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有目的有意義的人生

人生目的和自由

文/錢穆

整個自然界像是並無目的的。日何為而照耀？地何為而運轉？山何為而峙？水何為而流？云何為而舒捲？風何為而飄蕩？這些全屬自然，豈不是無目的可言。

由自然界演進而有生物，生物則便有目的。生物之目的，在其生命之維持與延續。維持自己的生命，維持生命之延續。植物之發芽抽葉，開花結果；動物之求食求偶，流浪爭奪；蟻營巢，蜂釀蜜，一切活動，都為上述之目的，先求生命之保存，再求生命之延續。生物只有此一目的，更無其他目的可言。而此一求生目的，亦自然所給與。因此生物之唯一目的，亦可說是無目的，仍是一自然。

生命演進而有人類。人類生命與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徵，人類在求生目的之外，更還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則更超過了其求生目的。換言之，求生遂非最高目的，而更有其他超人生之目的。有時遂若人生僅為一手段，而另有目的之存在。

當你晨起，在園中或戶外作十分鐘乃至一刻鐘以上之散步，散步便即是人生，而非人生目的之所在。你不僅為散步而散步，你或者想多吸新鮮空氣，增加你身體的健康；你或在散步時欣賞自然風物，調凝你的精神。

當你午飯後約友去看電影，這亦是一人生，而亦並非是你之目的所在。你並不僅為看電影而去看電影。你或為一種應酬，或正進行你的戀愛，或欲排遣無聊，或為轉換腦筋，或為電影的本身內容所吸引。看電影是一件事，你所以要去看電影，則另有目的，另有意義。

人生只是一串不斷的事情之連續，而在此不斷的事情之連續的後面，則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為此許多目的而始有其意義。

有目的有意義的人生，我們將稱之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別於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為唯一目的之人生。

其實文化人生中依然有大量的自然人生之存在。在你整天勞動之後，晚上便想睡眠。這並非你作意要睡眠，只是自然人生叫你不得不睡眠。睡眠像是無目的的，倘使說睡眠也有目的，這只是自然人生為你早就安排好，你即使不想睡眠，也總得要睡眠。

人老了便得死。死並不是人生之目的，人並不自己作意要死，只是自然人生為你早安排好了一個死，要你不得不死。

病也不是人生之目的，人並不想要病，但自然人生為他安排有病。飢求食，寒求衣，也是一種自然人生。倘使人能自然免於饑寒，便可不需衣食，正如人能自然免於勞倦，便可不需睡眠，是同樣的道理。

人生若只專為求食求衣，倦了睡，病了躺，死便完，這只是為生存而生存，便和其他生物一切草木禽獸一般，只求生存，更無其他目的可言了。這樣的人生，並沒有意義，不好叫它是人生，更不好叫它有文化，這不是人文，是自然。

文化的人生，是在人類達成其自然人生之目的以外，或正在其達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偷著些余剩的精力來干另一些勾當，來玩另一套把戲。

自然只安排人一套求生的機構，給與人一番求生的意志。人類憑著它自己的聰明，運用那自然給與的機構，幸而能輕巧地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的過程。在此以外，當他飽了，暖了，還未疲倦，還可不上床睡眠的時候，在他不病未死的時候，他便把自然給與他的那一筆資本，節省下一些來自作經營。西方人說，閑暇乃文化之母，便是這意思。

文化的人生，應便是人類從自然人生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自由。人類的生活，許人於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並可有選擇此等目的之自由，此為人類生活之兩大特徵，亦可說是人類生活之兩大本質。

然而這一種自由之獲得，已經過了人類幾十萬年艱辛奮鬥的長途程。只有按照這一觀點，才配來研究人類文化的發展史。也只有按照這一觀點，才能指示出人類文化前程一線的光明。

若照自然科學家唯物機械論的觀點來看人生，則人生仍還是自然，像並無自由可能。若照宗教家目的論的觀點來看人生，則人生終極目的，已有上帝預先為他們安排指定，也無自由之可言。

但我們現在則要反對此上述兩種觀點。當你清晨起床，可以到園中或戶外去散步，但也盡可不散步；當你午飯已畢，可以約友去看電影，但也盡可不約友不去看電影。這全是你的自由。

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選擇，則目的與目的之間，更不該有高下是非之分。愛散步，便散步。愛看電影，便看電影。只要不妨礙你自然人生的求生目的，只要在你於求生目的之外，能節省得這一筆本錢，你什麼事都可干。這是文化人生推類至盡一個應該達到的結論。

