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任何人做事情離不開「天時」，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天時

偉大時代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古今中外，爭論不休。英雄必借時勢，時勢或出英雄。時者，天時。小天時可以做小事，成大事必有大天時。

康熙大帝，出生在北京紫禁城的景仁宮。他的父親是清朝順治皇帝，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極，曾祖父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他一出生就是皇子，8歲便繼承了皇位。他的兒子雍正皇帝主持纂修的《清聖祖仁皇帝實錄》，把康熙皇帝的出生說得神乎其神：

孝康章皇后（康熙帝的母親）詣慈寧宮問安，將出，衣裾若有龍繞，太皇太后（孝庄）見而異之，問知有娠。顧謂近侍曰：「朕曩孕皇帝時，左右嘗見朕裾褶間，有龍盤旋，赤光燦爛，後果誕生聖子，統一寰區。今妃亦有此祥征，異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誕降之辰，合宮異香，經時不散，又五色光氣，充溢庭戶，與日並耀。（《清聖祖實錄》卷一）

這段記載，是雍正皇帝為了神化他的祖父和父親而編造的，實際並不可信。康熙帝就說過：「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這就是說，康熙帝認為自己也是一位普通的人。

那麼，康熙帝又是如何成就偉大事業的呢？這還要從他那個時代的「時勢」談起。任何人做事情離不開「天時」，而天時有大天時、有小天時。魏源在《聖武記》中說：「小天時決利鈍，大天時決興亡。」就是說，成小事業者要有小天時，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天時。《孟子?公孫丑下》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就是說王者興，必定有大天時，這裡的五百年是一個概數。康熙帝就遇到了一個在清朝歷史上、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大天時。

一、西方崛起

康熙帝所生活的時代，正逢西方列強崛起，又處在兩個發展高峰之間，而周邊四鄰還處於弱勢。國際環境給康熙帝提供了挑戰與機遇：

第一，中國和世界開始連接。

人類對世界的了解是逐步發展的。生活在地球上幾塊大陸上的人們，開始是封閉的，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大陸之外的世界。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的船隊到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西班牙支持的哥倫布到達美洲。這兩個事件，對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此，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美洲大陸開始互通聲氣。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的世界一體化，正是從五百多年前這兩個歷史事件發端的。康熙帝正生活在東西方世界由彼此孤立到互相連接的進程當中。

第二，西方崛起的兩個高峰之間。

西方列強崛起，自公元1492年哥倫布地理大發現以來，先後出現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崛起，主要在17世紀；

第二次高潮是英國、美國、法國的崛起，主要在18世紀；

第三次高潮是俄國、日本、德國的崛起，主要在19世紀。

第一次高潮：15世紀中期（相當於中國明朝的中期），歐洲伊比利亞半島上面積不足10萬平方公里的葡萄牙率先崛起。王子恩里克終生不娶，主持艱苦航海事業。他的繼承者，於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到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此，其勢力到達美洲巴西、亞洲印度。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明正德六年）強佔馬六甲，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強行租佔澳門。到康熙時期，葡萄牙仍佔據著澳門。因澳門離京師遙遠，對中原影響不大，沒有引起清朝當權者應有的重視。

但葡萄牙的地位很快被西班牙取代。一個叫哥倫布的義大利航海家相信地球是圓的，認為從歐洲西航可以到達中國和印度。他的計劃在葡萄牙遭到冷遇，卻在西班牙得到支持。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哥倫布到達美洲。西班牙後來將這一天定為國慶日。事情無獨有偶。麥哲倫也因在葡萄牙被冷遇而到了西班牙，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開始，到1522年，完成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繞地球一周的航行（麥哲倫中途死亡）。以此為契機，西班牙對外大肆擴張，迅速崛起。今拉丁美洲除巴西外，多說西班牙語，就是這一歷史的明證。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西班牙艦隊在與英格蘭的海戰（史稱「英西大海戰」）中敗落，西班牙從昔日的霸主高位上跌落下來。這時，正是中國明朝萬曆年間，清太祖努爾哈赤剛剛起兵五年。

代之而起的是荷蘭。荷蘭是歐洲的一個小國，領土面積僅相當於今北京面積的2.5倍。荷蘭人憑藉航海、貿易、金融等，迅速崛起，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發行股票融資，建立股票交易所、銀行等。1624年（明天啟四年），荷蘭殖民者侵入台灣，佔領台灣南部的赤嵌（ｋàｎ）；兩年後，西班牙殖民者侵佔台灣北部的基隆。後來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獨佔台灣。順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結束了荷蘭人在台灣38年的統治。這時，荷蘭也逐漸走向衰落。

第二次高潮：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國「光榮革命」，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美利堅合眾國獨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

第三次高潮：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俄國廢除農奴制，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維新，1871年（清同治十年）德國統一。

康熙帝生於1654年，死於1722年，正好是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上半葉，處於西方大國崛起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間。具體言之，就是處於葡、西、荷與英、美、法的兩個高峰的低谷之間。這給康熙朝提供了寶貴的獨立發展時間，六十多年幾乎沒有受到西方列強的干擾。澳門、台灣，雖然形勢一度很嚴峻，但都沒有影響朝廷大局。這是康熙帝大展身手，建功立業的一大外部因素。

第三，四鄰國家都比清朝落後。

清朝的周邊國家，東面的朝鮮，皇太極時已經向清朝納貢稱臣，其國王受清帝冊封。西面的哈薩克、阿富汗都比清朝經濟落後，更沒有形成氣候。南面的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菲律賓、爪哇等，都比清朝落後、弱小。西南的印度，處於莫卧兒帝國時期，受喜馬拉雅山阻隔，也沒有同清朝發生糾紛與摩擦。

