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豐富藝術史書寫

絲綢之路不僅是我國與歐亞非各國之間商業貿易的通道，更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樑。絲路的歷史，幾乎是一部濃縮的全球文明史，一部世界古代藝術史，更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

促進審美觀念變遷

絲綢之路以「絲綢」為名，且以「絲綢」為最重要的載體，原產於中國的絲綢（原料、紡織品、服飾）以及與其相關的技術、藝術、文化等傳播到世界各地，藉由這條絲綢之路，產生、發展於不同文化土壤中的紡織服飾品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教授劉瑜提到，在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古城遺址歷史博物館的一幅彩色壁畫中，描繪了唐朝使臣攜帶蠶繭、生絲和白絹參加粟特王盛會的場景，表明唐代前後中國絲綢以及技術已經傳到中亞。

紡織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各地區、各民族融合生存的一種最常見的形式。劉瑜表示，服飾藝術的日常性、實用性、流行性、展示性等較其他藝術門類更強，更加具有顯現性和傳播性。以人類最日常的服飾和紡織品藝術為載體，闡釋絲綢之路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影響是頗具代表性的。

南方絲綢之路是連接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同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地中海地區文明的重要通道。四川文化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詹穎表示，這條通道不僅帶來了貿易的繁榮，更帶動了政治、哲學、宗教等文化領域的交流與互動，留下了豐富的藝術遺存，體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

詹穎認為，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藝術遺存反映了各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呈現了我國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民族融合與經濟交流過程中出現的藝術上的審美觀念和形式變遷，表明巴蜀文化是一個開放的文化體系。巴蜀文明與東南亞文明、南亞文明、近東和歐洲古代文明較為廣泛的文化交流，為世界古代文明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東西方文明交匯碰撞

絲綢之路上中西樂舞的交流與融合也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員茅慧深有體會。她舉例道，《後漢書》中就記載了漢靈帝對當時稱為「胡」的地區的各種生活時尚和文藝種類的愛好。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並從西域帶回《摩柯兜勒》，漢宮樂師李延年又根據此曲另作28解新聲，琵琶、胡笛、箜篌等新型樂器也先後傳入中原。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這種樂舞交流更加深入。茅慧坦言，絲綢之路對中國中古史階段樂舞格局的奠定、規模的形成和對後世的發展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宗教也是絲綢之路藝術交流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疆克孜爾石窟藝術，地處絲綢之路要衝，在繼承本地區、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印度、希臘等外來文化成分，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佛教藝術。」新疆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李勇介紹說。

在李勇看來，佛教藝術的傳入，致使絲綢之路宗教藝術趨向多樣化及程式化，犍陀羅藝術也沿著絲綢之路從中亞向東方傳播，其中的希臘和羅馬的藝術手法，包括建築形制、色彩搭配、裝飾繪畫等廣泛運用在佛寺、石窟、佛塔建築中。在絲綢之路整體線路的影響下，通過耳濡目染，反覆接觸中國文化，在西方造型藝術家的視覺記憶中，也潛意識地融進了東方元素。

作為極具表現力的藝術體系，絲綢之路上宗教藝術的獨創性、持久性以及它與東西方文明聯繫的廣泛性，對東西方文明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深遠意義。這兩種文明隨著絲綢之路產生交匯和碰撞，相互影響相互包容，跨越不同的文化特徵，為人類文明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李勇道出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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