人類一達到這種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頭來看自然人生，會覺索然寡味，於是人類便禁不住自己去盡量使用這一個自由。甚至寧願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這自由。所以西方人說，不自由，毋寧死。自殺尋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學的機械論，宗教的目的論，都管不住這一個決心，都說不明這一種自由。

自殺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並非自然人生中的一件事。自然人生只求生，文化人生甚至有求死。求死也有一目的，即是從自然人生中求解放，求自由。 若專從文化人生之自由本質言，你散步也好，看電影也好，自殺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別人無法干涉，而且也不該干涉。目的與目的之間，更不必有其他評價，只有自由與不自由，是它中間唯一可有的評價。

然而一切問題，卻就從此起。唯其人類要求人生目的選擇之盡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該盡量地增多，盡量地加富。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則選擇愈廣大，愈自由。

兩個目的由你挑，你只有兩分自由。十個目的由你挑，你便有十分自由。自然則只為人類安排唯一的一個目的，即求生，因此在自然人生中無自由可言。除卻求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則全要人類自己去花心去創造，去發現。然而創造發現，也並不是盡人可能，也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所以凡能提供文化人生以新目的，來擴大文化之自由領域者，這些全是人類中之傑出人，全應享受人類之紀念與崇拜。

文化人生的許多目的，有時要受外面自然勢力之阻抑與限制，有時要在人與人間起衝突，更有時在同一人的本身內部又不能兩全。你要了甲，便不能再要乙；你接受了乙，又要妨礙丙。文化人生的許多的目的中間於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一切是非高下，全從這一個困難局面下產生。除卻這一個困難局面，便無是非高下之存在。換言之，即人生種種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卻自由，仍沒有其他評判一切人生目的價值之標準。也不該有此項的標準。

讓我舉一個評判善惡的問題來略加以說明。善惡問題，也是在文化人生中始有的問題。人類分別善惡的標準，也只有根據人類所希獲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發。若捨棄這一個標準，便也無善惡可言。

這番理論如何說的呢？

在自然界，根本無善惡。一陣颶風，一次地震，淹死燒死成千成萬的人，你不能說颶風地震有什麼惡。一隻老虎，深夜拖去一個人，這老虎也沒有犯什麼罪，也沒有它的所謂惡。

在原始社會裡的人，那時還是自然人生的成分多，文化人生的成分少，殺人不算一回事。文化人生曙光初啟，那時能多殺人還受人崇拜，說他是英雄，甚至贊他是神聖。直到近代，一面發明原子彈，一面提倡全民戰爭，還要加之以提倡世界革命，把全世界人類捲入戰爭漩渦，連打上十年八年乃至幾十年的仗，殺人何止千萬萬萬，也還有人在煽動，也還有人在贊助，也還有人在崇拜，也還有人在替他們辯護。這些也是人類自己選擇的自由呀！你那能一筆抹殺，稱之為惡。這並不是故作過分悲觀的論調，當面的事實，還需我們平心靜氣來分析。

但從另一方面言，一個人殺一個人，壓抑了人家的自由，來滿足他自己的自由，在人類開始覺悟自由為唯一最可寶貴的人生本質的時候，便已開始有人會不能同情於這般殺人的勾當。孟子曾說過：「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也。」他早已極端反對殺人了。但他又說：「聞誅一夫紂矣。」這豈不又贊成殺一個人來救天下嗎？救天下與得天下，當然不可相提並論。然而殺人的問題，其間還包含許多複雜的意味，則已可想而知。

然而我們終要承認殺人是一件大惡事。我們總希望人類，將來能少殺人，而終至於不殺人。明白言之，從前人類並不認殺人是惡，漸漸人類要承認殺人是惡，將來人類終將承認殺人是大惡，而且成為一種無條件無餘地的赤裸裸的大惡。這便是上文提過的人類文化人生演進路程中可以預想的一件事，這是我們文化人生演進向前的一個指示路程的箭頭。

讓我再稍為深進一層來發揮這裡面的更深一層的涵義。殺人也是人類在沒有更好辦法之前所選擇的一種辦法呀。人類在無更好辦法時來選擇殺人之一法，這也已是人類之自由，所以那時也不算它是一種惡。幸而人類終於能提供出比殺人更好的辦法來。有了更好的辦法，那以前的辦法便見得不很好。照中國文字的原義講，惡只是次一肩的，便是不很好的。若人類提供了好的辦法，能無限進展，則次好的便要變成不好的。惡字的內涵義，便也循此轉變了。

你坐一條獨木船渡河，總比沒有發明獨木船的時候好。那時你在河邊，別人貢獻你一條獨木船，你將感謝不盡。後來花樣多了，有帆船，有汽船，安穩而快速得多了。你若在河邊喚渡，那渡人隱藏了汽船，甚至靳帆船而不與，他竟交與你一條獨木船，那不能不說他含有一番惡意，也不能不說這是件惡事。

