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逝世一周年：成為「民國范兒」大家閨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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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5 日，楊絳先生辭世，有人感嘆「世間好物不堅催，彩雲易散琉璃脆」，而更多的人，懷念楊絳，也是在懷念那一代人生活的時代，一個終於徹底落幕的民國大師時代。

楊絳（1911 年 7 月 17 日—2016 年 5 月 25 日），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

民國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大家閨秀，滿腹詩書的女性們，是這段歷史裡一道獨特的清麗風景。

當「閨秀」相遇「民國」，彷彿充滿著別樣美感。但是，如果想要在民國成為「名媛」，有諸多的「硬性條件」。

首先，民國的大家閨秀們，即使不是毓質名門，簪纓世家，家中也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或是文化背景，例如張愛玲即是晚清重臣李鴻章的外孫女，楊絳的父親則是民國第一位翻譯盧梭、穆勒等人著作的思想家楊蔭杭；

第二，在民國成為「名媛」，還需要有較好的教育背景，尤其是在西學東漸的文化潮流下，這些女性大多留學英美或是日本，例如民國的宋氏三姐妹畢業於美國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楊絳在和錢鍾書結婚後，也伴隨丈夫先後赴英國，法國留學；

宋家三姐妹

第三，這些民國的「名媛」，有自己「傲人」的朋友圈，一如林徽因的會客廳里，都是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一類人物，而中國近代女權第一人的林宗素則是和蔡元培、黃興、孫中山等人私交甚篤。

出生名門，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些並不足以勾勒這些閨秀們的全貌。對於走近這一群體，更需要看到她們因選擇而展開的不同的人生。

有一位名為鄭念的閨秀，原名姚念媛，1915 年生於北京，父親是留日海歸，北洋政府的高官。

鄭念

她的前半生，溫柔平順，丈夫是鄭康祺是當時民國時期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後來又出任英資殼牌石油的上海辦事處總經理。

時至「文革」，她被捕入獄，在獄中雙手被長時間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這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裡面的內褲。

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

當紅衛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爛的時候，她及時地阻止了他們，而當她後來拿回這些古董，她毫不猶豫地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另一位閨秀——楊絳的姑母楊蔭榆，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校長，然而比起鄭念，以及楊絳的一生，她並未被冠以「優雅」，而更多是毀譽參半的「坎坷彆扭」。

大多數人對楊蔭榆名字的熟悉，來自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魯迅在其中痛斥時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的不作為，正是釀成三一八慘案的罪魁禍首。

楊蔭榆早年被嫁了一位門當戶對的丈夫，然而那個時代怎可能像我們此時，在婚前對夫婿做全面考察？她婚後才得知這位公子是一位「傻丈夫」。無奈只得逃婚。

之後，楊蔭榆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專業學位，在楊絳的文章中，還記錄了當年楊蔭榆赴美讀書的情境：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

學成回國後，1924 年 2 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許壽裳任女高師的校長。

在辦學理念方面，楊蔭榆強調秩序和學風。她要求學生只管讀書，不要參加過問政治活動，反對學生動輒上街遊行。在校務方面，管理較為嚴格，這樣引起了一些學生的公憤。學生和她之間，有過很多次小衝突。當然這其中也有很多並不支持她的勢力在暗中活動。

若身處我們這個時代，楊蔭榆或許會成為一位「好」校長，用自己融匯美國理念的的教育觀澆灌學子，只是當時身處亂世，各方政治勢力此消彼長，楊蔭榆卻因和部分學生的衝突，開除了「對付」自己的同學，這其中便有許廣平。據說，她還招來軍警，關閉伙房，最終遭到很多人的口誅筆伐，而「下課」。

之後，楊蔭榆被迫返回到蘇州老家，繼續在家鄉辦女學。她的人生結局壯烈凄慘，當時日本人已經佔領蘇州，楊蔭榆多次用流利的日語同日本人交涉，家裡也成為了很多女性的避難所，最後，她被日本人踹入河裡……此後又連發四搶，直至河水泛紅……

在第一位女校長之外，民國還有很多閨秀拔得「第一」。

比如中國第一家專為女性開辦的服裝公司的創始人——唐瑛。她父親唐乃安是獲得庚子賠款資助後的首批留洋學生，之後成為上海灘第一個留學回來的西醫。

唐瑛生活做派和現在的很多女性有相像之處：一身名牌——Channel No5 的香水、Ferragamo 的高跟鞋、Dior 的口紅、LV 的手袋……而且會 DIY，自己會做很多衣服首飾，最後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專為女性開辦的服裝公司——「雲裳服裝公司」，有一件這家公司出品的衣物，會有如現在穿一件設計師爆款一樣的效果。

唐瑛

另一位第一不得不提林宗素，她是中國男女平權運動的先驅。她 1877 年出生於福建閔縣，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兄長是近代著名的辦報人，革命家林白水。林宗素東渡日本求學，期間熱心革命運動，在當時的留學生中，被稱為「東京的一支紅玫瑰」。

