，包括正巧趕上的他出獄的瞬間。

「我是希望大家從這部片子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我們到此為止吧，我要跟我的家人團聚了，過兩天我聯繫你。」攝影機記錄了Earling 走出監獄的畫面，結束之後，Earling對周燕說。

周燕提出了希望拍攝他出獄後生活畫面的要求，他沒有拒絕，不過周燕還是很擔心。兩天焦慮的等待後，電話響了。「他其實也需要我們的陪伴，他需要一個過程適應出獄後的生活。」

周燕和攝製團隊去了 Earling的家鄉，在一家泰國餐廳，他們和Earling 一起吃了頓午飯。周燕說當時竟有種久別重逢的喜悅。她記得， Earling那頓飯只喝了很少的湯，他說不餓。他們坐在窗邊吃飯，窗外能看到他的朋友和他的母親。

吃飯期間，周燕的手機響了，是她女兒從中國打來的電話，她和女兒視頻聊天， Earling也湊過來。周燕覺得，在那一刻，她和Earling，兩個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突然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這一頓飯之後， Earling答應了後續的跟拍。

「我是希望大家從這部片子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看到他們彼此是怎麼一步步靠近的。」 Earling出獄之前，收拾行李時，沒有帶走電視遙控器里的電池，他說自己住過那麼多監獄，遙控器里經常沒有電池，他要把這兩節電池留給下一個住進來的獄友。

這一細節也被周燕記錄了下來。「人有慈悲之心，但也有邪心，善惡有時候就是一念之間。」周燕說。

片子拍了一個月，剪輯持續了一年，前後推翻了兩個版本。

第一版主題是「追尋」，是偵探片的結構。周燕回憶，她和剪輯師兩個人一起，一點一點弄，經常就坐在那裡發獃，「其實挺絕望的。」最後剪出的片子長達5小時，她自己都覺得太雜太亂，沒法看。

第二個版本，結構上更為激烈。想要呈現中瑞兩國攝製團隊在拍攝過程中的激烈爭論。後來還是覺得哪裡不對，不是她想表達的內容。

她想要探尋意義，到最後卻總不滿意。「導演，為什麼我們這個片子要有這麼多意義呢？」新加入的剪輯師的一句話，好像點醒了她。

「因為犯人不想成為藝術家，他反而是特別的、自然的，藝術難道不應該是自然、沒有束縛的嗎。第一版我是要去追尋一個人，一個具象的人，第二版我是要把這個衝突放在當中，而且是兩國之間的衝突，我們拍到了很多很刺激的東西。最後這一版，我們就是追尋時光嘛，囚禁的時光，監獄裡的人有大把的時間，他們如何打發時間，我們如今把它展示給大家，其實就是一個行為，沒有意義。」周燕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總結。

（實習生劉成碩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當重刑犯遇到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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