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他的三次時代錯位

小崔已經54歲了，餘生他只想做自己，不在乎大眾喜不喜歡。

一

2000年的春晚，其實彌散別離的氣息，許多人的命運在那一夜後，滑向不可知的方向。

這是總導演趙安最後一次執導春晚，三年後他受審入獄，被判十年。

這也是鞏漢林身邊第一次沒有了趙麗蓉，五個多月後，那個笑語溫和的老太太撒手塵寰。

這一年，也是牛群第一次單飛。他躊躇滿志南下為官，從此將命運迷失在蒙城飛揚的塵土中。

那一屆春晚，還有一對特殊的歌唱組合。男聲是崔永元，女伴是林心如。

兩人合唱了一首《溜溜的她》。小崔唱歌基本不在調上，被群演推向林心如時，還臉帶羞澀。

那一年是他受公眾寵愛的頂峰。各個階層的人們，統一喊他小崔，言語中都透著寵溺。

他是鄰家的小崔，也是大媽們的兒子。

隨著寵愛增多，人們開始喊他央視的良心。後來，誇張到中國的良心。

他意味著誠實，他代表著真實，他是僵硬體制偶然露出的一抹親和笑容。

段子中說，在央視，一看白岩松那張臉，感覺要出大事了；再一看崔永元那張臉，感覺其實也沒啥事。

1996年，《實話實說》開播，很快萬人空巷。如同今天的年輕人看高曉松的《曉說》一樣，人們發現，長得不好看的人，原來說話這麼有趣。

《實話實說》現場引入了樂隊。音樂隨著談話情緒隨時插入，彷彿在撥動一個時代的琴弦。

小崔在圓形的演播現場居中而坐，侃侃而談。他試圖用笑聲包裹尖銳的話題。然而很快，節目選題報十個能斃掉七個，並成為常態。

其實，台長早就警告過：實話實說是有前提的，你說的實話，不是多麼大不了的話。

有一期，崔永元想做一個畫家的故事。畫家小時逢十年浩劫，聽老師說了句林彪不好，就揭發了。結果老師被囚廁所，浸著糞水。畫家良心發現，給老師拿去個西紅柿。

老師當時說了句話，我最喜歡吃西紅柿了。畫家刻骨銘心。

三十年後，畫家功成名就，想找老師說聲對不起。

《實話實說》將滿頭白髮的老師請到現場，一切如願。然而節目不讓播。

這讓小崔抓狂，他執拗地要播這一期。

最後我堅持到什麼程度呢？我說你讓我改哪兒我就改哪兒，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纏著他，我就陪著他在那兒審片，你說去掉這句話，我就去掉這句話，加上那個鏡頭，我就加上那個鏡頭，最後播出了，100分變成60分，叫《對不起，老師》。

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崔永元勉力支撐。直至唱《溜溜的她》時，他已經支持不住了。

同時代的沈灝說，對一個年代的溫和的勸告，是遠遠不夠的。所以，當第一次把手掌拍向鼓邊的時候，我明白，終有一天，他會拍出鮮血。

跑贏時代的崔永元，開始滋生焦慮。

寂寞時，他就在家裡翻老舊的小人書。

小人書時間久了返潮，帶著發霉的味道。那味道，能給他久違的平靜。

二

2000年後的《實話實說》，不痛不癢，不溫不火，堅持到2002年，崔永元放棄了。

他的白天昏沉短暫，夜晚卻無比漫長。他經常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點還沒入睡。

長夜中，他與心魔糾纏不休。他不理解收視率需求，不理解商業化運作，不理解講真話的規則，以及人人沉默的社會現狀。

那些加諸於他的良心名號，反過來成為枷鎖，讓他成為時代病人。

病症最嚴重時，他住院，需24小時陪護。他一度考慮自殺的方式，但又自嘲那樣死亡，醜陋，且不完美。

抑鬱症治好後，憤怒並未消退。

他說，長時間的失眠和抑鬱，就是自己對自己無事生非。

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憂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國的電視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說國家地理頻道有個欄目廣告（不是商業廣告），我特別不能接受，它的第一個鏡頭是「9·11」那個大樓塌了，視覺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說你想沒想過，那些失去親人的人打開電視機心裡會怎麼想？我為這些憂慮，想給他們寫信。是不是有病？

他無法形容晚上的孤獨，以及一個人戰鬥的寂寞。

他在半夜與方舟子論戰，他在半夜上傳轉基因紀錄片，他在半夜給中國農業大學的校長寫公開信，甚至在半夜翻找罵他網友微博上的黑點。

他在黑夜中亢奮，並離白天越來越遠。

在崔永元生病的幾年前，有個作家叫梁左，同樣陷入黑白顛倒的作息之中。梁左一生寫了許多喜劇，生命最後時光卻深陷寂寥。

梁左曾努力調整時差，終於能趕上一次清晨醒來，感慨說還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

那些曾逗人發笑的人，其實許多自己都不開心。

崔永元說他曾經很好玩，一到辦公室就滿是笑聲。同事姓馬，生孩子求名，他一本正經地開玩笑說叫馬奮，寓意奮鬥，大家笑了一下午。

然而，生病後的崔永元已失去趣味狀態，「生病加責任感，讓人一點都不好玩。」

他在微博回了水均益一條微博，感慨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他不再領跑時代，而是對這個時代敬而遠之：他們做得歡天喜地，節目賣得好、人氣高，我真覺得跟我沒關係。

他想像的電視是傳遞和產生思想的，如果這個達不到，其他沒用。

他期待下一代年輕人主宰的時代。

因為年輕人足夠不聽話，而只有足夠不聽話，才能打破那些他討厭的規則。

三

他重走長征路，他拆解老電影，在空間和歷史中，迴避時代的鐵幕。

在央視，他做的最後一檔節目叫《謝天謝地你來啦》，主打無準備的即興表演。

如果不能實話實說，那麼起碼來點真實的表演。

告別央視之後，他回歸母校，躲進小樓成一統。

他不想再做公眾人物，也讓那些習慣了電視上小崔的觀眾，五味雜陳。

幾年前，他受訪時說，喜歡我的人應該擦亮雙眼。

「如果你喜歡以前他在電視台那個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會回到那個形象了。」

一夜成名之前，崔永元做了9年央廣《午間半小時》記者。

節目選題領域廣泛。他泡了半年體委，弄清楚整個足球黑幕，採訪了半年保險，又把保險摸得門清，並決定再也不買保險。

這些經歷，給予崔永元足夠自信，也成為他開炮轉基因的底氣之一。

他的調查結論毀譽參半，與方舟子、司馬南、農業部的惡戰，也一次次刷新著他的形象。愛他者奉若神明，恨他者詛咒入骨。

他不再是電視上壞笑的小崔，言辭激烈時也再無樂隊奏樂，來沖淡火藥味。

倘若時光倒流回2000年春晚之前，我相信電視上那個小崔，如果怒斥轉基因，一定舉國景從。即便有質疑的聲音，熒幕中的他，也聽不到。

如今，崔永元終於找到有限度自由說話的方式，但在這個時代，他同樣需面對質疑、嘲諷和謾罵。

小學時，崔永元在丰台讀書，時常瀟洒逃課。一次上課時，他把書包從窗戶扔出，跳上窗檯準備跳出時，老師回頭。

他騎在窗台上一臉尷尬，默默回座位。

窗外就是他想要的自由。或許自由即意味著尷尬的過程，意外的打擊和未知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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