清朝北面和東面後來的兩大強敵——俄國和日本，在康熙時期都還沒有崛起，俄國廢除農奴制是在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日本明治維新則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都是在康熙朝以後。雖然俄國有些小的動作，但都被擊敗，沒有形成大的威脅。至於康熙大帝與彼得大帝，他們大體同時。二者的比較，以後要專講。

總之，此時的「西方」，經濟方面，工業革命還遠沒有開始（1765年，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紡織機，是康熙帝的孫子弘曆乾隆三十年的事）；文藝復興時代的科技，在明末已經傳入一些，康熙帝本人也比較重視學習，但是這些東西對生產的影響本來就不是很重大；政治方面，歐洲國家都是君主制（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發生「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制，倒是值得借鑒，但那時英國的力量還基本達不到中國（17世紀荷蘭是「海上馬車夫」，18世紀法國很厲害，19世紀英國才是海上霸主），而且當時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效仿。至於美利堅合眾國，則是康熙帝死了半個多世紀以後才建立的。所以說，給康熙帝扣上「喪失學習西方、富國強兵機遇」的帽子，是不太公平的。

這是康熙帝所面臨的國際形勢，再看國內的形勢。

二、百廢待興

在中國，康熙帝要成就一代偉業，歷史為他提供了挑戰與機遇：

第一，金甌需要一統。從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點燃了後來被稱作「七大恨」告天的戰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後的象徵——台灣鄭氏延平郡王鄭克塽歸清，時間跨度，整整百年。這一百年間，中華大地一直處於戰爭和分裂狀態中，人民最重要的歷史期待是什麼？作為帝王，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又是什麼？是重新實現金甌完整。完成這個百年歷史使命，既是康熙大帝的責任，也是康熙大帝的榮光。

第二，民眾需要富裕。戰爭的破壞，社會的動蕩，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在北方，「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在中原，「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涼景象，殘苦難言」；在湖廣，「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國而言，經濟態勢，極其嚴重：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田土拋荒，路暴白骨，村無炊煙，戶無雞鳴。民要富，家要興，族要盛，國要強。這既是歷史賦予康熙大帝的責任，也是康熙大帝的榮光。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著反抗民族壓迫的旗幟對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時，再到吳三桂反叛，滿漢之間，文化差異，異常凸顯，衝突不斷。滿族統治者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曾經實行錯誤的鎮壓和屠殺政策，流傳到現在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這種暴政和由此引發的漢族軍民的強烈反抗。特別是多爾袞攝政以來，在中原地區普遍推行「剃髮、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衝突。實現「文化融合」既是康熙大帝的責任，也是康熙大帝的榮光。

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一百年間，地不分南北，族不分夷夏，人不分老幼，民不分貧富，大眾都蒙受著戰亂、屠殺、大旱、水患、瘟疫、地震等災難。黎民百姓，背井離鄉，饑寒交迫，奔波流離，歷盡苦難，飽經滄桑，他們最渴望天下太平。而實現「天下太平」的百年夢想，既是康熙大帝的責任，也是康熙大帝的榮光。

三、繼往開來

康熙帝的時代，既有國際有利時機，又有國內有利時勢，還有個人的歷史機遇。

康熙帝個人的歷史機遇主要是：登上帝王的舞台。康熙帝的父親順治皇帝共有8個兒子，但他臨死前在世的只有6位，實際上可考慮繼位者只有2位，這就是皇二子福全（皇長子已死）和皇三子玄燁。很僥倖，玄燁被選中，成為清朝的康熙皇帝。

應當說，康熙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沒有受到外國勢力干擾而獲得獨立發展的時期。然而，庸君在偉大時代仍然是庸君，英君在偉大時代卻為偉人。當時的國際環境與國內環境給康熙帝的事業提供了難得的有利形勢。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從世界歷史大勢來看，西方大國崛起，逐浪推進，清朝面臨最後一個可以長期獨立發展的機遇。

第二，從中國歷史規律來看，大亂之後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後往往有壽君。明末清初，數十年戰亂，給康熙大帝提供了一個做明君的歷史機會。

第三，從滿洲貴族集團來看，康熙大帝正好處在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轉變——滿洲雖佔有中原大地，卻沒有坐穩江山，如果不能恰當處理滿漢民族關係，而使民族矛盾激化，有可能會重蹈蒙元最後被趕回漠北的歷史悲劇。而如能緩和各種矛盾，成功實現「轉型」，其「守成」之功，實同「開創」。這是康熙帝成為一代「大帝」的重要條件。

因此，清朝二百九十六年歷史發展的關鍵，看康熙！那麼，康熙帝怎麼辦？

《孟子?告子下》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康熙帝精讀《論語》，熟讀《孟子》，他對儒家的至理名言，不僅爛熟於胸，而且實踐於行。康熙帝肩負著家族的、民族的、國家的、天下的重任，登上歷史舞台，施展雄心抱負。

康熙大帝為了愛新覺羅家族，為了滿洲族群，為了中華民族，為了天下太平，盡了自己的心力。他的原則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他的旨趣是：「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

康熙帝在國際、國內、朝廷三方機遇與挑戰的態勢下，繼任清朝第四任皇帝，登上歷史舞台，執政六十一年，開啟了史稱「康雍乾盛世」的時代。《清史稿?聖祖本紀》論曰：「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ɡòｕ）。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清史稿》卷八《聖祖本紀三》）這個評論是否公允，留待學者去評論吧！

摘自閻崇年《康熙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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