林宗素

她回國後舉辦的婚禮也非常奪人眼球。當時她穿著粉紅色的婚紗，沒有繁瑣的迎親娶親細節，只與丈夫湯忠一起站在大門口，結婚不用媒人，新娘不上花轎，不用頭蓋。這樣的婚禮在當時的福州稱得上是「驚世駭俗」了。

1911 年 11 月 12 日，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林宗素因早年追隨兄長辦報，積累諸多社會見識。當時她深感共和既成，正是一改五千年沉珂，實現男女平權的歷史機遇，迅速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力量，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在上海成立女子參政會。

之後為了將男女平權，將女子參政權力落到實處，林宗素在 1912 年 1 月 5 日北上謁見孫中山，並且得到孫中山的口頭認可。

很快，伴隨著民國初年形勢的急轉直下，林宗素等人對於男女平權的期望也只能虛化。

當時先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卻偏偏不提性別平等，引起林宗素等人的不滿，再到宋教仁倡導政黨政治，為了爭取多數議員同意，不惜刪掉同盟會中男女平等的內容，最終雙方在1912年2月21日的南京臨時參議院大鬧起來，一眾女傑甚至掌摑宋教仁，而輿論界則是故意醜化這群女子平權運動者，大肆渲染女子參政代表衝突中女性的醜態：「大肆哮罵勢將用武議長命。衛兵戒嚴某女士聲言若不容再來，必以炸彈手槍實行示威雲。」

但隨後宋教仁被暗殺，袁世凱獨裁，女子參政運動最終只成為民國初年曇花一現的盛況。

當時一同參與女子平權運動的女性，如秋瑾、唐群英，她們大多和林宗素有著共同的早年經歷：留學日本，早年就投身革命，和黃興，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私交甚篤，而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平息之後，她們的命運際遇也有所不同，秋瑾最終被日本人殺害了，林宗素只能在大會上痛心疾首「秋瑾非為個人而死，非為女界而死，實為我男女四萬萬人共有之國家而死」。唐群英則是回到家鄉，興辦女學，只得寄期望於社會改良和教育。

林宗素也因為和丈夫湯中在女子平權等政治問題上的分歧，婚姻最終走到了盡頭。

再到 1926 年 8 月 6 日，兄長林白水慘遭軍閥張宗昌殺害。林宗素強忍悲痛，出面料理林白水的後事。關閉報館。

1944 年，林宗素在雲南昆明去世，身後蕭然。

提到民國的閨秀，不得不提張家四姐妹。他們的祖父張樹聲為晚清重臣、淮軍名將。父親張冀牖則是近代著名的「樂益女子中學」的創辦人。

而張冀牖的四個女兒中，長女張元和，精崑曲，其夫顧傳玠為名噪一時的崑曲名家；次女張允和，擅詩書格律，丈夫周有光為語言學家；三女張兆和為名編輯，夫為一代文豪沈從文；四女張充和通書法，執教於耶魯大學，丈夫是為漢學家傅漢斯。

當時張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葉聖陶就說過：九如巷的四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

這四姐妹中，三姐張兆和與沈從文的愛情最廣為人知。只是，人們大多隻知道故事的前半截——記得沈從文那些給「三三」（張兆和）的情書，不記得後來才子佳人婚後的隔膜。

沈從文與張兆和

還要將這一對的命運走向歸於歷史的推波助瀾。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左翼文學運動士氣高漲，文學被認為是服務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此時，張兆和穿上了列寧裝，沈從文卻還在」不合時宜「的追求自己理想王國里的純粹文學和自由主義。

左翼文學思潮的衝擊下，沈從文剛開始是停了寫作，只能改去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到後來被下放改造。

張兆和卻不能理解丈夫的逆時而動，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傾家蕩產的收藏古董文物，甚至問他，為什麼要」 打腫臉充胖子…不是紳士冒充紳士」，她不懂他，而他說她「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為人，還不如說愛我寫信。」

到後來沈從文一度被折磨到精神恍惚，不斷念叨著「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張兆和只能無言地面對此情此景，眼淚禁不住滾滾而下。

在沈從文逝世之後，張兆和則成為整理沈從文的文稿的人，讀完他所有的文章。張兆和才感嘆道：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過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張兆和與沈從文的愛情，在歷史波雲詭譎的變幻下，始終不能只是小兒女的情態，新時代里兩個人不同的政治走向也成為他們人生共同的考驗。

現在，「閨秀」二字也隨與時代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對女性更細緻的稱謂——宅女、干物女、腐女......我們在小時代里活的多姿多彩。

然而那些逝去的民國閨秀們，她們來自於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她們是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混合連接體，她們的父輩、她們與同輩們在一個瞬間誕生又消亡的時代中與世界發生劇烈的碰撞，因此每一位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承擔了獨特的歷史責任，以至於都如流星般燦爛。

然而那個大時代已經走遠了，現在看文的女性們，大多並未經歷她們那樣的時代洗禮。如許知遠曾在《十三邀》採訪張楚的那一期中說的那樣，驚聞楊絳離開後，感到那個「中國」已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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