論題的中心便在這裡了。若沒有文化的人生，則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惡。若沒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則淺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惡。正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進，因而惡的觀念惡的評價，也將隨而更鮮明更深刻。這並不是文化人生中產生了更多的惡，實乃是文化人生中已產生了更多的善。

讓我們更進一步說，其實只是更顯豁一層說，我們將不承認人類本身有所謂惡的存在，直要到文化人生中所不該的始是惡。惡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而問題仍在他自由選擇之該當與不該當。沒有好的可挑，只有挑次好的。沒有次好的，只有挑不好的。當其在沒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能許他有挑選之自由，這總已算是好，而且他也總挑他所覺得為好的，那是他的自由。那便是文化人生之起點，也是文化人生之終點。那便是文化人生之本質呀。

你要人挑選更好的，你得先提供他以更好的。誰能提供出更好的來呢？人與人總是一般，誰也不知道誰比誰更能提供出更好的，則莫如鼓勵人，大家盡量地提供，大家自由地創新。這初看像是一條險路，然而要求文化人生之演進，卻只有這條路可走。你讓一個人提供，不如讓十個人提供；讓十個人提供，不如讓一百個人提供。提供得愈多，挑選得愈精。精的挑選得多了，更要在精與精之間再加以安排。上午散步，下午便看電影，把一日的人生，把一世的人生，把整個世界的人生，盡量精選，再把它一切安排妥帖，那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文化人生則只有照此一條路向前。

人類中間的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這些都是為文化人生創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的，便替換出了惡的。若你有了善的不懂挑，則只有耐心善意的教你挑，那是教育，不是殺伐與裁製。在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的園地里，也只有教育，沒有殺伐與裁製。

佛經里有一段故事，說有一個戀愛他親母而篡弒他親父的，佛說：只要他肯皈依佛法，佛便可為他洗凈罪孽。這裡面有一番甚深涵義：即佛家根本不承認人類本身有罪惡之存在，只教人類能有更高挑選之自由。一切宗教的最高精神都該如是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的最高精神，也都該如是。

若說人類本身有罪惡，便將不許人有挑選之自由，窒塞了人類之自由創造，自由提供，不讓人類在其人生中有更好的發現與更廣的尋求，那可以算是一種大罪惡。而且或許是人類中間唯一的罪惡吧。固然，讓人盡量自由地挑選，自由地創新，本身便可有種種差誤，種種危險的。然而文化人生之演進，其勢免不了差誤與危險，便只有照上述的那條險路走。

根據上述理論，在消極方面限制人，壓抑人，絕非文化人生進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只有在正面，積極方面，誘導人，指點人，讓人更自由地來選擇，並還容許人更自由地提供與創造。

你試想，若使人類社會到今天，已有各種合理想的宗教，合理想的哲學、藝術、科學，叫人真能過活著合理想的文化人生，到那時像前面說過的殺人勾當，自然要更見其為罪大而惡極。然而在那時又那裡會還有殺人的事件產生呢？

正因為直到今天，真真夠得上更好的人生新目的的，提供得不夠多，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科學，種種文化人生中應有的幾塊大柱石還未安放好，還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而且有好些前人早已提供的，後人又忘了，模糊了，忽略了，或是故意地輕蔑了，拋棄了，遂至於文化的人生有時要走上逆轉倒退的路。更好的消失了，只有挑選次好的；次好的沒有了，只有挑選不好的。

人類到了吃不飽，穿不暖，倦了不得息，日里不得好好活，夜裡不得好好睡，病了不得醫，死了不得葬，人類社會開始回復到自然人生的境界線上去，那竟可能有人吃人。到那時，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惡，那還是一種人類自由的選擇呀。

局面安定些了，亂國用重典，殺人者死，懸為不刊之大法。固然法律絕非是太平盛世理想中最可寶貴的一件事，人文演進之重要關鍵不在此。若使教育有辦法，政治尚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辦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辦法，戰爭又是次好的；只要戰爭有辦法，較之人吃人，也還算得是較好的。

依照目前人類文化所已達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都在正面誘導人，感化人，都在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之自由，都還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類，無論如何，是在限制人，壓抑人，而並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於更少的自由里，只能算是次好的。戰爭殺伐，只在消滅對方人之存在，更不論對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

至於到了人吃人的時代，人類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時便只有各自求生，成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時則只有兩個目的給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實則只有一個目的，叫你儘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時，便沒有什麼不好的，同時也不用說，到那時是再也沒有什麼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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